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已经有半个月没有更新了，这么久没更主要是因为最近一直在唐浩明的《幕僚杨度》，三大册的上中下系列，看完确实需要花些时间。这不，看了半个多月也才看完前两册，第三册才看了三分之一不到。
不过，担心再不更新的话，怕大家就要以为这个号停更了，而且也确实想和大家聊聊这位晚晴幕僚杨皙子。
首次接触唐浩明的“晚清三部曲”，还是源于三年之前看他所写的《官圣曾国藩》。对于曾国藩这人，世人的评价可以说是褒贬之间天壤之别。
梁启超评其：“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蒋介石对儿子蒋经国说：“至于中文读书写字之法，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
毛主席更是在致黎锦熙信中对其给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令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的高度评价。
而近世国人中同样也有怒斥其是伪君子、汉之不肖子孙，甚至被冠以汉奸、卖国贼、刽子手之名。
杨度与曾文正公同为湖南湘潭人，凑巧的是，其一生也与曾文正一般充满了争议。其在君宪和民宪之间的左右摇摆饱受他人诟病，但他又确实是近代中国的宪法第一人；袁世凯最终能成功“窃取”革命果实以及最后妄图恢复帝制都离不开他的帮助，但他又是实打实的爱国主义者。
不过既是爱国人士，为什么又会和清末最大的奸角混在一起，难道真是他无识人之能，还是这是当时的客观环境之下最好的选择？未读此书之前，我一直单纯的以为袁世凯是天生的反派，如今此书已阅至四分之三，方重新认识这所谓的大军阀“袁大头”，也是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对任何事物的判断都不能脱离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以上帝视角去评判一件事情的是非正误，往往会导致我们以偏概全、误入歧途。
今天，我就和大家聊聊杨度杨皙子，聊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我国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到底孰优孰劣，聊聊袁世凯任大总统的必然性以及所谓的“必须性”。
杨度，原名承瓒，16岁那年他将自己改名为度，字皙子，又将弟弟改名为钧，字重子。其母问他为何要这样改，他回答说改名乃为立志，兄弟俩立志做称量天下之人。其志向由此可见一斑。
自古有才学之人，都难免少年轻狂，更遑论一向自诩甚高的杨皙子了，其更是一度非韩薄柳。
那是乙未年科举的时候，杨度会试虽名落孙山，但因其刚亲身参与了影响全国的“公车上书”，还加入了康有为的强学会，正是踌躇满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强学会创办的《中外纪闻》汲取新知之际，所以并无丝毫失意之感。他和不少落地年轻举子一样，并不急着回家，而是待在北京，一方面欲为维新变法做点事情，另一方面也借此历练历练自己的才干。刚开始还好，朝中各部都有些官员名列强学会，像李鸿藻、翁同龢等人也都表示支持，当时刚从朝鲜回国的浙江温道处官员袁世凯也积极参与。但不久风向便发生了变化，有人攻讦强学会是结党谋乱，也有人攻击《中外纪闻》造谣惑众，不时传出要解散强学会，查封《中外纪闻》的消息。绝大部分的留京举子见势头不妙，均打点返乡了。康有为也离开北京，去上海创办强学会分会，梁启超也有赴沪计划。
杨度当时也面临是去是留的抉择，正是值此心烦意乱之际，他翻阅到了韩愈的《与陈给事书》：
愈再拜：愈之获见阁下有年矣，始者亦尝辱一言之誉。贫贱也，衣食于奔走，不得朝夕继见。其后阁下位益尊，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夫位益尊，则贱者日隔；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则爱博而情不转。
······
今则释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起来织不继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诛，无所逃避。
读至此，杨度评其“似妾妇向男人的乞爱，何自轻自贱、摇尾乞怜至此！”
又读柳宗元的《愚溪诗序》：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已其能，故谓之然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具者尤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杨度又觉其甚是啰嗦，笑其“因谪居于此就更溪名为愚溪”荒唐无比，照这个逻辑，如果他人因智巧迁居溪边，那不是也要更名智溪了？
年少多才的杨皙子由此发出了：“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如此文章，亦可以传世呼？”的叹息。听听，这是何等的傲气，虽说此番非韩薄柳，不能排除有心绪低闷、郁郁不得志的原因，但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杨皙子作为少年才子的轻狂。
但也恰恰是杨度这非韩薄柳的轻狂劲，让他今后的老师王闿运对其更添了几分喜爱。这位湘绮先生当时已设帐收徒40余年，有一代文宗之称，再加上青壮年时期与肃顺、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的特殊关系，使得他在当代士林中右泰山北斗的威望。
说起这王壬秋，他一生所学用以授徒的主要可以分为三门课。
