与分工精细的传统陶瓷体系相比,创意陶瓷的手作人从泥料配置开始,单打独斗完成全部流程。景德镇作为手作之都,完善而便利的生产条件能让他们快速起步。创意市集则让他们能够在陶瓷行业里谋生、成长,甚至是成名。它也是景德镇最具活力的空间。
文|吴丽玮
我们去景德镇时,恰好赶上了逢周六上午开放的乐天陶社创意市集(以下简称“乐天市集”)。搬迁后的新场地在湘湖双凤桥的一个老厂区大院内,院子中间醒目的位置用大量各色各样陶瓷碎片堆成一座小山,艺术性十足,成了游客来逛市集的第一个打卡点。100多个入选的摊位分成A、B两个区域,前者代表被认可的老摊主,后者则是受鼓励的新人。作品虽在形状、装饰和烧制方法上各异,但大多以杯子、餐具这样的实用器为主。无论是摆摊的还是逛摊的,有咖啡、宠物和广播里乡村音乐的陪伴,大家都显得悠闲自得。
每周六上午开放的“乐天市集”为景德镇年轻人的生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蔡小川 摄)
乐天市集原本在靠近市区中央的雕塑瓷厂内,随着那里成为热门旅游打卡地,市集搬到了现在比较偏远的位置,此外还要收
50元入场门票,明摆着要躲开景德镇的泼天流量。搬迁和收门票都是社长郑祎的决定。这位在英国长大的香港陶艺家给人的印象一直是说话直率,不留情面。她告诉我,市集就怕看热闹的游客太多,挤占了原本纯粹的市场环境,
“我相信我们的东西是最好的,好的东西就应该留给懂得欣赏的人”。
毕竟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正是乐天市集和高质量
顾客的出现,一大群从事创意陶瓷制作的年轻人才能在景德镇活下来。
古月是目前乐天市集里最被市场认可的摊主,他的陶瓷作品即将在苏富比拍卖。10年前,他从景德镇陶瓷大学(以下简称“陶大”)研究生毕业后,找了一份陶瓷设计师的工作,但发现公司只跟着爆款走,他觉得没意思,连工资都没要就辞职了。他来乐天市集摆摊卖作品生存。第一批茶壶和碗,坯子是去作坊里给拉坯师傅打下手免费讨回来的,他把自己在校期间积累的画稿拿出来画在器物上,去街上的公共窑跟人搭伙烧窑,也很便宜,烧好之后拿去乐天市集上卖,“从那以后挣的每一毛钱都是属于自己的”。
进行陶瓷现代表达的独立手作人是景德镇最具活力的艺术家群体(张雷 摄)
乐天市集上除了谋生,关键是能见到很多行家。逛市集的顾客里有美院的教授、鉴宝的专家,他们时常会给年轻的摊主们带来启发,有时也让人诚惶诚恐。古月说:“有些人真的能当你的老师,可以跟你侃侃而谈,问问题能把你问得哑口无言。”有一次有个坐轮椅的老先生到摊位前看古月画的一批碗,碗上的图样是古月对传统纹样进行的重新设计,老先生逐一点评出纹样所属的朝代。古月说:“他说的每个都对。说完告诉我:‘你有个不好的习惯,有几个颜色是不能搭在一起的。’”古月回忆道,老先生推荐他重新研究一段历史,“他跟我说,让我去博物馆看仅有的两件展品,看完就懂了。”等老先生走后,旁边人告诉他,这位老先生是毛瓷设计师团队的成员,在景德镇传统瓷界辈分特别高。
乐天市集也让这些独立手作人获得了被更多人看见、能与外界交流的机会。
小雪和王啸两夫妻在乐天市集摆摊时,遇到一位在欧洲定居的策展人邀请他俩去里斯本做双人展。小雪说:“老先生见了太多一线、二线市场商业性的内容,觉得我们做的小玩意儿很有意思。”他们在那儿待了一个月,展出了小雪做的小人儿主题的器皿和王啸结合了釉上彩技术的陶瓷雕塑。“除了开幕那天在画廊里,其余时间就在城里溜达,发现有很多很厉害的画廊和首饰店,那么先锋,但是又特别低调,每一个都在小小的房子里默默做自己的事,跟国内凡事都讲排面的感觉很不一样。”小雪说。那次展出回来,两个非常蔫的人建立了一些自信,觉得在景德镇用手作的方式活下来可能没那么艰难了。
“乐天市集”的新址中央用陶瓷废料堆成一座小山,提醒着人们关注陶瓷污染和回收再利用的重要性(蔡小川 摄)
