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米宅米宅（mizhaimizhai） 作者：so121
从所有已存在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口高增长绝不是国运向上的原因，只是的一个结果”。
对于一个国家，其强盛与否，国运兴衰不是由人口决定的（至少人口因素不是主要原因），其主要原因就是：
国家的战略定位能否顺应时代要求
国家的一系列政经制度是否能符合国家战略定位
国民的素质的提升能否支持国家的战略定位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国家就会在发展中出现问题。
而如果国家定位、制度和国民素质能够有机结合，国家就会兴旺发达，至少不会出现大的发展问题。
所谓中国奇迹，中国近30年的大发展，其实就是“国家战略、制度和国民素质”的动态完美组合，人口数量在中国奇迹中所扮演的角色远没有人们常规认为的那么重要。
大清亡于谁之手
大清为什么会灭亡，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亡于革命党，亡于孙中山。
如果往复杂里说是一个绝大的题目，按照传统史学论点，清朝主要的原因就是：
政治：清政府的黑暗腐朽，皇权又特别集中，政治改革动力和行动不足，中后期已经得不到全国人民的支持，正所谓“失道寡助”。
经济：当世界各国完成工业革命的时候，我国还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在西方殖民国家的冲击下，自然经济濒于破产，商品经济始终被打压。
文化：文字狱、八股取士，限制人的思想，导致科技思想落后。
军事：军事落后，军纪散漫，战斗力逐步丧失。
如果以要素组合的方式进行说明
1、定位层面：在全球政治经济形式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国家战略定位没有及时由封建主义过渡为资本主义，由绝对专制主义发展为民主主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战略定位方面确实快中国一步）。
2、制度层面：没有做出适应正确国家定位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庚子国变之后虽做出预备立宪等一系列调整，但既不根本也不全面，最重要的是已经来不及了）。
3、国民素质层面：直到清亡，人口素质尚未比清初有显著提升，正所谓民智未开。
所以，大清之亡，亡于“不识天命，不变制度、民智未开”，而非其他。孙文只是在腐朽的房子上，踢上了最后一脚罢了。
然而，从人口角度我们看一下清朝的变化。
1644年满洲入关到辛亥革命，中国人口是一个持续增长的过程，当然期间经历了几次较大战争。
比如前期三藩之乱，到后期太平天国运动，由于人口的非正常死亡，造成短时间的人口下跌，但是恢复很快，大趋势是增长的。
然而，人口增长绝不是国家实力上升的原因，而是国运提升的结果。
比如清朝人口最快的增长时期是康乾盛世的后期乾隆时期，而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增长趋缓，但是依旧增长。
如果按照“人口即国运”的说法人口增长应该促使国运向上，文明向上，其人口的增长巅峰应该是国运的巅峰时期。
我们看看1900年，清朝人口达到最大值的情况。
公元1900年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重
1 中国 47500万 28.79%
2 印度 28000万 16.97%
3 俄国 10600万 6.42%
4 美国 7600万 4.61%
5 日本 4500万 2.73%
而1900年发生了什么，庚子国变之后辛丑条约，整个民族国家进入了封建社会国运的最低点，同时，人口第二的印度早已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但是整两个国家人口却是一个世界第一、一个世界第二。可见人口多寡和国运兴衰没有必然联系。
汉唐之强，强于制度
如果把这个问题的时间跨度拉大，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看，我们可以来看看从秦朝到清朝整个2000年中国王朝的兴衰之变是否和人口有着关联。
由图所示，秦朝到唐朝人口一直变化不大，一直在3000万到5000万徘徊，以国力强盛著称（西）汉唐在人口方面并未明显超过其他历朝。
唐朝和之后的北宋相比，全面强盛的的唐朝在鼎盛人口阶段只有全盛时期北宋的一半。
但是稍微熟悉中国历史地人都知道，北宋人口众多，但是北宋的国力、国际地位是弱于唐朝的（经济、文化上唐宋持平、科技上宋略胜唐），特别是军事，虽然号称百万禁军，但是国防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和之前的唐朝决不能同日而语。
汉唐能够从众多朝代中跳出来，更多的原因和人口无关，更多是统治者积极吸收秦和隋的历史教训，国家战略定位正确，同时制定相一致的制度改革。比如，唐朝的租庸调制度，大大提升了初唐的国力、军力、农业生产力。
另外所有王朝的灭亡原因多样，有亡于权臣，有亡于外敌入侵，有亡藩镇格局，有亡于农民起义，亡国原因更多的是王朝没有及时进行制度修订，导致国家制度出现严重漏洞所致。但从来没有出现过亡于人口过少问题。
所以，从中国千年历史来看，人口的多寡和国力强弱无必然联系，更谈不上决定国力强弱。
现在大家一说到人口数量和发展的关系，总愿意拿日本做例子来讲。
主流的观点就是，日本由于人口出生率偏低，导致人口面临负增长，年轻人太少，很大程度影响了经济经济增长，导致长期不振，自1991年开始到2000年代初期的长期经济不景气，成为了失去的十年。
然而更多人或许不知道，同样一个国家，更早的出现人口低增长，现在人口出生率和日本仿上仿下，但是同一个时期，却是经济较快发展的十年，成为了整个欧洲的标杆。这个国家就是德国。
备注：德国和日本人口增长趋势的对比（日本是绿线，德国是红线）
德国在70年代初就进入了人口增长缓慢期，一直在8000万上下徘徊。
日本在2000年左右才进入了人口的一个增长缓慢期，2000年之前特别是1984年之前还是增长较快的。
如果以“人口即国运”推断，德国经济的命运应该比日本更差，应该更早陷入衰退。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GDP增长对比情况。
（日本是红线，德国是绿线）
对于比上图，可以明显看出：
1、80年代整个周期，日本经济要好于德国。
2、 从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优势开始丧失，德国经济开始赶上日本。
