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社论前沿第S796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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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产后忧郁症影响产妇健康以及婴儿的照顾，严重的产后忧郁会增加产妇自杀的风险。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支持是重要的保护因子，然而家庭型态的差异对产后照顾与忧郁症的影响，在国内少有研究。本研究的目的为探讨家庭型态与产后照顾及忧郁症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搜集某医学中心产后妇女填写的问卷数据，问卷数据包括年龄、学历、忧郁量表、产后一个月的主要居住地点、家庭型态、家人支持度、婴儿哺育方式及主要照顾者、主要在家烹调者。并以家庭型态差异分为大家庭与小家庭两组进行各项相关数据分析。
结果
总共纳入666位产妇，平均年龄为33.3±3.9岁，有47.7%产后入住坐月子中心，家庭型态有58%为小家庭。小家庭型态的产妇比起大家庭者有较高的年龄(33.7±3.8 vs. 32.8±4.0)，产后住在月子中心的比例较高(52.7%vs. 40.7%)，在家烹调者妈妈或是婆婆为的比例较低(41.6% vs. 63.8%)，长辈给予的家庭支持度也较低(17.0±4.1 vs. 17.8±3.2)。以爱丁堡产后忧郁量表评量，发现有三成产后妇女为「忧郁倾向」或诊断为 「忧郁症」，但是不同家庭型态的忧郁量表的差异没有统计上意义；小家庭型态的产妇在产后忧郁量表「我感到悲伤以及哀伤」项目显示较低的分数。在控制年龄、坐月子地点以及主要照顾者相关因素后，忧郁量表平均分数与其他各子题的平均分数，在两种不同家庭型态上均无统计上的显着差异。
结论
本研究发现家庭型态影响产后照顾方式，小家庭产妇在产后较少受到长辈的帮助，住坐月子中心的比例较高，且长辈的家庭支持度分数较低，但是忧郁症状与大家庭产妇无差异，值得进一步探讨分析其他社会支持因素。
忧郁症所带来的社会负担高，发生在孕产妇则会影响妇女健康与婴儿的照顾，严重的产后忧郁增加产妇自杀的风险，占产妇产后死亡原因的20%。 国外数据显示产后忧郁症的盛行率为 9-16%，对婴儿的语言表达、注意力、认知造成不良的影响。国内学者以贝氏量表对产后六周妇女进行调查，结果显示40.3%的妇女有轻度忧郁至重度 忧郁的情形；亦有学者于产后四周以爱丁堡产后忧郁量表进行评估，结果显示 21%妇女出现产后忧郁的症状，故产后忧郁症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健康议题。产后忧郁症的成因包含生物、心理 与社会危险因子交互作用所产生，生物性的原因包括基因、产后贺尔蒙变化，心理与社会危险因子包含忧郁或焦虑症状、生活压力事件、婚姻问题、缺乏社会支持等。国内的研究也显示，产后妇女的社会支持与爱丁堡产后忧郁分数呈现高度的负相关性。有研究显示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支持，包含来自于先生、父母亲或是公婆，能使产后孕妇的压力相对降低，是避免产后忧郁症的一个重要的保护因子。随着家庭型态的改变，与父母或是公婆同住的大家庭型态的比例下降，产后产妇得到来自长辈的照顾支持也相对减少。然而，家庭型态的差异是否影响了产后的照顾、社会支持以及忧郁症状，国内却少有相关研究，故本研究目的为探讨家庭型态与产后照顾及产后忧郁的相关性。
讨论
本研究显示产后妇女，有47.7%产后入住坐月子中心，家庭型态为小家庭约有58%，家庭型态为小家庭产妇比起大家庭型态的产妇，有较高的年龄，产后住在月子中心的比例较高，妈妈或是婆婆为在家烹调者的比例较低，长辈给予的家庭支持度也较低。有三成29-37岁产后妇女爱丁堡产后忧郁量表筛检为忧郁倾向或是忧郁症阳性，但是不同家庭型态的忧郁量表的差异没有统计上的意义；小家庭型态的产妇在产后忧郁量表「我感到悲伤以及哀伤」项目显示较低的分数。