乐天市集在景德镇发挥出的作用是郑祎一开始没有想到的,她1995年第一次来景德镇时,只是把这里当作了解中国陶瓷的一站。郑祎告诉我,那时她已经在香港定居很多年,在香港开了乐天陶社,致力于交流和传播陶瓷文化,能到景德镇来,是因为从美国回来的景德镇艺术家李见深在本地做了驻场项目。这是一种在西方很流行的艺术商业,为外来的艺术家提供本地食宿和工作空间,让他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段时间的创作和研究。
景德镇的陶瓷生态让郑祎感觉到十分新鲜,“走到哪个巷子里都能看到一些工艺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觉得好好玩”。她看老师傅在石膏模具里制作泥巴硬坯,硬坯靠近石膏的一侧通常会干得很快,为了保证干湿度平衡,西方艺术家会用吹风机吹干另一侧,而景德镇老师傅只用报废的泥巴碎片就够了,垫在坯子上,多余的水分直接被吸干。在此基础上更多的是不理解。郑祎说道:
“在西方国家,一个陶艺制作者要从买泥巴开始,拉坯、上釉、画画、烧窑,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做。但景德镇的烧窑师傅竟然不懂配釉,如果不懂釉,就不知道釉在窑里会发生什么变化,那到底是怎么把陶瓷烧好的?”
“乐天陶社”由郑祎创办,她将新的陶艺观念和工作方式带入了这个传统世界(蔡小川 摄)
这种陌生感和随之而来的解释冲动成为郑祎的创作源泉。
郑祎说:“我看一位德国人写中西方文化的差别,说到中国的汉字,不像字母文字那样一看就能读得出来。汉字的一撇一捺单拿出来是没有含义的,只有组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字,有它自己的意象。所以我想中国人的工作方法也是这样的,虽然个体可能微不足道,团结起来就能把事情做好。”
她的作品充分利用景德镇的优势。郑祎找了雕塑瓷厂里捏瓷工艺最好的一位女师傅,请她为自己制作手捏蝴蝶,每只蝴蝶要分成9个部分,分别制作完再粘在一起。郑祎把3.5万只陶瓷蝴蝶串起来,装饰在一件巨大的汉服上,由此开启了她标志性的“蝴蝶衣”作品系列。“远看是一件汉服,西方一定知道这代表中国。但当你走近看的时候,发现上面的每一只蝴蝶都是不一样的,它代表着中国很大,文化很丰富,永远有看不完的东西。”郑祎说。“蝴蝶衣”系列曾在美国国家陶瓷艺术教育年会、日本美浓国际陶瓷艺术展等世界级陶瓷展上获奖,其中最大的一件作品被大英博物馆收藏至今,成为反映当代中国的一个标志性陶瓷艺术符号。
郑祎的代表作“蝴蝶衣”充分利用了景德镇的优势,她请了最好的手捏师傅帮她制作陶瓷蝴蝶(蔡小川 摄)
在景德镇获得巨大成功之后,2005年,郑祎在这里办起了跟香港同名的乐天陶社,虽然出发点是为了给外来艺术家提供更舒适的驻场环境,但客观上它将新的陶艺观念和工作方式带进了景德镇的传统世界。
当时的乐天陶社与它租用的雕塑瓷厂形成巨大反差。曾在业界颇有名气的景德镇雕塑瓷厂当时已经破产改制,厂房承包给了私人,一些有技术的工人留下来开小作坊,其余的地方租给了跟陶瓷有关的外来人,场面混乱而无序。郑祎印象最深的是厂区里晚上一片漆黑,“路灯的灯泡全都被人偷走了”。
乐天陶社所在的雕塑瓷厂,这里的老师傅们藏龙卧虎(
张雷 摄)
外国艺术家的造访,打破了看上去破败又一成不变的传统样貌,雕塑瓷厂变得活跃了起来。“国外艺术家来了,就有人问能不能让他们开讲座。”郑祎回忆道。最初几年讲座开得很随意,艺术家想聊什么就聊什么。有个艺术家讲陶瓷创作跟基督教的关系,听众根本就不明白台上人在说什么,但即便如此,讲座的影响力之大还是远超她的预料。“除了雕塑瓷厂的工人、陶大的学生,甚至我有一次坐出租车,那位司机告诉我,他也来听过讲座。”郑祎说。
西方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也给景德镇年轻人不少启发。
