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社会关系中不断磨合成长的公民个体，无法从整体或理性的状态下把握系统的政治观念、思想、制度等内容。
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的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对政治运行系统的认知以及对政治行为等从感性向理性逐渐深入的过程。
通过媒介涵化主流政治环境，公众从浅层感性的政治象征、政治符号中进入政治认知网络，产生政治情感共鸣并同化政治行为。
政治情境以还原压缩的方式再现现实和历史的政治样态。
个体通过切身感受、亲身观察、交流沟通等在具有社会共识的政治情境中建立政治认同。
在政治情境中形成的政治认同是公众理解政治内容的参照系，是政治关系得以整合的现实背景。
通过整合达成政治价值共识，是对政治系统理性和逻辑的论证，指导公众对政治行为的判断、规定个体行动意义，并巩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政治根基。
具身化认知与人际叠加传播补偿公众政治参与，使公众自觉、审慎、理性地对自身行为规范、公权力运行机制等形成客观全面的认知与评价。
为了保证政治系统的持续稳定与政治秩序的规范运行，需要利用“他者”的舆论监督与规训使政治主体的行动、行为在法律与道德的框架和范围内行使。
（一）主流政治环境涵化
涵化理论认为，现代传播媒介展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于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如果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发生偏离，这种影响是长期且潜移默化的过程，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媒介作为一种“环境”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整体心理和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这种改变源于人们在长时间接触媒介过程中对现实社会的想象性建构以及媒介环境对个体思维认知与行为规则的同化。“媒介涵化”表明受众的态度信仰、观念认知、现实行为会因长期沉浸于媒介符号环境中，形成潜移默化的累积性影响。与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涵化”不同，社交媒体时代的“媒介涵化”更趋于真实的社会生存环境。这种“真实”源于社交媒体的实时性、交互性与参与性，在媒介环境建构与公众信息辨识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公众的政治认知涵化、政治情感涵化和政治行为涵化。
1. 政治认知涵化。
政治认知即公众对国家制度体系、社会运行机制、政治生存环境、政治价值内涵的认识、情感、偏向及意义选择。现实社会的同一地理空间被社交媒体中的兴趣社群、话题小组、微信群聊、朋友圈、微博超话等分隔成多重虚拟交流场景，个体既可以同时间段在不同虚拟空间实现信息输入与输出，补充信息空白，平衡态度倾向，也可以针对某一主题在异质群体中进行交流与讨论，完善自身观点意见，使政治认知在多空间涵化。社交媒体中的个性化推送、地理定位等功能使信息精准抵达，人际交流与群体互动更易集中在特定议题，进而提高公众对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客体的理解与内化。
2. 政治情感涵化。
政治情感是以政治认知为基础，通过对政治事件、政治体系、政治主体、政治活动的情绪反应以及对政治价值、政治思想的理解，形成对所处政治生活的整体情感体验。社交媒体通过媒介仪式使政治情感涵化，即受众在媒介传播与引导下将注意力聚焦于共享的特定活动与事件中，在政治意义接收过程中形成某种倾向性的政治情感，这种政治情感对公众的价值观念、认知产生影响。社交媒体将公众目光聚焦于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重大事件，并将其组织成为一种媒介仪式，用以呈现象征性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情感，满足公众对国家的政治期望并对“民族—国家”共同体、政治领袖人物等产生积极的政治情感。
3. 政治行为涵化。
政治行为涵化以政治认知与情感涵化为基础。社交媒体通过涵化社会环境对个体政治行为涵化，促使个体长期使用媒介“建构”真实世界，对自身行为形成潜移默化的规训框架。在政治认知涵化的过程中，公众逐渐接受具有社会共识性的政治价值、政治信念，并对其公认的意见领袖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进行模仿。社交媒体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全方位展现拉近了公众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心理距离，使个体比以往更想了解国家大政方针，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多方信息也为个体参与政治决策提供行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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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情境认同