一是功名之学，顾名思义就是为功名而求学的，其适用于那些目的在于考取举人进士点翰林，以此为终身荣耀的学生。王壬秋教此类人熟读四书、精通八股，作试帖诗，写策论，做官为其目的，诗文仅为功名之敲门砖。圣贤的精奥无需深究，做人的道理亦不必身体力行，功名一到手，砖石皆可抛，这是他认为最下等的功课；
二是诗文之学，乃以探求古今为学为人之真谛而设。或穷毕生之精力治一经一史，辩证究误，烛幽发威；或登群籍之巅峰，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或发胸中之积郁，吟时间之真情；或记一时之颖悟，启百代之心扉。总之，其学不以力行为终极，而以立言为本职。
而王壬秋最引以为傲的功课则是帝王之学，其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弘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
这时方具备办大事之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厕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艳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画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取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
毫无疑问，我们胸怀大志，从小就立志干一番大业的杨皙子，自是毫无疑问的会选择这听来让人心摇神动，倾之慕之的帝王之学了。
而清末时局动荡，国力衰落，维新派、守旧派、革命派们对中国今后的走向均是各执一词。甲午战争的惨败，近邻日本依靠明治维新仅用三十年的世界位列世界强国，让相当一部分的爱国人士意识到中国要强大必须要效仿日本走君主立宪之路，另有一大部分深恶满人统治而又有志之士则认为民主共和才是正确的出路，而康有为则又代表着另一类保皇派，保皇派也明白维新改革的重要性，只不过他们觉得帝制国体无需改变，只要光绪重新掌权新政可顺利实施即可。
然而庚子国变、两宫西逃，以及慈溪假意支持变法却迟迟未有实际动作等一系列令国人寒心的举动，又加上被囚于瀛台的光绪帝传言身体愈加虚弱，除了满清贵族达官显贵，支持保皇派的人越来越少，甚至连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也开始倾向于民主立宪救国之路。
如果说孙中山、黄兴等人是支持民主立宪的领袖人物，那么杨度则当之无愧为君宪体的魁首。
对于生于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我们或许难以理解，为什么杨度要支持君宪，而不支持民宪。显而易见民宪更加民主，杨度作为有识之士，难道这点格局眼界都没有吗？
正如，笔者一开始所说的，任何判断都要基于当时的背景环境。杨度选择君宪，自然有其道理。
当时，世界上实行民宪的多是西方国家，实行君宪的中国的参照对象则主要是东方的日本。从东西两方的文化渊源来看，西方接受专职的历史没有东方长久。西方人受基督教义的影响较大，基督提倡平等博爱，所以西人自有民主的平等挂念强烈。东方接受专治的历史悠久，受佛教影响大。而佛教本身就是个等级分明的宗教，因此西方人习惯于在君王的统治下过日子。如若有一天没有君王，国人反而容易产生茫然群龙无首之感。
另外，实行民主共和，必须全体国民具备较高的素养。遇事大家都有替国家替公众着想的道德意识，民主共和才有基础。否则越是民主越办不成事。而要办成事，只能靠独裁。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即使在国民教育远超清末的现在，办公室开会，领导一个问题下来也多是一石难起片浪，非要点名才肯发表看法，更多时候还是需要领导独裁才能拿出个最终的方案。要是在习惯服从的清末实行民宪，其办事效率可想而知。
不过，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这些都可以慢慢的适应调整。但清末群敌伺立，外国侵略者虎视眈眈，中国决不能四分五裂，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内乱，对外则必无一点抵抗力，要是出现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的局面，丧失主权国家的地位，外国列强便可正正大光明的将我们瓜分豆剖。
实行君宪，爱新觉罗的皇室身份并不改变，不会发生全国范围的夺权之争，而若实行民宪，就意味着全面洗牌，满人与汉人之间的战争，汉人与汉人之间为了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必将甚嚣尘上。
而最后，正如我们所知辛亥革命的爆发，民宪似乎在这场国体之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有趣的是，中华民国的建立，杨度在其中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没错，他中途又改投民宪了。
看到这，大家是不是会觉得杨皙子此人朝秦暮楚，墙头之草。实则不然，我们别忘了，杨度所学的是帝王之学，君宪也好，民宪也好，只是其意图荣登高位，挥斥方遒的手段而已。况且，这期间出了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似乎可以使中国从封建帝制和平的过渡至民主立宪，而不会造成诸强割据的局面。此人就是袁世凯。
为何杨皙子坚持拥立袁慰庭?他为袁任导致大总统又立下了何等汗马功劳？又是否如愿以偿位列宰甫？后来为何一心推动袁世凯称帝？这些就让我们下次再聊吧，今天就先这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