陶大设计艺术学院教师綦明在美国读完研究生后,曾应聘到乐天陶社的实验工厂里工作。当时的实验工厂承担着为外国设计师制作作品的工作,这让员工们有机会深入理解国外艺术家的陶瓷观念。“比如荷兰设计师想做的一盏钻石形状的陶瓷灯,景德镇的作坊都做不了,就由我们来做实验。前前后后做了三年,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终于完成了。”綦明说。英国籍陶艺家安田猛当时担任着乐天陶社的创意总监,并且常驻景德镇搞创作,很多年轻人都曾去他的红房子工作室参观,大开眼界。“原本我们是习惯了玩泥巴总是弄得到处脏脏的,但参观了他的工作室才知道,原来做陶瓷也可以这么干净,所有的工具都摆放得井井有条。”曾在乐天陶社负责咖啡馆业务的余玲玲向我回忆道。
乐天陶社所在的雕塑瓷厂的老师傅(
张雷 摄)
安田猛和郑祎的影响力叠加在一起,又吸引了更多的海外艺术家来到景德镇。
景德镇开始变得洋气起来,增加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国外艺术家想喝一杯纯正的咖啡,但那时景德镇只有‘上岛咖啡’。”余玲玲回忆道。乐天开业了景德镇第一家现代咖啡馆。安田猛亲自去挑进口的商用咖啡机,教会员工如何制作咖啡。咖啡馆颇具景德镇的特色,使用的咖啡器具很多都是驻场艺术家的作品。余玲玲说,乐天陶社的咖啡馆顺理成章地成为当时向往现代陶艺的年轻人聚会的地方,尤其是像她这样从大城市美术学院毕业之后来景德镇工作的人,乐天陶社的人、氛围和环境设施是最能抚慰在小城镇偶然失落的年轻人的。
外国艺术家的到来激起了一批年轻人从事陶瓷创作的热情。他们单打独斗地掌握从泥料配置到成型方式、烧成方式和装饰方式等等全盘技术,而不像传统瓷体系,每个人只在一门技艺上发扬光大即可。这些年轻人组成了景德镇的独立手作人群体。
经常在乐天陶社开讲座的钟友健勤勤恳恳地探索陶瓷的每一个环节。我们去找他时,他正在工作室大窗户底下对着阳光修坯,之后还要依计划每天完成一定量的拉坯练习,泥巴、化妆土和釉料也是自己来配,各步骤完成之后,按照所期望呈现的效果,分别用自己的两只电窑和一只气窑来烧。只有最后的销售环节被他授权给了几家代理店铺,有朋友上门想找他买几只杯子,他礼貌地拒绝,说不能破坏跟店铺的协议,保持着独立手作人的边界感。
钟友健每天都勤勤恳恳地磨炼陶瓷技艺,希望在作品中呈现自然之美(张雷 摄)
在作品风格上他深受日本柳宗悦的“民艺理论”影响,强调朴素、自然和实用之美,所做杯子和餐具都造型简洁,色彩以白色或淡青、淡粉的自然色调为主,杯面上留有泥土中矿物元素形成的黑点,表现出一种粗粝的质感。
为了体现这种“自然和谐之美”,除了常规的拉坯造型之外,他的日常探索主要集中在研究材质上,“从配泥巴,到化妆土,到釉料,要找到最好的呈现效果”。泥料要求自然。他觉得景德镇的商用泥洗得过于干净,“用吸铁石把铁全部吸出来,瓷泥就像漂白了一样”。于是他在泥里加乐平山上的土,“含铁量高,你可以通过增减土的用量,控制烧成之后析出铁点的量”。但是单纯的一种山土和田土很难达到现代瓷器的要求,比如要强度高,不能渗水。十几年前,他陪一个法国记者去天宝窑采访。天宝窑是20世纪70年代景德镇政府依照古法复制的一个传统柴窑,建在高岭山脉的西南方。法国记者问当地师傅,为什么这里的田土直接拿来盘泥条做大缸,可以烧到1260摄氏度这么高,普通的田土早就承受不住了。钟友健听师傅说,是因为高岭山经过千百年河水的冲刷,高岭土沉淀到河床里,所以田土里高岭成分是很高的。高岭山是全世界瓷泥的统一名字“高岭”的出处,作为洁白细腻、可塑性强的瓷器“筋骨”,高岭土最高可以烧到1700摄氏度。他把这一点记下来,用天宝窑附近的田土满足野生和结实两项要求。
他的方法都是自己缓慢地积累下来的,很长时间他不知道是否得当,也不知道该跟谁交流。