“媒介情境论”即媒介打破原有的把具体地点作为分区的社会情境模式，改变人们固有的观点和适应行为，在新的媒介情境中建立起新的交往认知和规范，从而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影响。社交媒体既有时间偏向媒介的历史性、连续性、永恒性和权威性，也有空间偏向媒介的交叉性、容纳性和个体性。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双重属性成为社交媒体分割出多重情境模式的基础。社交媒体通过构建共识性政治情境空间，提升国家认同、强化利益认同、形塑政治自我认同，重塑公众认知以保障社会发展平稳有序进行。
1. 提升国家认同。
“国家”是社会公意的集合，公众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影响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团结与共识。社交媒体通过传播象征性政治符号、唤醒国家记忆、设置传播议程和建构媒介情境，使公众形成积极的政治情感、理性客观的政治思想，提升其国家认同感。象征性政治符号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和代表意义。社交媒体通过直观、生动、反复的视觉、听觉、知觉传播，在“充满韵律的音乐和生动象征有效地构造出一个有关国家团结的情感氛围”中，将象征性政治符号内化为个体的精神特质、思维定式，形成公众的国家认同感与身份归属感。媒介技术让人们拥有对时间、空间的认同感，传播和唤起国家共同记忆。社交媒体记录并存储过去与现在所发生的事实，将分布于各时间段零散的政治信息进行有序组织，作用于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观念等方面，形成社会生活的共同经验。不同阶层的公众在接收共同的历史记忆时会产生相似的情感与认知体验，以民族根源感和爱国主义为连接，同化边缘群体，强化国家认同。社交媒体设置日常化、生活化、民生化的政治议题拉近了公众与国家之间的心理距离。同时将政治话语与公众日常生活、情感体验以及人生意义连接，建构“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
2. 强化利益认同。
通过提升公众对社会公共利益与不同利益之间的认知平衡，达到强化利益认同的目的。社会公共利益与不同利益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社会公共利益基于不同利益的共同部分形成，不同利益的实现以社会公共利益发展为前提，二者和谐共生的核心条件是稳定合理的社会秩序。社交媒体通过构建包容并存的道德秩序、共同社会经验与生活目标以及美好生活愿景等塑造媒介情境，促进政治生活的规范性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强化利益认同。社交媒体平台的多元价值呈现与多方舆论立场的互动“协商”，建立开放包容的道德秩序，使政治共识在社会发展中保持动态稳定，缓和现实利益矛盾。同时，普遍善的道德秩序，使社会共同规则对不同阶层利益具有平等关切与理解，纾解不同利益冲突。
3. 形塑政治自我认同。
“政治自我认同”，即个体在政治生活中对自身政治身份的肯定，并对履行政治责任、享有政治权利等持有积极态度。国家生活的归属感与利益保障感，使公众开始自觉吸纳政治价值、政治规则、政治观念，在政治参与中形塑政治自我认同。在社交媒体中持多角度、全方位的政治内容解读以及政治话语的生活化释义，将政治信息交换转化为政治文化传输。在一致的政治情境符号互动中，个体以统一的价值和规范为参照来规约其认知与行为。政治个体凭借内化的政治观念、信仰、立场对政治体系、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制度、社会问题等进行观察、思考、判断和评价。
（三）政治关系整合
“整合”即由部分结合为整体。在社交媒体政治传播过程中，信息传播与沟通是社会整合的基本条件，理性交往达成共识是社会整合的动力来源。“政治整合”即社交媒体通过信息公开传播、塑造对话场域、民意舆情监测、社会主体互动等传播机制，调整、协调、整合公众的政治价值、政治认知、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共识等，使之形成统一、均衡、有序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它包括意识形态整合、政治社会关系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整合。
1. 意识形态整合。