一份横断性研究针对784为产后妇女居住地点做调查，显示17.1%居住在自己的家中；33.3%和公婆同住；36.0% 和父母同住；而13.6%则居住在坐月子中心。另一份研究针对202位产后妇女做调查，显示27.7%产后居住在自己家中；25.7%居住在坐月子中心。本次研究显示，产后住在月子中心的产妇有316 人(47.7%)，此比例较过去的研究调查要来的高。然而本次收案的对象皆来自于某医学中心的产妇，是否受到生产地点、家庭收入的影响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就家庭型态与产后照顾的差异来看，小家庭型态的产妇住在月子中心的比例较高；在家主要烹调者为婆婆或妈妈的比例比大家庭型态的产妇要来的低。此结果也显示了在小家庭型态的产妇，在产后面临角色的转换以及照顾新生儿的压力，在缺少母亲或是婆婆的协助下，需要月子中心提供照顾。过去研究针对50位产后住在坐月子中心的产妇做调查，结果显示入住月子中心两周后忧郁症状明显下降，和月子中心能提供产妇与婴儿专业照护以及育儿技巧有关。由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家庭型态的差异会影响产后的照顾方式，包括产后居住月子中心的比例以及家中主要的烹调者。
产妇要适应身为母亲的角色转换以及对婴儿的照顾，因而承受相当大的压力，产后忧郁的状态虽然有其生物因素，但是研究显示受心理与社会危险因子影响，包含缺乏社会支持、先前有忧郁症的病史、怀孕期间产生忧郁或焦虑症状、生活压力事件、婚姻问题、怀孕时的并发症、未计划地怀孕、较低的教育程度以及低社经地位，加强心理社会的支持可以减少产后忧郁症，产妇接受的社会支持程度高者其爱丁堡产后忧郁量表分数较低。产后妇女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家庭，尤其是来自先生、父母亲或是公婆，母亲或是婆婆给予产妇产后身体上的照顾，婴儿照顾的协助，以及身为母亲智慧的传承。这些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支持，能使产后孕妇的压力相对降低。有研究显示，产后待在自己家中或是父母家中比起待在公婆家中，感受到较高的社会支持；另一研究也指出，父母做为产后的主要照顾者，比起由公婆照顾有更低的爱丁堡产后忧郁分数。但是近年来，大家庭型态的比例下降，妇女在产后获得长辈的照顾支持明显减少。本次研究针对产后孕妇的家庭支持度，小家庭型态的产妇感受到的长辈支持度分数较低。将长辈支持度再细分成父母、公婆的支持度，则小家庭型态的产妇仅在公婆的支持度感受较低的支持，在父母方面感受则不因家庭型态的不同有所差异。
爱丁堡产后忧郁量表是筛检产后郁常用的工具，总分13分以上为筛检阳性；也有研究以10分作为切点增加筛检量表的敏感度[21]。一份国外研究针对约一万位产后妇女作筛检，以爱丁堡产后忧郁量表10分为切点，14%为阳性，以 13分为切点，7%为阳性[22]。一份国内研究针对120位产妇于产后四周做忧郁症状的调查，以爱丁堡产后忧郁量表10分 作为切点，显示有21%的产妇有忧郁症状。本研究收录的产妇中，忧郁量表 10分以上者31.4%，其中13分以上者有 17.6%，筛检阳性的比例高于过去的研究。比较两组的差异，大家庭型态的公 婆支持度较高、由婆婆或是妈妈作为家中主要烹调者的比例也较高。国内一个横断性研究针对186位产后妇女作调查， 坐月子期间与公婆同住，并且由公婆作为主要照顾者的产后孕妇忧郁分数较高，更进一步分析显示，产后妇女对母亲的工具性支持或是婆婆的情绪性支持不满意程度也和忧郁分数呈现正相关。 然而，与公婆同住或是与父母同住是否为危险因子及保护因子有待厘清。
此研究解释社会支持的形式以及产后妇女对此社会支持的满意度决定了社会支持的程度；同时人在感受压力与焦虑时会寻求原生家庭的无条件的爱与支持。不过，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讨与父母或是公婆同住，产后妇女所感受社会支持程度是否有差异。虽然社会支持为产后忧郁的重要保护因子，然而社会支持的形式以及产妇对支持的主观感受似乎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研究中属于大家庭型态的产妇公婆的支持度较高，但在爱丁堡产后忧郁量表的「我感到难过与悲伤」呈现了较高的分数，在控制产后年龄、坐月子地点以及主要照顾者后则显示无统计学上显着差异。此外，型态的差异在忧郁量表的总分来看，两者之间并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本研究发现家庭型态影响产后照顾方式，小家庭产妇在产后较少受到长辈的帮助，住坐月子中心的比率较高，且长辈的家庭支持度分数较低，但是忧郁症状却与大家庭产妇没有差异，值得细致分析探讨其他社会支持因素。临床医师在面对产妇，应注重家庭型态对产后照顾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并留意产妇的忧郁病史。
文献来源
白宗平、邵馨慧、苏轩等.《产后妇女的家庭形态与产后照顾及忧郁症的相关性》.台湾家医志.2017; 27: 154-63.
文献整理：朱启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