他在景德镇的艺术展里见到日本陶艺家森冈成好的作品,用一种看似随意的陶土,不上釉直接烧,呈现出泥土本身的质感。他非常喜欢,就委托画廊帮他提问,对方作品里用到了哪里的泥料。“森冈成好回复我说,用的是冲绳岛上的泥巴,经过长时间的焖熏,所以有泥巴本身的色泽。”几年前他收藏过作品的另一位日本陶艺家小山乃文彦去年来景德镇做展览,钟友健又买了一只高足盘,发现这次摸起来跟之前的手感不一样了。他问小山乃文彦:“你的釉面比两年前更温润了,是加了什么新东西吗?”对方说,釉料中的灰变了,用了一种新的树灰。“我跟他分享我的配比,我用的是传统的釉,灰是蕨类植物的灰,跟他的想法很类似。他也跟我分享了他的泥料,是从家里后院挖的。跟他们交流之后,我心里就踏实了,原来大家的探索方式都是差不多的,经常都是没有边际地去各种尝试。”钟友健说。
除了材料和技术上的揣摩,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表达。
张楠在放弃北京的艺术家生活后,来到景德镇用绞胎泥塑的方式进行新的艺术表达(张雷 摄)
张楠从中央美院雕塑系研究生毕业后,原本想留在北京做一名签约画廊的艺术家,但她很快厌倦了要迎合市场、按照一定套路去创作的工作方式,再加上当时居住的黑桥艺术区在北京市政建设中被拆除,她决定搬到景德镇生活。现在,她住在偏远的西安村里,过着看上去离群索居的生活。每个月她会制作和销售几十个绞胎工艺的杯子,用以维持生计。市场上这种风格比较稀少,张楠告诉我,喜欢杯子的都是老客人了,多买几个也完全不会重样。
绞胎陶瓷是一种出现于唐和北宋时期的古老工艺,它是将两种以上不同颜色和质地的陶泥揉和在一起,相绞拉坯,制作成型。泥坯绞揉的方式不同,会在表面形成变幻无穷的肌理。独立手作人鲜少使用绞胎陶瓷,很多人都会认为它工艺过于复杂,并且失败率太高。但工艺恰恰体现了张楠的专长。
我们看她制作绞胎所用的陶泥,充分发挥了她学雕塑时长期训练揉泥的优势,几块湿度和柔软度相当的陶泥叠放在一起,她用两只手同时往里挤的“羊头揉”和左一下、右一下分别往里推的“菊花揉”,将泥巴之间的空气充分排出,尽量保证烧窑时不会鼓包和开裂。
传统拉坯成型的绞胎工艺已经失传,张楠使用的是先制作泥板,再进行塑造的泥板成型法。这是一种公认的难度更高的成型方式。揉好的泥块此时已经在力量的拉扯中形成了行云流水或盘根错节的纹样,她把两块不同花色的泥块各自削成薄片再叠放一起,拍打擀开,再在案板上用甩打的方式将其抻长,泥坯上的图案于是变得更加扭曲和自由,甩打时不同质地的陶泥有时还会甩出沙子来。泥板成型要先裁出合适的尺寸来,她做出杯壁和杯底,以及她标志性的小青蛙腿形状的把手,将每一部分细细密密地粘在一起。张楠说,即便已经不断制作了很多年,但每一次入窑仍不敢保证多高的成功率,“因为每次的泥都是不一样的,做实验肯定会有失败,但我不希望重复”。她的杯子总是有新的纹样出现,比如深浅色相交形成的老虎皮纹、褐红色小圈圈像一只只兔子眼睛等等。
创意陶瓷工作室里(
张雷 摄)
在创意市集出现之前,初出茅庐的手作人虽然能够凭借景德镇完善而便利的生产条件快速起步,但因为没市场,很难生存下来。陶大的学生毕业后几乎都离开景德镇了。綦明2001年本科毕业后,发现在景德镇既没有合适的工作,也没有市场可以消化他们个人的作品,“前后三年的同学里,只有两三个人留在这儿,干的都不是本专业”。
从传统作坊里走出来的年轻人处境也不好。黄飞原本是雕塑瓷厂里学青花山水的学徒,独立之后只能依靠一些南方老板画陶瓷的订单生活,经济上捉襟见肘。他的爱人符天娥也画青花,作品拿到陶瓷商店里寄卖,“卖得便宜,还常常被压价,一年也卖不出去几个”。
新人都很难进入主流圈子。“2000年前后,景德镇还处在‘大师瓷’时期,你的作品想要被人接纳,就必须考省级和市级的工艺美术师资格证。”黄飞说道。想拿到这些证书,往往需要花钱托关系,他尝试过,但混进这个圈子是很难的。
