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SOHO天山广场在上海开业那天晚上，我和潘石屹聊了很久。当时有个不法商人在海外做的视频节目中，有两处提到他，都是造谣。他忍不下，就公开写文章回应并向法院起诉，说“我们不能像今天一样，任由他造谣，大家谁也不说出来，心里觉得懒得理，谣言就一直传播着”。
潘石屹是博客时代和微博时代一呼百应的意见领袖，时至今日却突然发现，尽管他说的是事实，但微博评论中，很多人质疑他，或对他将信将疑，或干脆认为造谣者说的是真的。
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人们不是依据事实来作判断，而是选择他们想要的、倾向于让它发生的东西作为“事实”，然后说三道四。
《牛津词典》把这种现象叫 post-truth （后真相），意思是，在塑造公共舆论时，客观事实所具有的影响力，不如诉诸于情感和个人信念。它被《牛津词典》评为2016年度词汇。
所谓“后”（post-），用《牛津词典》博客的解释，是指“超越”，指“所述的某个概念不再重要或不再相关的”，比如post-national（后国家的）就是指国家认同不再重要的。
另一部著名的《柯林斯英语词典》比《牛津词典》早几个月把post-truth收入在线词典，并引了《卫报》的说法为证：“在这个后真相时代，只要谎话说得毫不犹豫，就能称王称霸。不诚实得越明目张胆，越不在乎被抓包，就越能壮大成功。”
从商业角度看，“后真相人物”、“后真相公司”俯拾即是。成了的叫梦想成真，输了的则身败名裂。前天参加一个金融界聚会，大家讨论起贾跃亭，一部分认为是庞氏骗局，一部分认为是“类庞氏骗局”（即主观无故意），按我的看法，贾跃亭和乐视就是“后真相”的代表。为了融得越来越多钱支撑住扩张太快的企业，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超越”真实，就像孩子们吹泡泡一样，乐视用PPT和Party试图改变方方面面的心智，觉得这样做企业也能成功。他们的梦想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有几成兑现把握，他们并不真的关心。
“后真相”也可以用来形容我们身边的社交媒体。每天，都有很多“事实”与“真相”引发热议、争鸣、撕裂，人们信以为真地评论，精力旺盛地分享，即使基本事实动辄大逆转，人们也不知疲倦，新一轮评论分享接着开启。
“后真相”时代不等于不好的时代。万众都来参与事实的“塑造”，在某种意义上是把对“事实”的解释权还给了每个人，“事实”不再是某个权威定于一尊的事情。但“后真相”肯定也不是让人满意的时代，最起码，它让获得准确信息的成本提高了，人们的表情也被一次次浪费，未来如果有人要弄清今天的事情，会发现一桩小小的社会新闻弄得都像盲人触摸的大象一样，起伏跌宕，跟帖和评论也成为“事实”的一部分。
我和很多人聊过 “宁信伪，不认真” 的“后真相”问题。它的成因究竟为何？
有朋友说，以前受过“重伤”，所以形成了认知惯性。比如今天在中国，领导性的乳品企业对产品的检测标准已经高出国际品牌不少，而且也开始走向海外，但很多孩子的父母还是习惯买洋奶粉。有的父母说，就算你定的标准高，中国的空气水土壤质量能和新西兰爱尔兰比吗，中国奶牛肯定用了很多抗生素。而事实是，抗生素没有谁能避免，中国大企业的规模化养殖比国外的散养更容易管理，给奶牛打抗生素有几天会受影响，办法是这期间的奶统统不用，检测无残留物后再用。中国乳品质量提高了一大截，但当年“三聚氰胺”留下的阴影并未完全消散。
全世界有很多品牌都是中国制造，完全一样的产品贴上不同的牌子，价格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后真相情境。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复杂，只能说一个大趋势，就是随着中国复兴步伐的加快，中国的月亮正在圆起来，比过去圆，有一天也可能比西方圆。
也有朋友说，“后真相”是社会分化和社会焦虑下的蛋。每当出现医患矛盾、师生矛盾、官民矛盾、警民矛盾，社交媒体上的声讨之声就会不断。很多人其实不完全是就事论事，而是基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比如“看病难”），移情于此，把之前的感受“代入”进来。
还有朋友说，信息不透明，辟谣不及时，遮遮掩掩、含糊其辞、大而化之，这些极不明智的对事实的处理方式，让人生疑，留下了长久的隐患。有人对我说：“你说潘石屹冤枉，是因为你和他熟悉，能接触核心事实。但一般人不熟悉，又没有办法当面对证，法院也没有宣判，而且很多辟谣后来变成了真的，一次次影响，受众就会根据经验，从主观上选择‘事实’。”
如果更广地观察，“后真相”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从过去几年全球著名词典的年度词汇看，一个突出特点是个人参与对事实的判断，要自己为自己做主，而不再简单地相信以前由“精英媒体”或“建制派”认定的“事实”。
