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车去精神卫生防治院，是需要些勇气的。
一上车，出租车师傅用眼角的余光上上下下打量过我之后，吐出一句话：「那是精神病院吧？」
「是呀。」
「哦，那可要小心，精神病杀人不犯法。」
这是一个对精神障碍患者不那么友好的世界，尤其是其中被称为「重症」的那一批。
由于调查面临的种种困难，目前较权威的数据还停留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 2009 年公布的数据：中国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约 1600 万人。
然而，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占据中国总人口 1% 的这个庞大群体的存在，他们消失在「正常人」所能见到的日常中。
通常，他们或被送入精神病院，或被关在家中。一位纪录片导演曾把自己拍摄精神病院的纪录片定名为《囚》，而现实的「囚」，几乎比这词的字面意义更残忍。
根据 2006 年进行的河北省重症精神疾病人员流行病学调查，仅河北一省，被锁在家里的精神障碍患者，可能就达 10 万人之多。
随着出租车逐渐接近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下称「海淀精防院」），行人慢慢稀疏，路旁灌木的叶片上积着厚厚尘土。
2008 年奥运那年，这家区级的精防院从颐和园附近的青龙桥搬到苏家坨乡，合并了附近的两家精神专科医院成立新院。
车在一个敞开的大门前停下：没有高墙与铁栅栏，是个半开放的院子，还有一群大大小小的流浪猫在转悠。这里的人告诉我，除了医护人员，精神障碍患者也会给它们喂食。
院子里，医护人员不穿白大褂。病区分两类，里院是有栅栏门的封闭病区，外院是患者可以随意出入的开放病区，开放病区也有门和锁，「防外不防内」。
开放病区还有个种了很多月季和铺满草坪的小花园，和一块农田——患者自己种植作物，看着它们生长发芽，这叫「农疗」。
中午，行经农田，一位短头发、穿着胶鞋、正在农田里劳作的女患者，主动跟我打招呼。
她已经住院近 10 年了，「这里还不错，生活很规律，我也没复发过，还自学了好几门计算机课程，这样将来还能找点活干。」
「我现在主要就是想回家，如果见到我家人，麻烦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接我回去吧，我现在都好了。」
这是一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这里的住院患者，大部分是精神分裂症。」精防院的副院长游秋萍这样介绍。
精神分裂症，是最传统、最神秘，也是受到歧视最严重的精神疾病，在中国精神病医院的住院患者中，85% 属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疾病。
那位出租车师傅印象中凶神恶煞的精神病患者形象，正是社会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个最普遍的刻板印象。
其实，大量数据表明：只有极少数精神分裂症患者会表现出暴力倾向。而这些暴力倾向，多与其幻觉、妄想的症状有关。而这些症状，目前已可以通过相应的药物得到很好地控制。
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郭俊花曾在网络公开课中解释：「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暴力行为，主要是由于患者在病情轻的时候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导致情绪失控，怪想法多，出现暴力倾向。」
而中国的大多数患者，却都是在局面失控后，才被送进医院治疗。
精神科医生们常常把精神疾病复发的患者「住院——回家——再次发病入院」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称为「旋转门」。
「旋转门」非常普遍。
而对精神分裂症而言，因为医疗资源的缺失及社会接纳程度的不足，徘徊于医院和家庭的「旋转门」一段时间之后，患者通常会以某种方式在正常社会中「消失」。
一位精神科医生谈及，很多家庭为了防止患者「滋事」或者仅仅是掩盖「家丑」，就把患者锁在房间，甚至用铁链终身锁在笼子里。
另一位精神科医生则提到，「在精神科的大部分疾病中，精神分裂是最重、最难离开医院的。」这是精神分裂症的另一种结局：被亲人几乎「遗弃」在精神病院，而这种「压床」，又进一步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缺口。
前几年，海淀精防院曾对 300 名住院患者进行调查，其中的 150 多人是符合出院条件的。但是，当医院召开家属座谈会却发现，家属全都坚决反对患者出院。
在海淀精防院，有很多在医院居住了 10 年 20 年以上、资格比医护人员还老的老患者。
出院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区康复体系还没建立或没完善，无法让患者在院外得到有效管理，并通过康复训练逐步恢复生活技能、社会技能，从而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在 2014 年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曾这样回答。
在精神分裂症领域，把临床症状消失视为「痊愈」，而把患者正常回归社会称为「康复」。
一项新加坡的统计表明，超过一半的首发患者可以在 2 年内得到「痊愈」，但最终能够达到「康复」的，大概只占 20%。
复发，在精神分裂症中非常普遍。
《今日精神病学》中的一篇文章曾指出：超过 80% 的精神病患者会在 5 年内复发，其原因大多与无故停药有关。依据不同的界定标准和患者特点，平均 40%～50% 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在 2 年内复发。
造成患者病情反复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很多，但部分或完全停用药物是首要原因。