在创意陶瓷工作室里,制作陶瓷的全部环节都由手作人独立完成(
张雷 摄)
可以说,是年轻人求生存的强烈意愿推动了景德镇市集的出现。黄飞夫妇平时很喜欢去乐天陶社找外国艺术家交流,想寻找更多可能性。“去得多了,我们就问郑祎,能不能在乐天咖啡馆门口摆摊?”黄飞回忆道。景德镇每逢周一凌晨有著名的“鬼市”,卖新的陶瓷,也能淘到古瓷片,生意和口碑都很好,他们也想在年轻人聚集的乐天咖啡馆摆一个,就算本地人不接受无名无姓的创意陶瓷,那国外艺术家总不在意这些吧?对各种尝试持开放态度的郑祎同意了他们的想法。郑祎告诉我,她跟黄飞夫妇约定好,既然要摆摊,那就要好好摆,先连续摆8周看看效果。2008年末,第一次是黄飞和几个朋友一起摆的,卖了1000多元。等到了第8周,摊位增加到了几十个,卖了4000多元。生意不错,于是乐天陶社就正式增加了市集的功能。
对于出生在富商家族,极看重声誉的郑祎来说,办市集能不能赚到钱、能赚多少钱,都不重要,她只关心商品的质量,最基本的要求是原创性。余玲玲负责过乐天市集的运营工作,每周她都会筛选摊主的申请表,里面按照要求提交了作品的文字和图片介绍,并承诺由作者本人亲自出摊。有时郑祎会亲自进行额外的审核。古月刚开始摆摊不久,突然接到了郑祎添加微信好友的申请。他原本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没想到郑祎劈头盖脸地打了电话过来,“她问我,能不能在五分钟之内拍一段自己在制作的视频给她”。
古月后来才明白,这是郑祎的突击检查,生怕他在作假。这样的要求从一开始就切断了千篇一律的仿古、工厂生产线模式和古玩城雇人卖货的情形。
作品即将在苏富比拍卖的古月,决心用传统技法在陶瓷上绘出更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画面(受访者 供图)
产品质量让市集有了一定的口碑,它就运转了起来。刚起步的年轻人虽然作品很稚嫩,但新鲜的想法本身就有吸引力。
2008年入学陶大的赵磊是乐天市集的元老摊主,他现在已经在景德镇拥有一家规模很大的餐具企业。刚上大二时因为水平有限,赵磊在乐天市集上卖的是技术最简单的陶瓷首饰。他跟别人合租了间教室做工作室,晚上就去制作陶瓷项链和耳坠。“陶瓷配上绳子就是一个毛衣链,可以卖到98元、128元一条。”他告诉我,“买的最多的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批发商。他们来景德镇市场上找点不一样的东西,这只能是从学生中间找,去工厂里是肯定见不到这种设计的。有一次,批发商给了我2.6万元的现金,包下我全场所有的货。”
创意陶瓷市场的火爆也与2010年后茶文化在内地兴起有密切的联系。“那时经常有从北京马连道来的茶商,他们会说,旁边的店铺用了怎样的茶具,显得非常有品位,所以他们也要来找一些别致的款式。”赵磊回忆道。在做了一年陶瓷首饰之后,他开始转型做茶器具,“杯子一直都是市场上最好卖的产品,人们花几百块钱买一个碗会心疼,但家里有好几个杯子却不嫌多,这种消费习惯跟茶文化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经过了创意市集的磨炼和积累,赵磊从艺术小摊主转型成了拥有生产线的陶瓷企业主,也成了“景漂”中的一种代表类型。根据景德镇政府的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留在景德镇的外地“景漂”人数超过3万人,市场则预计,在最近三年这个数字可能已经翻了一倍。
创意市集的出现,让景德镇在传统陶瓷之外,生长出一片新天地。人们通常会用创意陶瓷来形容市集上这些新产品,用以跟刻板印象中的仿古形制形成区别,无论是能找到传统瓷器素净影子的,还是看起来造型和烧成都狂野暴躁的,或者是跨越边界跟其他材料进行融合的,都能装在“创意陶瓷”这个筐里。