社交媒体对意识形态的整合分为主流意识形态整合与非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网络治理下的社交媒体以主流意识形态整合为主要功能。整合的目的是“统摄多元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增强社会成员思想认同与价值认同的能力”。整合路径一方面通过公共领域的建构，为公众提供理性交往平台，有助于达成意识形态共识；另一方面，在多元思想呈现、聚合与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下，塑造公众科学的政治思想与完善的政治人格。在社交媒体传播过程中将宏大叙事转向微观视角，以通俗易懂、贴近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符号为载体进行话语传播，将国家政策、社会制度与民生关切热点相结合进行议题设置，更易在认知与态度层面对个体产生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塑造与民生需求之间的契合点、构建日常生活认知图式和激发情感共鸣，实现意识形态传播对日常生活的嵌入”。此外，将主流意识形态注入政治仪式性报道与传播中，在提升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的同时，完成主流意识形态整合。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与引领下，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积极思想元素进行整合容纳，这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与完善。
2. 政治社会关系整合。
在政治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合是建立在情感互通、利益共融、价值共享所形成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认知统一的基础之上。政治社会关系整合主要包括情感关系整合、利益关系整合、认知过程整合。“传播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本身的传播；二是与此相伴随的情绪或感情的传播”。人具有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对情感的依赖是其自然属性中的重要特征。社交媒体一般通过展现弱势群体现状、民族历史记忆、特殊岗位贡献、国家发展成果等具有共鸣性内容的传播，激发个体价值关怀与政治情感体验。通过政治情感整合激发公众民族身份认同与共同政治心理。社交网络的技术赋权与自我赋权，使公众拥有平等交流的意识与对话平台，提升其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参与度以及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力，同时，以社群为基础单位形成的圈层关联性为政治利益关系整合提供可能。此外，网络“强链接”整合政治认知。“强链接”关系为个体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共通的意义空间，使形塑认知共识具有可能性。社会各阶层之间由于知识结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等现实隔离，不能实现完整立体意义上的沟通，而网络空间为异质信息的传播提供可能性，促进个体之间的相互沟通，缓和认知冲突，使政治认知具有稳定性、聚合性。
3. 国家与社会关系整合。
在大众传播时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整合主要是依靠各级政府机关等公共权力主体之间的纵向组织传播与社会信任进行的。在社交媒体传播时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整合则在横向信息传播并达成社会共识的过程中进行。国家与社会关系整合包括社会民意整合、政治价值整合、行为规范整合。习近平强调，“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重要特点是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强调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统一的前提是社交媒体平台中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数据信息共享平台，为政府引导非政府组织与公民共同参与国家社会治理，建构多元化治理结构提供了可能”。数字政府、官方政务媒体为公众提供了诉求表达渠道，政府收集各层次民意进行舆情观测以解决各方利益冲突，民间舆情反馈为政治管理提供行动参考，实现社会民意整合。公众在社交媒体空间中享有公开的信息资源并习得间接的、公共性的政治经验与知识，使其非自觉的习惯性生活理念转化为自觉性的政治价值观念，实现政治价值整合。政务官方媒体对社会规范行为的具身化认知展示使公众形成趋于一致的行为倾向，通过对社会危害性行为进行警示与教育，增强公众行为的道德与法律边界意识，尤其是对政治行为进行引导与约束，增强了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实现了行为规范整合。
（四）政治心理补偿
