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难以查清全案事实，影响深挖共同犯罪。传销组织严密，一个级别的组织领导者只知道自己级别的事。下一级别人员对上一级别人员的情况知之甚少，所以难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致使全案犯罪事实难以查清，影响深挖共同犯罪。
二是追诉标准不尽合理，实际操作难度大。当前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案标准要求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要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但在司法实践中，很难认定行为人在传销活动中所处的层级，一般仅能以非法拘禁等犯罪行为对行为人具体实施的行为定罪处罚，而对非法传销行为本身却无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对“情节严重”情形没有明确规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量刑上分为两档：第一档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第二档是对于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由于目前法律只对传销犯罪的立案标准有明确规定，对量刑情节中的“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刑法及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操作性不强，影响了打击传销活动的力度。
四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数形态尚未明确。传销活动具有多重社会危害性的特点，一些组织、领导传销者往往会对被骗来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实施非法拘禁、非法搜查等犯罪行为。那么，对于上述犯罪行为是只能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还是应当对其进行数罪并罚？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
五是相关职能部门尚未形成合力。近年来，非法传销活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加大打击力度尤为重要，但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如何衔接，仍然存在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担负传销行为规范管理职责的主要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打击非法传销的法律依据也主要是一些行政法规。如今，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已上升到刑事领域，如何在工商部门、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建立起联合打击传销的长效机制，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难题。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为有效打击传销犯罪，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加强立法工作。建议在刑法或司法解释中对传销犯罪作出全面、具体的规定，使传销行为的定性、立案标准、构成要件、量刑条件等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如对传销的非法营业数额、交易方式、交易情况、非法传销的产品质量、“情节严重”的认定作出详细的规定，为打击非法传销活动提供法律依据，增强打击非法传销活动的力度和效果。
明确罪数形态。对于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中，对被骗来参加传销的人实施非法拘禁、非法搜查、侮辱等犯罪行为的，可根据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仅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中对参与传销人员实施故意伤害、杀人、强奸、抢劫、绑架等重度犯罪行为的，应当数罪并罚；对于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中，虚报注册资本设立公司、伪造经营许可证或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由于其实质是以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为目的，犯罪方法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属于牵连犯，应从一重罪对其进行定罪处罚。
建立长效机制。由于传销涉及面广、跨地域活动，因此，要建立相关部门联动机制，形成打击合力。基层工商所、公安派出所要发挥主力作用；明确街道办事处、社区（村）在打击传销工作中的责任；要把加强情报信息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动员和鼓励社区居民积极举报传销窝点，使传销活动无处藏身。特别是公安、工商等管理部门，要协同作战，相互配合，互通信息，对发现的传销活动，立即查处，坚决打击，不让其滋生蔓延。对构成犯罪的，要结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将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作为打击重点，对于一般的传销参与人员则要采取行政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措施。同时，还要加强对犯罪证据标准的研究，达成共识，提高案件办理效率。总之，对涉案人员既要做到快侦快捕快诉快判，又要做到惩罚适当，重视教育改造。（林志标，林毅，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