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史学可以解决当下专业圈外公众历史活动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当下，公众史写作日兴，通俗史的普及活动红火，公众历史活动在学术之外树立了新的史学物体。面对这样的状况，是任其自然发展？还是管理好这片史学天地？从负责任角度来说，当然得管理，那么如何管理呢？当下专家介入之道，不外乎两种方式：批评家的角色，或直接参与公众历史活动。批评是事后监督，参与只有局部影响力，显然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寻找更为高明的制度化方式来解决。
所谓制度化的解决方案，就是当下高校的学科与专业建设，
学科与专业是现代知识生产与专业，这就有了中国公众史学研究。
公众史学的建立，可以承上启下，能够将专业史家和普通大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认知实体，公众历史活动的水平也可以随之提升。
公众史学提供了全新的历史视野与定位系统。
常规历史视野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看历史，以国家框架为参照系数，确定人与组织的历史价值与地位。
这个历史知识系统的优势是全局、整体，缺点是，国家史、城市史、组织史、家族史、社区史、个人史，依次递减，基层民众的历史价值往往被虚化。现在公众史学站在公众立场看历史，以人为中心，不断扩大外围组织圈，家族史、社区史、组织史、城市史、国家史，不断扩大。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群体与集体总是由个体组成的。这种由小而大的历史建构体系，更符合人类社会的自然生态结构，个体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价值就可以得到充分肯定。这样的公众史学顺应了人民对历史书写的需求。
公众史学的建设是历史学由存量研究向增量研究发展的需要。
20世纪以来的历史学研究主要是存量研究，所谓存量研究，就是根据前人留存的文本进行再研究。前人留下的文本资源是有限的，选题资源也是有限的，这就导致历史研究的难度很大。而增量研究是指直接开发当代人的大脑记忆资源，将之转化成文本。挖掘大脑记忆信息的办法就是口述史。
一旦个体大脑记忆资源被开发出来，历史学将开辟出一个全新的天地。资源的巨量化、题材的多元化，将大大弥补现行学术史学面临的不足。今日的前代史研究，要求我们上图书馆或档案馆寻找资料，而
公众口述历史的出现，就可以让我们直接找人采访，获得我们想要的历史答案。
公众史学提供了当代历史知识生产技术与产品。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不断走向科学化，极大地提升了历史学的研究水平，然而以国家史、前代史为主体的历史科学成果面临一个问题：如何转化成技术，形成产品，直接进入当代社会，服务当下。公众史学突破了现行历史研究的纯科学性，进入到技术与产品层面。公众史与通俗史是一项全新的文创行业，它提供了操作简便的当代历史建构模式。公众史学的出现，不仅提供历史消费产品，也提供当代公众历史生产模式，这就解决了历史学与当下生活、当下民众的对接问题，让他们得以参与当代公众历史产品的生产。
公众史学建设可以使历史学更接地气，口述史、影像史让史学成为大众之学。
历史学是打捞人类记忆的学科，自从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主流的史学形态是文字文本。通过文字进入文本世界，实际门槛很高。所以，它在传统社会一直是服务小众的学科，书写士人，士人参与，士人分享。口述史学的出现突破了主流的文献史学形态，从而可以真正实现书写公众、公众参与、公众分享三大精神，可成为大众之学。
进入当代社会，随着智能手机、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回归更为常用的口述，通过口述就可以完成历史书写，进入文本世界，门槛大降，实现了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无缝对接。
公众史学建设的近期目标是，用制度化建设模式解决当下公众历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远期目标是，解决史学与公众的关联问题，让史学成为服务人人的学科，实现历史学的公众转向。当下要建构一个“公众本位”的“公众史学”系统。这是一场由梁启超开始、尚未完成的史界革命。
公众史学建设可以解决我国中学与大学历史教学中存在的缺陷。
从公众史学来说，中学、大学历史教学存在的问题有，中国完成了国家历史知识教育的普及，但尚未完成历史记录队伍的培养。有了公众史学，可以改变历史学专业学习的顺序，主张先学公众史学，后从事学术史学。公众史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适合普通人掌握的历史认识路径。
有了公众史学学科进入大学专业教育，就可以培养师资与写手队伍。
公众史学将极大地扩充史学内涵，从而真正建立起融公众史学与学术史学两大阵营于一体的现代史学概念。
20世纪成长起来的中国学术史学，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然而历史学不等于学术史学，仅有学术史学是不够的，它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它除了向上更应向下发展，除了历史研究更应有历史记录层面。历史记录、历史叙事一直是中国史学的主流形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