媒介技术的发展源于人类的需求，并在人类需求中不断演进、变化、发展。媒介演进是其变化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变化与发展既是演进的组成部分，也是演进的基本方式，并体现演进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样态。人类利用媒介提升思想、完善认知、指导行动。媒介作为人类身体的延伸达其生理机能所不能及，实现人类对自身发展的幻想与渴望。后生媒介对先生媒介的不足与缺陷进行补救与补偿，以满足人类的社会性需求。这种“补偿性不仅存在于媒介自身，更存在于媒介与媒介之间，任何一种新产生的媒介都是对过去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媒介的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人类对于信息传播可能方式的探求是新媒介技术的原动力”。社交媒体的人际连接与群际沟通弥补了大众传播媒介的低反馈与有限参与，全感官延伸与智能化传播弥补了大众传播的弱在场感与心理疏离，具身化认知与个性化传播弥补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弱体验感而更强调沉浸感与代入感，使公众的政治参与感、政治效能感、政治公平感等得到补偿。
1. 政治参与感的补偿。
社交媒体通过具身化传播模式与复合平台表达渠道补偿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感。大众传播媒介中的身体与环境不可分离，线上互动处于“身体缺席、意见在场”的媒介沟通状态。社交媒体的具身化传播将信息的内容呈现、意义表达与人的身体相连接，从意识、思想沉浸转向情感、身体沉浸，增强了公众政治参与中“面对面”的交流体验。具身化传播模拟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经验感知，身体作为参与主体融入媒介传播，这种现场感满足了公众对政治参与真实体验的好奇心。如果说信息流通的程度决定了公众政治参与的广度，那么信息流通的方式就决定了公众政治参与的深度。社交媒体传播场景的切换与内容的流动提高了信息的可视化与趣味性，这种低成本、易获取、内容丰富、感受深刻的体验模式成为公众积极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动力。
2. 政治效能感的补偿。
社交媒体通过人际交往连接与“参与—反馈”机制补偿了公众的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是“个体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可以产生或者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知，也就是值得个体去实践其公民责任的感知。这种感知就是，政治与社会变化的发生是可能的，并且个体能够在这种变化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政治效能感的补偿，一方面来自公众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通过人际交往所获得的自我赋权；另一方面，来自政治体系利用社交媒体的交互性所实现的及时回应能力。社交媒体改变了信息控制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媒介技术平台赋权与公众自我赋权是公众主动参与政治并获得政治效能感的基础。社交媒体中的人际关系连接，将具有相近政治认知、相同政治态度或具有政治参与意向的个体聚集在同一社群，聚焦于某一政治议题并分享观点、参与政治讨论。人际交往连接还反映在公众将政治人物当作自己“身边的朋友”，对政治人物的心理崇拜、支持与网络互动也是自身参与政治并产生影响力的行为。官方场域与民间场域之间“参与—反馈”过程，是公众政治效能感补偿的又一机制。针对媒体报道的社会公共事件，个体的发声与表态对事件发展与改变产生一定的影响，补偿了个体在现实社会中缺失的存在感与归属感，尤其在对地区性事件的关注与建言献策的过程中，官方的及时反馈与积极回应，使公众强化了自我价值感与社会责任感。
3. 政治公平感的补偿。
社交媒体中对各阶层信息的多元呈现与多中心化的弥散型传播模式补偿了公众的政治公平感。政治公平感，即个体对自身所享有的实际政治权利与应得政治权利或其他公众所享有的政治权利之间的差距感知。社交媒体平台吸引和保持不同群体的参与，使资源更具弥散性。它打破了利益共同体对资源的独占和攫取，使公众在获得相对充分的资源获取路径的同时，通过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及时关注反映社会诉求，呼吁相关制度改革，排除政治信息“死角”，使公众的政治公平感得到补偿。
（五）政治行为监督
社交媒体中的舆论监督既是公众的监督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也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组成部分。在监督场域中，舆论是一种话语权力，制约政治权力主体的管理与治理，防止公共权力滥用。它也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对公众及其集体行为进行规训与引导，防止社会失序、失控。政治舆论是公众的普遍意见和国家意志的体现，在本质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社交媒体中的政治舆论监督具有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向性。自下而上是公众对公共权力实施、政治规划布局、政治决策颁布、政治组织分配以及公职人员行为等的公众政治舆论监督；自上而下是政治权力主体或社会各阶层对公众的社会行为、道德品质、言论表达等的国家舆论监督与平行舆论监督。