2016年，《韦氏词典》年度词汇是 “超现实” ，Dictionary.com年度词汇是“仇外情绪”，《柯林斯英语词典》年度词汇是 “脱欧” ，2015年《牛津词典》年度词汇是一个 “含泪而笑” （Face with Tears of Joy）的表情。所有这些都是根据网友热搜结果生成的，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人们对现有境遇（事实）的不如意——他们希望重写事实，他们要主权意识，改变命运。
“后真相”在2016年成为《牛津词典》年度词汇，和这一年的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以及更多国家“激情盖过理性、立场重于事实”的政治氛围，是分不开的。
但这里的最大症结在于，靠“后真相”真能解决问题吗？在英国，很多人希望重新投一次票，在美国，特朗普的支持率不断下降。原来那些对政治很漠然、随便投了一票的人们后悔了，因为他们投出的“事实”正在成为一个更不能忍受的“事实”。
中国即将举行一次重要的大会。重读上次大会的报告，看到这样两句话，一句是“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一句是“全党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五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全球大型经济体中最快的，中国已成全球化的最重要推动力，中国在反腐、减贫、提升政府服务等方面的成效也非常明显，但在理性平和方面，到底是增了还是减了，哪些增了哪些减了？
讨论“后真相”时代的社会心态和思维模式，其背景是，在中国力量崛起后，如何能够恰当地看待和把握这种力量？
中国今天的力量，无论是自身的还是相对于国际社会的，都是一百多年来最强大的时候。在软实力和思想市场的国际竞赛中，中国正从美国手中赢得一部分客户和客户认同，不只是为世界生产产品，也在生产思想。
2004年，“北京共识”的提出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写道：“不久前，我与东南亚某国发展部长举行了面谈。该国被普遍视为小有成就，尽管经历了一些困难时期但仍然在前进。随着我们共处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放下茶杯悲伤地问我的一位同事、一位经验丰富的发展经济人士：‘为什么我们的经历与中国如此不同？我们与他们一样。我们有低成本劳动力。我们的政治体制很强大。我们做错什么了吗？’这个问题听上去似曾相识。在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会遇到某些国家研究中国的兴起并努力寻找自己能够在本国实现其中哪些奇迹的趣闻轶事。”
中国的迅速发展成长，这是一个“事实”。但如何总结事实的成因，如何对内对外有更好的沟通话语，如何在力量强大的时候量力而行，则是很大的挑战。
我的朋友张剑荆在十多年前写的《中国崛起》一书中说，在力量的背后是制度和文明的竞赛，制度生产力量也生产对力量的控制，在国家间的竞争中，最终落败的国家，其失败不是因为制度生产不了足够的力量，就是制度生产不了控制，有时二者必居其一，有时则两者同在。
除了制度，文化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前两天褚时健“被去世”了几十分钟，他生于1928年1月，仍然在生产性创业活动的第一线。从“20后”到“00后”，九个代际的中国创业者、企业家在同一个时空拼搏，不知疲倦，劳作不休，几乎不知道怎么打发不工作的时间，这背后必定有一种文化在起作用。
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几乎所有的隐患背后，也有文化的作用。比如“做大文化”，为了做大而做大，动作变形也不顾；比如“人治文化”和“政府兜底文化”，从制度和契约看，很多金融风险的受害者应该自担责任，但由于政府长期形成的管制习惯，管制越多责任越大，最后总是选择刚性兑付；比如“政企不分的文化”，尽管政府不断强调各种经济主体权利平等，但事实上无论政府还是国企，都把国企信用基本等同于国家信用。
如果说中国和世界一样，已经身在“后真相”时代，那么，有没有一些办法，改善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境遇，离理性平和更近一点？
第一个方法，是要用正和的思维代替零和的思维。
通俗来说，所谓正和，就是相信整个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总体利益是增加的，博弈中的双方利益都将增加，至少一方利益增加、另一方利益不受损害。由此出发，就会把如何促进发展放在第一位，就会通过合作（妥协）来博弈，而不是总想着剥夺对方而令自己获益。
正和思维也是增量思维，其重点是如何改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激发人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如果立足于在现有存量中进行分配，你多我少，你大我小，那就会增加很多矛盾。