3、 德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明显比日本要稳定一些，上下的波动要窄一些。
如果说是80年代，日本经济明显好于德国，“人口即国运”的判断是在发挥作用，因为60年代日本人口增长率确实比德国增长率要高很多（人从出生到成为劳动力大约需要20年）。
但是整个70年代日本人口增长率依旧比德国高很多，但是90年代德国经济的增速却明显赶上了日本，虽然那时候两国人口增长对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因此显然，人口决定国运的规律在说明这个问题上不起作用。
并且这几年，世界公认的就是德国经济在整个世界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已经超越英法成为了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动机。
而日本虽然今年经济有所好转，但是想回到70年代“经济奇迹”时代的增长趋势已经明显不太可能。两国的对比同样说明人口不是决定国家走向，国运兴衰的最关键因素。
再看两个更名明显的对比。
▼50年中中印两国人口对比
▼50年中中印两国GDP发展对比
（中国是红线，印度是绿线）
上图可以看出，印度在刚刚过去的50年中，虽然人口逼近我国，两国人口数量之间的距离逐渐收窄。但是经济实力却被我国拉开，更是“人口非国运”的一个佐证。
人口红利这个词语，这几年被广泛提及，学术界广泛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劳动力丰富是一个关键性因素。
正是由于有了那十几年几个亿低工资劳动力的要素，才使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成为了世界经济分工的重要角色。
同样，现在中国经济比较前几年明显放缓，原因还是在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变高所致。
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要让中国经济走出“L”型，就必须逐渐放弃计划生育的国策，甚至鼓励生育，维持低端廉价工资劳动力的数量。
我当然不能完全反对这个观点，维持一定量的人口增长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年轻劳动力。但是提高人口素质更为重要。
如果把中国经济的崛起完全归功于人口因素，试图依靠人口增长保持经济增长同样是一种发展思路上的“刻舟求剑”。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并不均匀，最高速可达14%，最低速只有3%，国家战略方向调整因素比人口因素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近30年，总体趋势是增长的，但是两次低谷还是存在的，特别是90年代初的一次，经济增长明显下滑，但小平南巡讲话一出，经济马上强力反弹。可见国家战略方向调整对经济影响尤其明显。
战略方向对头了，加上人口红利等因素，经济高速增长，国运向上自不待言。战略方向失误了，大量的人口绝不是红利，而是包袱，吃饭的包袱，就业的包袱，整个社会的包袱，反而会拖累社会的发展。
其次，现在中国人口的状况和20年前比已经大不相同。20年前中国劳动力的状况：
第一是量大，
第二是知识素质普遍偏低，
第三是低廉，要求工资普遍不高，
第四是劳动意愿较强，能吃苦。
20年过去了，这四点在新一代劳动力身上改变甚多。
第一，知识素质普遍提升，本科学历已经较为普遍，即使硕士，博士也不少见。
第二、家庭财富积累较多，不用完全依靠打工维持生计，所以一时找不到薪水满意的工作，宁可闲着，也不将就。
第三、对于工作环境要求越来越高，更多的年轻人不愿从事简单的，重复的机械性劳动。所以，富士康这种人力密集型企业招人越来越难，而像华为、阿里这种技术密集型企业却更加容易招聘。
所以，劳动力的量的变化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整体就业偏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还是以为通过量的恢复，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达到吸引外资回流，拉动经济已经不太可能。
同样，我国经济30年基本面已经改变很大，如果还是依靠榨取劳动力的绝对剩余价值拉提高企业竞争力，既不明智，也不可能。
第三点也是根本的一点，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使用，像富士康那种低端重复制作业以后劳动力用工绝对量可能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岗位会被人工智能操作的机器所替代。
反而那种开发、制造、操作人工智能机器的高端劳动力需要量会越来越多。所以对于中国，量的问题已经是次要矛盾，主要矛盾还是提升人口素质和劳动技能，以符合现代制造业升级的要求。
第四、国家配套设施尚不足以支撑更多的人口，特别是教育配套资源还很不充分。
幼儿园难上，优质小学难上，看病难，住房贵，城市交通拥堵的问题，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解决，从财政角度看，用大量财政资金补贴生育的做法还无法实行。
80后、90后的生育观已经进步，生育是个人事情，我们不应过分强调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是为国生娃，而是为己生娃
所以，对于中国，对于已经经历经济高速发展20年中国，走出当下实业不振阴影的首要工作不是倡导大家“生生生”。从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到最大限度的鼓励大家生育，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干活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人力资源观点了。
而是应该，要抓教育，特别是抓农村非发达地区教育（因为非发达地区生育率反而是高的，这在全世界是一个通例），将九年义务制改为12年义务，在全民中普及高中教育。
将高等职业教育普及面加大，努力提高更多人教育水平，才是应对人口总量不足，继续提升国运的根本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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