1. 监督公共权力。
在社交媒体平台中曝光的公共事件在短时间内引起的社会舆论，成为政治活动主体科学规范的协调动力和解决社会利益矛盾的话语监督力量，规训其在法律与道德边界内履行社会公共职能，实现社会公共利益。通过朋友圈转发、微博的话题留言、公开提及形成公众政治舆论对公共事务、公共权力的政治监督。社交媒体中的公众政治舆论对公共权力监督的出发点主要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与政治正义，监督的主要形式是问责和纠偏。以质询性政治舆论对公共权力问责，公众在面临经济利益分配失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就业歧视、居住紧张、周边环境恶化等威胁到个体生存条件的问题时，通过汇集诉求要求政府相关机构对社会公共问题予以答复并提出解决方案。以审查性政治舆论对公共权力纠偏，并通过舆论倒逼对其进行调查审核，公开呈现决策结果，以舆论的力量阻止损害公共利益行为的发生和发展。
2. 监督公民权利。
国家通过社交媒体治理监督公民权利，构建稳定有序的政治空间。对公民权利监督的出发点在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划定权利边界，使社会运行合理有序。政治权力只有将社会各阶层成员维系在社会公共利益与既定社会秩序的范围内，才能为解决利益矛盾、控制社会冲突、平衡政治力量留有空间。社交媒体政治舆论对公民权利的监督分为国家舆论的纵向监督与平行舆论的横向监督。社交媒体通过官方政务账号等对国家政策意见、发展愿望与秩序规则等进行传播，形成具有权威性、制约性、组织性的国家舆论。国家舆论具有社会管理性质，其对公民权利的监督在于以舆论矫正公众不当的政治参与行为，同化、化解、平衡边缘性意识形态。对于以身体为武器表达其政治诉求，利用言论自由进行娱乐政治、政治调侃、政治污名化等社会行为，可以通过国家舆论形式进行控制与纠正。平行舆论的横向监督是公民之间、社会组织之间的舆论监督。其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地位相当、力量均衡。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去时空化，使公众能够同时空且平等地参与监督，平行舆论主体间社会距离较短，具有心理与地理上的接近性，在面对同一现实问题时产生切身性共鸣。当公民权利越界或导致破坏性结果时，平行舆论会“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平衡和优化政治舆论场。
监督公民权利的目的是防范政治风险。公众是群体化的，公民权利是个体化的，个体化的公民权利组成公众群体诉求。公众只有通过个体才能实现宪法以及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并通过具体的法治制度落到实处。在网络时代，社交媒体成为落实个体权利的重要平台，但因社交媒体的虚拟性和自由性，导致社交媒体在政治传播过程中出现公民权利的滥用和越界，比如，个体利用政治污蔑、政治戏谑、历史虚无主义等敏感政治话题、非理性的社会舆论聚集对政治信息进行解构再造，“变相”表达自身诉求。权利所追求的是“独立性”而非“独我性”。人对物的依赖性越强，利益冲突愈发凸显。而在消费主义的侵蚀下，个体模糊了“独立性”与“独我性”边界，对利害关系的定位易产生偏激与偏倚。这种隐藏在“调侃”背后的政治风险，可以通过舆论监测追踪、舆情归类研判、制定危机预防措施等加以防控。
社交媒体模糊了现实与虚拟边界，政治价值内涵为人们惯性的社会生活观念所曲解，加之技术、资本卷入政治传播，在消费文化的助推下催生流量政治，在商业逻辑与政治逻辑博弈过程中扭曲政治认知，使得社交媒体政治传播在情绪传播干扰、媒介技能受限、技术“赋权”而实际“确权”悬置等因素影响下表现出负向功能。
具体表现为次生公共舆论生成、政治价值易位、道德修辞泛滥、参与认知受限和公共权力监督越位等。
（一）次生公共舆论生成
次生公共舆论是次生灾害的借用与拓展，尽管次生公共舆论具有正向功能，但其产生的灾害性更大，所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中，次生公共舆论的正向功能可以忽略不计。社交媒体中的次生公共舆论分为次生政治公共舆论与次生非政治公共舆论。次生政治公共舆论主要由于公共权力滥用导致的舆论；次生非政治公共舆论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互动中，主要是由于对虚假信息的抵触情绪以及公共事件的切身性所引发的焦虑联想而形成的舆论。
1. 次生政治公共舆论是网络空间中公众现实诉求的聚合。
当公共权力威胁或侵害公民权利时，公民实现其利益诉求的途径便是通过调动网络舆论资源，并把这种舆论资源汇集成现实力量，对抗公共权力的不正当性。次生政治公共舆论是对公共权力监督的一种形式，但这种监督形式具有破坏性。在对抗公共权力滥用的同时，往往具有溢出性的破坏效应，甚至对公共权力产生灾害性后果，尤其对微观公共权力产生的破坏性更大，从而侵蚀宏观公共权力的基础。
2. 次生非政治公共舆论大多基于个体的经验感知而产生。