陶大的课程也顺应创意市集进行着调整。綦明介绍道,现在陶大的陶瓷艺术设计方向增加了很多传统之外的课,“比如手工器皿课,这个虽然不算新手艺,但过去不会教这么多纯手工成型的东西,面貌非常的西方。还有了专门的烧成课,学生们有了很多做实验的机会,现代柴烧、乐烧、苏打烧,这些都是国外传过来的烧成技术。再有就是文创课,过去学生的培养以做批量化的工业设计为主,现在毕业生自主创业的多了,做礼品和文创也是一个新的就业方向”。
只是产品种类和相应课程的充实并不能马上提高陶瓷作品的质量。綦明说:“随着陶大学生留下来的数量多了,还有从全国各个美院,或者国外回来的年轻人都汇聚到这,他们之间的竞争很激烈。最开始我们能在市集找到很多不同创意的东西,看上去似乎有点乱七八糟,
但现在就觉得大家做的都四平八稳,变化不是特别多了,找到新的市场空白是很难的。”
郑祎也对市集上的产品不满意。随着申请摆摊的人数不断增加,她的筛选标准在升级,“其实只有两个要求:技术要好,要有想法。但这两点都能做到的其实非常少,我们现在只能要求满足了一个条件就可以进来。”在此基础上,她会要求摊主不断创新,“就算是老摊主,半年内如果作品没有任何变化,也会被刷掉。”于是很多人在乐天市集出现一段时间后就消失了。
郑祎眼中为数不多的好作者里,古月是她特别欣赏的一位,在技术和思想性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2021年,郑祎在澳门策展“金沙陶瓷计划:无限超越”,邀请来自全球的陶艺家参展,古月的“瓷人七十二变”是景德镇唯一入选的单人作品。参展之后,这两件高度达1.6米的大瓷瓶被景德镇乐天陶社收藏,现在摆在驻场艺术家工作的大空间里。
古月的代表作“瓷人七十二变”如今收藏在“乐天陶社”的大空间内,这里也是驻场艺术家的工作场所和开设讲座的地方(蔡小川 摄)
人即便站在远处,也很容易被大瓷瓶上那浓烈绽放的传统画风所吸引。
上宽下窄、底部收缩的瓷瓶上,画面依随轮廓的变化被分成三个区域,在大片日、云、山、树林和鸟羽错落有致的画面掩映下,兔子形象的瓷工身着明清风俗画风格的利落打扮,露着精壮肌肉,进行不同工序制造的场景依次闪现。“场景从右上到左下,再继续延伸,人是看不到从哪里起笔,到哪里结束的,只会不自觉地跟着画面走,围着瓷瓶转起来。”古月向我介绍道,这是独属于陶瓷的观赏方式,创作者会故意制造出观看流程,“观众一旦跟着转起来,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比如鸡缸杯,只是巴掌大的一个杯子,但你看完仍然不记得它上面有几只小鸡、小鸡都是什么颜色、杯子上到底有没有花。你每次拿起杯子看都会常看常新。”
古月创作的是一个远比鸡缸杯复杂的巨型画面。他一直想基于传统的画面进行艺术创作。古月说:“传统瓷器最常见素色风格,典型的比如宋代梅瓶,淡雅的青色釉,配上一枝安静绽放的梅花就足够赏心悦目。但我也希望画面上能有热闹的场景,小时候听评书《三英战吕布》,非常心驰神往,我一直有一种把它画在瓷器上的冲动。
这样,梅瓶就不再只是清一色的安静祥和。人们也能像听戏似的,在静静欣赏梅瓶的时候,仿佛听到画面活起来的声音。”“瓷人七十二变”使用就是这种创作思路,他将其命名为“朝凤”系列,灵感来自民乐《百鸟朝凤》。“唢呐一会儿吹得跌宕起伏,一会儿又安安静静,我想把这种情绪在画面里传递出来。”于是有了山川和鸟羽穿插在画面中,形成或徐或疾的节奏感。
乐天陶社所在的雕塑瓷厂至今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制作工艺和流程(
张雷 摄)