很多地方、单位、企业也是这样，以促发展为主，以做事为导向，矛盾就少。以折腾存量为主，以搞人为导向，矛盾就多。嫉妒是人的本性，不可能根除，但如果放任“搞人的文化”，让一些人把主要精力用于制造假想敌，制造别人的错误，活在别人的错误里，那这里就永无宁日。
同时，在通过正和思维创造增量的同时，要注意增量分配适度向相对弱势的群体倾斜，以矫正分化。这是为了克服“马太效应”的刚性，增加社会柔性。
第二个帮助我们靠近理性平和的方法，是要用协和思维代替对抗思维，也就是通过对自我的反思，以及对他人的设身处地，不走极端化，而寻求和合之道。
“后真相”时代的社会分化、焦虑和撕裂，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即使必然发生，其烈度也可以缓和，而不是劈头盖脸，单向度打击别人，偏执化维护自己。这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换位思考，退一步海阔天空。
例如当我们陶醉于互联网时代的诸多伟大成就的时候，是否能够对网络化程度不够的部分多些理解？一位商务部门的领导对我说，你写互联网公司的创新很不错，希望你也多了解一下传统商业零售的苦衷，上面的领导都喜欢创新，而中国的内贸管理体制长期理不顺，却没有谁愿意去碰这个老大难。传统零售的环节一批、二批、三批到零售，每个环节都缴纳5%到6%的营业税，从出厂价到零售价差不多是6到12倍的价差，比如一个羽绒被出厂价是400元，在大的百货购物中心可能卖4000元，在一般商店也要2000元。现在“营改增”，有些变化，但基本结构还是没有变。而在西方，出厂价到零售价是3到5倍。所以国外线下的商业远远不像中国这样备受电商冲击。
那么是不是说，线下商业就是落后象征，其所遭遇的冲击是新商业发展的必要代价呢？这位领导说，也未见得。传统商业是上门看货，消费者眼见为实，电商是流量经营，宣传包装的作用很大。传统商业有完整的质量控制体系，零售商（如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要负责进行商品筛选，不合格的就退回去了，而电商是交易平台，并不给你提供专业保障，你要自己当专家做判断，而由于知识所限，人人当专家是不可能的。
对上述这个涉及体制问题和税负安排的案例，以及中国今天的产品质量并没有随着数量的大大增多而提高的问题，我并没有专业判断力，但显然，那种一边倒的“先进/落后”的判断是不全面的。在增量市场，拜新技术之所赐和很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互联网公司大鹏一日同风起，但在存量市场，线下的问题与矛盾，远非说他们不思进取、看不到未来那么简单。
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基因是“和文化”，多元居中致和，互施互化、互涵互化、多元协调、化生万物。反观今日商界，赤裸裸互撕，恨不得消灭一切对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夸耀自己时则不遗余力，何其之多！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向着理性平和方向的努力，不等于把人们的思维局限在一个框框里强求一致。
中国历史上强调“和而不同”，就是说要尊重差别。西周末年，史伯在与郑桓公交谈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西周快不行了，因为周王“去和而取同”，去直言进谏的正人，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和”与“同”是不同的，“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是说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是说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
后来齐国的晏婴在阐述“和”与“同”的关系时也说，做菜，油盐酱醋必须“不同”才能成为菜肴，音乐必须“短长疾徐”、“哀乐刚柔”，有这些“不同”才能“相济相成”。再往后，孔子就有了那句著名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说法。
中国历史上的“求和，而不趋同”的文化思维，于今仍不无裨益。“和”能生成万物，如同土加水成泥，可垒墙筑屋，加以火烧，可变成陶器，不同事物的对立统一运动促进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单调的“同”却不能增益，土还是土，水还是水，没有质的变化，只能止步不前。
走出“后真相”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思维？答案就藏在我们自己的历史深处。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希望下一个五年，我们能够走出“后真相”，开辟属于自己和世界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