社交媒体基于网络“强连接”的人际交往关系使其具有天然共同体的属性，个体的经验感知在社交小圈子内上升为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当社会公共事件发生后，如果媒体报道因维护主体形象或其经济立场而刻意掩盖事件原貌或扭曲事实细节而制造多种虚假“真相”，而且当这种虚假“真相”在社交媒体的多渠道、多频次传播中自相矛盾时，公众便会以自身经验与认知框架构建“事实”以表示反抗。或者当媒体对突发公共事件未作出及时且权威的回应时，公众在信息接触过程中易与自身发生关联想象，并形成“冷酷世界综合征”的焦虑心理，此时的次生非政治公共舆论更是一种自我心理保护机制。
3. 次生政治公共舆论与次生非政治公共舆论具有相互转化性。
公共权力为了化解风险，对次生政治公共舆论进行引导，通过转化为次生非政治公共舆论化解政治风险，或者通过舆论反转、回归真相与事实转化为次生非政治公共舆论。次生非政治公共舆论在解决不了客观存在的微观社会问题时，会将舆论焦点转移至政治上，进而形成次生政治公共舆论。这种相互转化的情况依然会不断形成难以预测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
（二）政治价值易位
政治价值是公民对政治生活中政治现象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对政治事物所赋予的意义和效用，也指人们所希望得到的具有政治意义的事物和观念，如宽容、权利、尊重、正义、平等、自由等，是形成政治道德的基础和进行政治道德判断的标准。社交媒体中的政治价值易位分为意识形态性政治价值易位、情感性政治价值易位和认知性政治价值易位。
1.意识形态性政治价值易位，是指在社交媒体政治传播过程中，存在主流意识形态被解构或重构变为非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公众因此作出错误、偏激的政治价值判断进而带来相应的政治风险。
这一方面表现在社交媒体视觉化传播的转化下，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解构从而形成片面极端的政治价值理念。以视觉符号为主流传播趋势的内容呈现，将复杂信息简化为图像符码，个体的抽象思维在鲜活画面与气氛音乐中减弱，理性判断在网民留言评论中退化。受视频时长的限制，自由、平等、正义、法治等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被“选择性”呈现，政治价值被解构。另一方面，影视、文化等内容传播中隐藏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使公众以西方政体下的价值理念来解读我国政治价值内涵，导致对政治价值误读。
2.情感性政治价值易位，即公众把自身的情感信念作为政治道德的判断标准、政治事物的价值边界。
一方面，人既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也是社会性动物。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公民都是特定社会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在进入政治生活时，人们会不自觉地把随个体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社会价值带入政治领域，使之转变为政治价值；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中以人际传播为主的强社交性，易形成情绪、认知、观念、信念的传导，使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多元价值互换，当价值选择超出人们的判断能力时，则容易产生错误的政治价值，动摇政治价值基础。
3.认知性政治价值易位。
社交媒体政治传播具有认知性，认知的高低直接影响不同政治价值的选择与传播。不同的政治价值体现了不同的政治认知，不同的政治认知又体现了不同的政治价值。网络政治认知的分层化导致网络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网络情感政治价值的分层化、区隔化和易位化。认知性政治价值易位受分层化和区隔化影响，极易将主流政治价值易位于非主流政治价值，将非主流政治价值易位于主流政治价值。
（三）道德修辞泛滥
社交媒体的“道德修辞”既具有正向作用，也具有负向作用。正向作用在于推进社会的道德化，推动社会道德建设；负向作用在于泛化，并以道德为中心，影响甚至破坏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不利于社会和政治的进步与繁荣。在社交媒体中，一般存在“公平正义型”道德修辞和“反抗愤怒型”道德修辞。
1.“公平正义型”道德修辞。
“公平正义型”道德修辞，同样也具有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从正向意义来说，有利于推进公平正义社会建设，让人民群众具有获得感和幸福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网络社会。从负向意义来说，“道德修辞”的泛化也会带来不良后果，有可能“通过‘小圈子’构陷权力的‘阴谋论’，通过‘小圈子’追求所谓的道德和信念的纯洁性，以此诟病公共权力的所谓非道德性与非伦理性”“以道德实质正义取代公权力的程序正义”。使法治的公平正义遭到破坏，影响公平正义的方针政策执行，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降低。