在异形的陶瓷器物上绘制出画面和情绪,需要揣摩特殊的技巧。“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说,好的画面就像在器物上生长出来的一样。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实则要求你非常了解造型,你要感受到哪里凸哪里凹,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再重新排布画面,花瓶上哪里是人物的肩、哪里是腰、哪里是腿,在平面上的一条直线,在瓷器上是曲线表现出来的。而且你要在画面上表现出陶瓷的泥性。泥巴跟木头和石膏都不一样,后两者所见即所得,但陶瓷有一个在火作用下的化学反应。在窑炉的高温里,泥巴先从软变硬,在高温时又会有一个变软颤抖着的过程,最后才终于成型。你所使用的颜料和釉料,都要经历这样的考验,这些材料中不同成分的配比都是需要反复磨炼,并且谁都无法保证100%一定成功的。”古月说。
古月的风格是在不断汲取传统营养中逐渐形成的。2008年,他没考上中国美术学院,带着失落的心情来读了陶大。他在一条条简陋又泥泞的街上看光着脊梁的工匠们在小木屋里干活儿,“画面就跟《清明上河图》一样,安安静静地,都也不着急。如果是不懂陶的人,一定会觉得他们干的是既无聊又不挣钱的事。”这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工匠们后来被请到了课堂上,“老师上课,旁边有一个师傅来做示范,把老师口中的一个词用一套完整的操作展示出来。”古月回忆道,明明只是“薄胎瓷”或是“手点桃花”,几个字在师傅们的手里就变成了几十年的功夫。
乐天陶社所在的雕塑瓷厂,老师傅正在工作(
张雷 摄)
在被传统陶瓷的技艺刷新认知之后,古月也曾经产生过跟其他人一样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传统瓷那么丑,比如大牡丹、大荷花?
“我的研究生导师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他说:‘与其去责怪丑,不如去理解它,去寻找美的部分,再去创造更美的东西。’”他研究北方代表性的磁州窑,把陶瓷跟当地人和文化结合起来理解,“那种粗中带细的创作风格,跟北方人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性格很像。关于当地历史的书、电影、纪录片,还包括戏曲里包拯、穆桂英的人物形象,以及像‘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样的诗句,都能帮助你建立对磁州窑风格的理解。”
在传统瓷中,他尤其被彩瓷所打动,也借鉴吸收为他作品中明显的风格。
“陶瓷的配色方案很独特。红跟绿原本是很难搭的,但是民窑的红绿彩不仅怎么搭都不土,还让器型显得很精神饱满。除了中国的陶瓷,只有马蒂斯会用这么浓烈的色彩,他只是画小小的一个画片,也能成为‘野兽派’的代表艺术品,但我们的彩瓷就只能当盘子用,用来装凉菜。我们应该去想想怎么样能让人们都看到,中国的传统其实年轻得不得了,也现代得不得了。”
古月说,除了继承传统,他很难沿着其他方向去创作。
“宋代绘画中讲一个‘理’字,也就是创作的逻辑。我的逻辑性只能从我的经验里衍生出来,这包括传统的传承,也包括人的生活经验。如果你让我学国外的技术风格,我恐怕只能学个皮毛。”去年年底,他创作了一组雕塑类型的彩瓷作品,参加了香港的一个三人艺术展,获得了极大的好评,也引起了苏富比拍卖行的关注。“当时有一些香港的博物馆专家来看展,他们的评价挺有意思的。
他们说:‘这完全是用传统的方法来完成的新创作,原来景德镇的传承没有断。’”古月说。
(
本文刊载于2025年8期,
感谢景德镇独立手作人于秉右、王驭锋,传统手作人汪剑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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