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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幸福指数”？对，用这个标准衡量皇帝是最恰当的标准，没有之一。抛掉这个标准，其他都是忽悠。
朱元璋就是一个二流偏下的皇帝而已。
排行榜是一种时尚。从关注度极高的富豪榜到各种行业榜、热搜榜，上至老者下至幼童，中国人对“排行老几”这个问题尤为感兴趣。
对历代皇帝那也得分分谁才是老大。
在皇帝榜上，朱元璋能排第几？网上有所谓“中国最成功皇帝排行榜”、“中国最伟大皇帝排行榜”，扫了一眼，在这两份榜单上，朱元璋都是稳居前五，堪称一流。
这样一种评价，其实倒是和主流相合。
吴晗《朱元璋传》曰：“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
陈梧桐教授的《洪武皇帝大传》则说：“综其一生的活动，主要还是起了促进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作用，因此是功大于过的。”
历史学家和网民、主流和草根，在朱元璋定位的问题上居然如此合辙，多少让人有点意外。
但是，人多不代表有道理，这里用得上大结巴周昌回答刘邦能不能废太子的一句情急之词，“臣期期知其不可。”
说到刘邦，他对一个皇帝是否成功也有一种算法。
且说刘邦坐上皇位后，因为他的老爹过去偏爱老老实实在家中种田的二哥，不喜欢刘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曾经戏弄父亲说：爹啊，你看现在是二哥还是我置下的产业多？刘邦的这种得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平民，无尺寸之封，甚至常常还要饿肚子，现在除了天上的东西，居然要什么就有什么，所有的土地都可以说是他的私产，这样的产业，几人能够置办？
“士农工商”，不论做哪一种行当，谁能有这么好的收益？更重要的是，以前，在别人的白眼下讨生活，也许连恶狗挡道都不得不避着走，而现在，天下人的命运都在自己主宰之中，今昔对比，怎么可能不像刘邦这样，为巨大的成就感而陶醉？
和刘邦一样，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屌丝，朱元璋也是依靠个人奋斗走上了人生巅峰。如果古时候时兴励志书的话，他们实为绝好的励志榜样。
但刘邦的这种算法存在一个很大缺陷。一个农民今年比往年多收了三五斗，就不妨以“成功者”自居，但如果对象是皇帝，还能不能照搬同样的算法？显然不行，毕竟朱元璋他们积攒的不是一般的产业，而是和国家、民族、历史等一系列宏大的词语紧密相连，那么我们要综合考量其业绩、功罪，所用的标准当然不能和评价一个白手起家最后攒下万贯家财的富翁一样了。
据此可以论定，如果以刘邦的算法来给皇帝排序，论定其成功还是失败，根本就是一个笑话，因为标准本身就是问题。
和刘邦的算法相比，“是否推动历史前进”无疑是另一个更主流的标准。
从小读历史课本，记得每个大人物之后，往往都会跟上一句“推动了历史前进”云云。但是这句话当年读了很糊涂，现在依然也没想明白。原因很简单，一个历史人物究竟是推动还是阻碍了历史前进，很不好讲，也太难判别。
比如秦始皇吧，历史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他推动了历史前进，功大于过。然而我们如果紧跟着问一句：如果没有秦始皇，没有他的这种所谓“推动”，中国社会将如何演变？演变的结果相较于秦始皇，是会好一些还是会差一些？
类似问题，估计没有人能够说得清，也没有人敢作非常自信地大胆预测。既如此，那么“推动”云云又从何说起？
具体到明太祖朱元璋，这笔糊涂账的糊涂特点就更为鲜明了。
朱元璋结束了元末的战乱，在历史学家那里，肯定是推动历史前进了，可是他在战后对江浙地区经济上的盘剥、政治上的高压、文化上的歧视，却使当地人民在摆脱战乱之后，又陷入了新的痛苦。难怪苏州百姓在明朝建立之后，还怀念割据称雄时期的张士诚。
朱元璋对农民有朴素的感情，推行重农政策富有成效，需要肯定。
可是由于他的历史视界过于狭隘，对因工商业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变动有一种强烈的恐惧和仇视，始终把人民牢牢绑在土地上，坚持厚本抑末，排斥工商业活动，从而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束缚着整个社会的活力。
朱元璋反腐得力，甚至他还希望借助民众力量监督官僚阶层，这一点最容易在今天的网民那里讨喜，但是他有这种愿望的根本在于，他对整个官僚集团怀着一种深深的不信任，这未必是社会之福，也注定难以取得成效。
兴学校、发展教育是朱元璋的善政，但这又与其厉行思想文化专制相同步。科举专以八股文取士，逼着读书人死钻经书，文网严密，使知识分子不敢乱说乱动，严重制约着一个民族的创造力。
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在他看来，朱元璋的这一招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更厉害，后果也更严重。
朱元璋的外交政策不具侵略和扩张性，但他实行的海禁政策却使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失去了机遇，恶劣影响绵延几个世纪，洪武朝的海禁，正是中国积弱的源头。……
朱元璋的是非功过就是这般紧密缠绕无法分割。面对这样一团乱麻，“推动了历史前进”这种陈词是否需要咽下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