2.“反抗愤怒型”道德修辞。
它反映了政治焦虑与对不确定性社会的恐惧。“适应迅速而不断变化的环境是异常紧张的竞赛，其中有大量调整失败的人，由此带来的空虚感养育了异化和失范”。道德愤怒的发泄实则是对自身处境与未来不可预见性风险的愤怒。个体在所处空间感受不确定性时，会产生焦虑、压抑、怨恨等负面情绪。这会直接导致话语抗争与道德愤怒。表达反抗与愤怒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现实问题进行非理性的批判；另一种是集合身边与自身观点一致的同质群体，对国家制度、社会事务、政治体系等进行道德讨伐。
（四）参与认知受限
参与认知受限主要包括圈层隔离中理性认知受限、代际区隔中行为认知受限和逻辑差异中学习认知受限等三个方面，三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介入。
1. 圈层隔离中理性认知受限。
“理性认知”即人类对客观事物规律性、普遍性、本质性的认识与态度。它是一种高级形态的认知活动，是对物质世界形成正确判断的基础、实现价值自觉的前提。社交圈层中的理性认知受到熟人关系的情感共同体阻隔，在政治活动中难以对政治信息与事实形成客观理解与判断，滋生政治谣言。社交媒体圈层是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等重合性情感的共同体。一方面，社交圈层存在强烈的情感交换，圈层结构、兴趣、心理倾向的同质性，使社交影响力大于理性影响力，圈层内以情感与信念主导的观点更具说服性。“沉默的螺旋”在熟人圈子中因“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际关系保护心理的驱动被放大。另一方面，社交圈层边界可延伸可收缩的模糊性，使圈层内部意见聚合具有不稳定性，干扰理性认知统一。异质信息不易与圈内信息融合形成共同的行为标准，但信息的流通必然导致观点的吸纳。当理性共识受外界干扰、多重“事实”混杂使真相难辨时，圈内成员观点分裂。
2. 代际区隔中行为认知受限。
“行为认知是人在从事行动、发生行为时贯穿的认知”，是人们在行为中获得的常识经过积淀后形成的潜意识反应，由此，在熟悉的场景中完成习惯性的行为目标时就会出现“不假思索地行动”的现象。在社交媒体中的代际区隔使技术弱势群体遭遇行为认知困境，逐渐形成政治冷漠。技术带有天然的歧视与偏向，“数字难民”受到技术的“冷落”，导致其政治参与行为存在滞缓性。
3. 逻辑差异中学习认知受限
。“学习认知”即人在学习过程中进行的认知活动。“它尤其指借助符号表征或语言媒介在信息交流中进行的学习，即‘以语言为中介，自觉地、积极主动地掌握社会和个体经验的过程’”。社交媒体分屏、分众的传播模式将系统性知识分流、碎片化知识聚合，使人们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陷入学习认知困境。大数据、算法等技术介入成为政治传播中商业契机的入口。政治逻辑强调政治权力控制下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实现政治利益平衡以形成和谐的政治关系。商业逻辑追求资本控制下资源配置的最大化收益。政治传播中的“资源”即政治内容类型以及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政治逻辑与商业逻辑间的博弈使公众学习认知受限。一方面，商业选择借位技术能力，学习内容受限。技术使用并不必然决定学习认知的内容结构，在社交媒体中的算法个性化推荐与订阅号服务存在微妙差别。订阅号服务具有自主性，公众倾向于选择与自身价值立场一致的内容，形成单一化的知识结构；而算法技术加持的个性化推荐的背后却隐藏商业逻辑的操控，使公众接触的政治信息可能被政治公关、政治包装、政治广告等取代，形成不具有理性与共识的政治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消费文化追求政治娱乐，使政治学习过程受限。社交媒体的娱乐化使人们沉浸在娱乐之中，失去政治关注、漠视政治参与、丧失政治价值，变成了娱乐化动物，销蚀了天生关注政治的本性。
（五）公共权力监督越位
公共权力的监督越位即公共权力越位公民权利对社交媒体中的舆论进行监控。公共权力行使者通过算法技术进行数据收集，掌控并监测社会舆论，使得社会舆论监督公共权力转换为公共权力监测社会舆论。公民对公共权力的舆论监督在本质上属于“他者”监督。公民对公共权力的舆论监督往往以数据打包的形式转交给公共权力行使者，对公共权力具有一定的规训力量，督促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公民的舆论监督以留言、评论、点赞、聊天记录等形式保存并形成数据图谱上传至相关权力部门，有利于管理者了解公众诉求、舆情民意，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实践导向，但也可能存在相关权力部门为稳定其对公民个体或政治群体的约束与管理，在修正与改进过程中发生“不当监控”，“出现没有觉察或者未经允许被窃取信息并被利用的现象”。公民的舆论监督权利让位于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舆论权力，易产生真实舆情失焦，进而导致社会问题累积的风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