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很讨厌一类小孩。
回答问题特积极，唱歌跳舞也在行，成绩也比我好，长得还比我高。关键是我爷爷因为工作的原因会参与学校的很多活动，每到期末全校颁奖，我在台下看着爷爷把全年最优异表现学生奖颁给那些小孩子们的时候，由于祖孙心意相通的缘故，我觉得他心里一定在想：“靠，林小四你这个没出息的”。
我家里有一张小学四年级年末演出的照片，每一个小孩都顶着哪吒头，涂着国旗色口红，咧着大嘴巴一个劲儿地笑。一共九个小孩子，八个围坐在老师的周围，我被挤在最左上角，而老师的旁边站着一个小女孩，那一年就是她从我爷爷手上领到了全年最优异表现学生奖。
那时很讨厌她，明明我也可以，为什么却是她站在了舞台和领奖台的中间？现在想来，那时的我，扭捏害羞不善表现，能领到奖的话那一定是有黑幕。
后来翻看相册，那么显眼的她，看起来竟然有一点点可爱。而回想当年的我，表现拘束心理还怨怼，怎么有一丝丝讨厌呢。
这些“别人家的孩子”，长大后就成了职场“邀功精”，我们讨厌他们，这个讨厌的感觉和小时候讨厌“别人家的孩子”一模一样。
我有个朋友是大学老师，经常吐槽一个同事。那个人总会有意无意把很多成果揽在他自己身上，别人减肥成功，是他推荐的减肥药好；新同事提高的快，是他教得好；一项实验能成功，是他表现的好；甚至别人夫妻关系和睦，也是他调节的好。
等他把自己的功劳全说完之后，我朋友就气炸了。
他总是憋着一肚子气，向我们吐苦水。我们会劝他“做好自己的事就好”“你这个职场小白做事长点心眼”“你领导心里肯定跟明镜一样”“他迟早会被开除的”，我们对他的劝导，就像《奇葩说》今晚的嘉宾，小米的创始人，我们的金主爸爸雷军所说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必要邀功”。
从此他的同事也多了一个标签：邀功精。
邀功的他们讨厌，可这样的我们，细细想一想，也蛮招人烦的呢。
讨厌邀功精的我们总是想，明明自己也有功劳，可我们就是不屑邀功；可他说了，邀功精的他不仅说了，他可能还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书面报告递交给领导，我们因此而讨厌他。这个逻辑很奇怪，我们没说，所以讨厌他。
别人家的孩子，因为表现出了自己的优秀，而被我们讨厌；邀功精们，因为表现了自己的功劳，而被我们讨厌。讨厌的是他们，还是不善表现的我们？
《奇葩说》今晚的辩题是“职场中要不要当邀功精”，该做！
我想做邀功精，不是和原本的邀功精们争抢功劳，也不是为了升职加薪；我做邀功精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我有功，我要说出来，不然憋着自己，我难受。
想做邀功精，还是因为刻板印象必须要打破，贴标签的事情也绝对不正确。就像节目里陈铭说“不能被贴上邀功精的标签”。
贴上邀功精的这些人，我们以为在邀功时他们说谎、抢功，甚至诋毁默默工作的那个人。可邀功精真的是这样吗？相比于我们，他们只是更擅长表现自己而已。
想要邀功还有一个原因，我发现我们讨厌邀功的行为，但却喜欢邀功之后的结果，我们喜欢的是自己的功劳悄悄地被所有人知道，或者自己的功劳被别人说出来。
二战的时候有一个团队，里边有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去研究德军的一套武器，这套武器有着严密的密码系统——恩格玛，作为观众我根本听不懂恩格玛这些乱七八糟的名词，我只知道最后这个团队成功破解了它，也因为这样，盟军才掌握了德军后来所有的情报，诺曼底也得以成功登陆。
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看了《模仿游戏》，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成功破解恩格玛系统的人叫艾伦·图灵，为了破解恩格玛他发明了计算机，那个笨重的占满了一整个房间的机器是计算机前身，发明之初它加快了德国战败的速度。
可是这一切档案在战争胜利之后全部被销毁，档案里的纪录只有他是计算机之父，他是同性恋，以及他为了继续研究计算机而选择化学阉割来躲开英国政府对其同性恋身份的惩罚。
胜利之后的他们更像是胜利战果的享受者，而非制造者。其他的同伴们（琼·克拉克、休·亚历山大）甚至被别人揪起衣领质问“当我们参与战争，在前线拼生命打仗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他们在一个远离人群仓库里，研究出了攻破德军的关键武器。但政府不让他们说，他们有功却无法邀功。
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时，无限感动。我们感动于有功，被所有人知道的这个瞬间。
不是所有的功劳都会像图灵一样被后世发现，也不是所有的功劳都会悄悄被人知道，撕下邀功精刻板的标签，像傅首尔一样带着铮铮铁骨去邀功，功劳那么大，你可别憋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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