数据显示，患者的不依从，可使其复发风险增加 5 倍之多。而影响服药依从性的原因很多：觉得自己「好了」；怕「上瘾」；怕「副作用」；怕身边的人发现；甚至仅仅因为生活没有规律，懒惰。
幸运的是，在疾病复发前，有一个前驱症状的阶段。对复发前驱症状的辨识与应对，使得精分患者的随访和复诊尤为重要。
复发前会有什么症状吗？患者张宁刚给出的表述是，「会不舒服，但说不清楚。」
他是个 50 多岁的男人，1985 年大学毕业，1988 年发病，自此陷入出院、停药、入院的「旋转门」，并终在 1995 年进入精神病院常住，直到 2011 年，进入了目前的康复园。
康复园，是海淀精防院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下称「北医六院」）的支持下，进行的一个精神障碍社区康复实验的核心。
在香港，这类的康复园被称为「中途宿舍」——通过模拟家居、社区和工作环境，为精神障碍康复者提供个性化康复指导，最终让他们能够顺利回家以及正常工作。
而对于那些在精神病院居住几十年的患者，「回去」几乎是种奢望。
北医六院副院长姚贵忠认为，康复园比医院的成本更低，且患者能有更好的体验和获得更好的康复。
游秋萍则表示：「几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了家庭养老园，这也是目前的一种方式。」
此前，海淀精防院的康复园曾达到 20 个，目前收缩到 10 个。
收缩的原因，有的是因为邻里关系。
因为组织了一次患者在小区里捡垃圾的活动。本来是出于美化家园的意图，结果被邻居发现这些人「眼神不对，有问题」，接踵而来的是各种投诉，最后被迫离开。
而现在则主要是因为，北京租房价格的上涨。
康复院的住房条件要求一定要有两个卫生间，通常是三室两厅 120 平以上，住 6 名康复患者，而如果租金超过了 9000 块，就没法负担了。
1995 年，姚贵忠就开始探索康复训练。之后，海淀精防院与北医六院合作，引入国外先进理念，开始进行社区康复试点。
从 2011 年开始，海淀精防院开设院外康复站点，实现患者「出院」，住进这些社区康复机构，作为精神障碍患者在医院生活与家庭生活的过渡。
在这里，病情足够出院标准的患者们一起生活，自己做饭、买菜、做家务、开家庭会议，投票进行家庭的各种重大决议，比如：近期的菜谱，或是娱乐设施的使用规范，还可以去隔壁职业康复项目的工厂里做工。
出门购物，也是患者了解社会和恢复社交技能的一个重要训练方式。
「他们已经几十年没出过精神病院了，最开始时，出门一看现在的物价，特别震撼！」一位护理员介绍。
有的康复园里没有职业康复项目。
「我们是个养老园。」在精神病院住了超过 20 年的张芳，头发花白稀疏，眉目仍然很秀气。她有精神障碍家族史，高二发病，父亲「一看就知道我病了」，送医院治疗，反复了几次，就再也没出院。
「这里至少洗澡方便，不像在医院还得排队。」1984 年，Peter 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英语专业，Peter 女友出国，自己签证被拒，再逢母亲去世，自此发病，从 1995 年开始常住医院。
面对「想出园吗」这个问题，张芳的回答是，「我爸不让。」
Peter 和张宁刚都很沉默，两人的父母都已去世。张宁刚讲起自己的业务，「早就荒废了，我当年是做仪表的，现在都数控了……」他曾经尝试学打字，「不快，一分钟也就六七十字……落伍了。」
也许，对他们而言，康复园至少是一个让人心安的地方。
精神分裂症患者艾琳•萨克斯，也是南加州大学的法学教授，她在自著的《我穿越疯狂的旅程》一书中，谈到了自己非常感激的斯托尔医生：当别人都只是看到了她的疯狂时，这位医生看到了她自愈的本能。
斯托尔医生建议艾琳，不要休学，正因为病得太重，她才更需要靠工作，唤起强大的自我来对抗疾病。
艾琳进了大学，并以范德比尔特大学年级第一的成绩去了牛津，之后进了耶鲁的法学院，最终成为了一位南加州大学的法学教授，她还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兼职教授，以及美国新精神分析中心的临床研究员。
即使如此，提到自己以失败告终的最后一次摆脱药物的尝试，她说，「并不是所有的战斗都以胜利告终。」
「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患者，如果能够获得恰当的资源和帮助，是能够发挥出他们在病前就已有的潜能的。低估他们会引起人们的负面预期，这实在太糟糕了，因为工作能够给大多数人一种真正的幸福感和专注感。」
那是些听上去过于遥远的故事，姚贵忠讲述了他那间位于北大六院的诊室里的常态：
一位孩子即将参加中考的母亲，衣着得体，已经 6 年没发病了，因为近期的睡眠障碍，丈夫陪同前来复诊，问诊结束后匆匆赶去工作。
一位独自从东北来到北京的少年，跑来进行每月的复诊，他和医生聊未来，聊下月的出游计划，医生建议，「也许，你可以试着写一写日记。」
在写给家属的科普书《精神分裂症咨询》中，姚贵忠还提到了精神分裂症的另一种病程进展——精神衰退。
「人处于一种能吃能喝、躯体健全，却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干的『无欲状态』。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痴呆』状态，是精神分裂症最可悲的结局。」
这种精神衰退的发生，大多与患者长期住院，与家庭、正常人群和社会环境隔绝有关。
姚贵忠认为，康复的目标是为了患者可以更好的生活，虽然最好的结果是症状的消失，但有时候，哪怕有症状，人也可以以好好地活着，「医疗并不是看见人们病了就给人治，他们过的好就可以了。」
而艾琳曾在书中写道：「有一些自然力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能力，更不用说我们的理解能力了。所以，面对这些，仍然坚持必胜的信念只能是以卵击石。要知道，不是所有的战斗都是以胜利告终的。」（责任编辑：徐卓君、阿梨）
（文中所有患者均为化名）
本文源自丁香园旗下深度报道团队
「偶尔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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