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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国消费者报用了14个案例，来说明商家“哄抬物价”，是会遭到市场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的。可当我看完这14个案例后，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尤其是这“哄抬物价”的标准，各地市场管理部门判别的差异很大。
文章首先指出，疫情防控形势下，一些商家在进货及销售成本，并未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哄抬蔬菜价格，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了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的严厉查处。对此背景，我是完全的赞成。
当下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我国正在万众一心，努力遏制疫情蔓延。值此特殊时期，以“封”为标志的各项硬措施，全面展开。而被“封”在家的公众，若是基本的生活保障出问题，那就只有恐慌了。毕竟，有句话说的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嘛。
基本生活保障的重要内容就是蔬菜与粮食。就如消费者报文章所说的那样，一些商家在进货及销售成本，并未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哄抬蔬菜价格。这句话是有明显的错误的。如果是垄断商品，如果是国有企业经营，这蔬菜价格可以以进货和销售成本为基础，再加上适当的利润，来确定销售价格。然而，要是非国有商家，又是非行政确定价格，那么，这商品的销售就该是“随行就市”了。
“随行就市”而已，要是对此认定为“哄抬蔬菜价格”，必须要有明确的量化标准。至于说如今的“行情”，这不用说，遏制疫情的特殊时期，市场上只有极个别商家营业，销售的商品也只能是生活必需品。比如说，蔬菜、粮食，通俗来说，就是说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商品了。关键是此特殊时期，商家所能销售的存货必定是少，而重新进货却存在着诸多成本的“暴涨”。
我之所以说“暴涨”，一方面是因为限制人员流动后，能够劳动的人极大减少，如此人员成本大增；另一方面就是运输成本、进货成本都会因为各项“封”的硬措施，而上涨。尤其是，如今的营业场所，防疫措施必不可缺。如此以来，除销售完存货后，新进货物，包括蔬菜，其成本肯定是大幅提高的。
到此，这商家销售的蔬菜等商品，能不涨价吗？对了，市场监管部门用的是“哄抬物价”。看消费者报的这14个案例，我发现这“哄抬物价”的标准非常乱，有涨价692%的，有涨价39%的，给人的感觉，完全就是市场监管部门自由裁量而已。
比如说，上海家乐福徐汇店，1月28日，在春节疫情期间销售的精选生菜、小白菜、鸡毛菜、油麦菜、菠菜等15个品种的蔬菜，进货价格无明显浮动的情况下，该店于1月26日至28日期间仍然多次上调部分蔬菜销售价格，且价格涨幅较大，涉及品种多。其中生菜、小白菜、鸡毛菜的涨幅分别为692%、405%、330%。1月29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抓紧对该案立案查处，并于1月30日向当事人发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拟作出罚款200万元的行政处罚。
进货价无明显浮动，这显然就是行政思维了。的确，进货价浮动不大，但是，这正月里商家营业，人员工资不得是3倍嘛；特殊时期，人员的交通、防疫费用呢？尤其是员工疫情风险加大，商家可能承担的费用；当然了，还有商场需要增加的各项消毒成本等等。如此测算下来，进货价浮动不大，可是经营成本的增加却是大幅提高的。
而因此不顾实际经营成本，一味的用进货成本判断，很显然是不够的。再者说了，这些新鲜蔬菜，刚上市价格高点，可到了下午，蔫下来还能有高价吗？这些精选生菜、小白菜、鸡毛菜等等都存在销售价格的波动，不能仅仅看新鲜时的价格，而应该考量平均价的。刚上市，与进货价相比，零售为692%，那么到了下午，不新鲜了，或许价格会跌到“白送”的程度，甚至只能扔掉了。
不知道市场监管部门到底希望商家按照啥价格销售呢？要知道，若是没有足够的利润吸引，商家亏损经营的话，关门就是迟早的事情。或许行政可以强制，那就得行政给商家足够的补贴，以确保“薄利”。
相比上海这商家的大涨幅，还有差价率39%的重庆巫山县燕丰超市。1月27日，重庆市巫山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监管巡查时，发现巫山县燕丰超市涉嫌哄抬商品价格。经查：当事人销售的金龙鱼楚珍软香米，规格为10kg/袋，零售价78元/袋。而该超市管理系统显示该商品进货价为56元/袋，零售价为60元/袋。当事人将大米零售价从60元提高到78元，提价幅度为30%，商品差价率为39%。当事人的行为涉嫌哄抬商品价格，巫山县市场监管局予以立案查处。
进货价是56元/袋，零售78元/袋，被市场监管部门判定商品差价率为39%，认为有“哄抬商品”价格的嫌疑，立案查处。看来，这市场管理部门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了。超市营业，人员成本、水电费、房租和各种税费，还有商品的损耗等等，这些成本费用难道凭空付出吗？何况，值此特殊时期，运输费用、人员加班工资和防疫费用，总不能不考虑吧。
差价率39%就成了哄抬物价，那差价率30%，20%，到底是多少才能让“官老爷”们许可呢？才能让“官老爷”们认为是合理的售价呢？就是不清楚，这家超市若是亏损了，市场管理部门是否会补贴呢？相关部门是否会少收点税，少收点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