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名流文化与名流新闻：历史，功能与争论

大众传播时代，名流（celebrity）风头无两，名流文化(celebrity culture)盛行不衰，名流新闻(celebrity news)层出不穷。然而，与名流新闻席卷新闻业界的现状不同，学界对名流新闻的研究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本文以欧洲、澳洲和美国学界的研究为主，从名流、名流研究（celebrity studies）和名流新闻三个方面，详细回顾和梳理了与名流文化相关的历史变迁、主要流派、现实变化和未来方向。希望这种建立在回顾基础上的综述能够帮助研究者厘清名流研究领域相关概念的发生和沿革，以为今后的细化研究提供参考。

（一）“名流”一词的历史及变迁

“名流”一词经历了从公共性到私人性的转变，这其中，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媒体商业化的转向两大因素发挥了决定性影响。该词脱胎于拉丁语中的celeber，意指拥挤的、常被提及的、受欢迎的。19世纪初，随着铜板刻印技术和印刷出版业的发展，个人肖像被广泛传播。随后，摄影术的发明和在新闻业的应用带来的影像革命（graphic revolution）使得个体肖像能够低成本、大范围地传播。至此，现代意义上的名流文化才真正出现（Drake & Miah，2010）。

至19世纪晚期，美国和英国分别兴起了黄色新闻（yellow journalism）和通俗新闻（popular journalism），具体人物和个体故事成为与抽象的严肃新闻并行的主流新闻题材，加速了个体名誉被大规模传播的可能。至此，名流一词开始与个体的“名誉”（fame）相连，标志着名流概念的私人化。

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的移民潮开辟了一个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与此相伴，这一时期名流的主要构成也从生产主义（商业、科学精英）转移到消费主义（娱乐、体育明星）的代表人物。名流巨大的商业潜力使得媒介产业迅速开始名流的资本化进程。好莱坞梦式的造星系统（star system）树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名流资本化标杆。

21世纪以来，消费主义的盛行和数字技术，尤其是移动数字技术的进步，拓展了人们对名流的消费潜力和消费时间。由于需求的增大，传统的政治和艺术名流供应短缺，大量普通人藉由真人秀或自媒体崛起。随着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名流从一种精神荣誉（英雄、勇士、贵族）转化为一种世俗勋章（物质成功），继而成为一种“细枝末节的成功皆可被英雄化”的大众消费品（Klapp，1949：53）。

（二）名流文化的三次转变与现代社会的三大转型

纵观历史，“名流”这一概念经历了三次变化：一是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变化。这一变化始于19世纪初，推动力量是造像术的发展和印刷媒体的兴盛；二是从英雄到明星的转变。这一变化始于20世纪初，推动力量是商业主义的发展和随后到来的声像技术的飞跃。两次变化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名流媒介化（尤其是图像化）进程。三是名流从媒体宣传到媒体制造的变化。这一变化始于21世纪初，推动力量是互联网和自媒体技术的发展，由此带来名流消费受众规模的飞跃。

1.从集体到个体：社会价值观的转型

19世纪之前，celebrity一词专指仪式或庆典。此时，名誉与抽象的精神或一般性的集体行为相连。随着后工业时代物质生产的极大丰裕，社会价值观体现出从生存观（survival value）到自我表达观（self-expression value）的转向。在个人主义思潮兴起和社会价值观转型（social value change）的双重背景下，“名流”这一概念蜕去了集合化的“仪式或庆典”的涵义，完成了从集体化到个体化的转型。

2.从英雄到明星：社会权威来源的转型

这一转折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人口爆炸、快速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极大地冲击了社会结构。理性公众被媒介公众（media publics）取代。后者因为共同的信息消费旨趣——而非共同的历史、地域和血缘——而聚合（Wordsworth，1800）。公众组织方式的变革伴随着社会权威从（基于历史和地缘的）贵族阶层到民主话语的转移。由此，“伟大”的主题由“英雄”降级为“明星品质”和“天赋”（Gamson，2001：264）。如同Boorstin（1961）所说，名流文化崛起的代价便是英雄价值的陨落。

3.从中介者到制造者：媒体角色的转型

名流被媒介化（medialization）之后，从一种社会现象变成一种文化现象。现代名流就是一种媒介化构建（mediated constructs），是名流、随从（经纪人、公关宣传、代理人）、媒体和观众四方协商的产物。数字技术一方面无上限地提升了媒体容量，一方面最大化地开发了人们的碎片化时间。随着需求的增长，传统的政治和文化名流已经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媒体因此需要调整名流遴选标准，将“平民名人”包装为替代性产品（Schierl，2007）。

媒体在名流文化中的角色转变是社会结构调整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通常将媒体视为中介物，其行为服务于其他权力机构——主要是国家，有时是资本——的利益。新世纪以来，媒介产业的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媒体不再是其他社会机构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有着自身利益和权力运作方式的装置”（Turner，2006）。这一装置将其权力建基于商业强制性（imperative）而非意识形态或政治强制性（Couldry，2013），从而处于感知上的社会中心（perceived social centrality）。此时，媒介活动产生了新的主业，即，服务于媒介组织自身的资本利益，而其意识形态结果则降级为媒体机构的副产品（Turner，2006）。

（一）名流研究的历史和概念

尽管名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由来已久，名流研究的历史却并不长。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均有对名流现象的零散评述。直到1979年，英国电影理论家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出版了《明星》（ Stars ）一书，成为近代第一本系统性的名流研究著作。目前，名流研究主要由欧洲和澳洲的少数学者从事，如英国学者罗杰克、澳大利亚学者大卫·马歇尔（David Marshall）和特纳等，却并未受到主流研究的重视。Turner（2010a）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的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拒绝承认名流文化的重要性。名流、名流文化或名流新闻都被认为是琐碎而低俗的，不足以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二）名流研究的两种路径

迄今为止，名流研究形成了两种主要路径：名流商品说（celebrity as commodity）和名流平台说（celebrity as platform）。

1.名流商品说

“名流商品说”由David Marshall在20世纪90年代末正式提出，认为显著的名流商品化只是一个指标，标示着资本主义将所有个体商品化的这种日趋广泛的权力。名流是现代西方文化两大主导性意识形态——个人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的载体，并且这种意识形态话语超越了流行文化的范畴，体现出向其他领域的迁移乃至殖民（Marshall，1997）。

名人是市场资本主义的理想中介体，因为他们同时存在于公共和私人场域，能够同时满足多个细分人群的认同需求，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商业名人所代表和贩售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Hall，1980）。名人形象从来不是反主流的，而是通过重复、再生产以及对异质价值的调适或模糊，来维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手段（Macé，2002）。与此相适应，名流新闻往往是去政治性的（apolitical side），将受众注意力从政治或公共事务转移到琐碎的私人事务。

名流文化及名流文化逻辑更大的影响力在于对其他社会领域的殖民，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政治活动、公共话语乃至日常生活。名流逻辑对政治领域的第二大影响体现为娱乐明星广泛参与公共事务。他们或者为严肃的政治观点站台、游说或背书，或者为公益性事业或弱势群体代言。

2.名流平台说

名流平台说在承认名流商品说的前提下，提供了名流和名流文化的替代性解读，强调名流为公众提供了一个讨论社会和道德问题、规范和价值观的平台。

“明星是人们叙述、协商和阐释集体经验并建立道德边界的符号”（Breese，2010：337）。第一，名人八卦能够强化和夯实社会规则，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social control mechanism）。第二，受众对名人的参与、讨论和和传播本身就是一种间接性的社会规范习得行为。

同“名流商品说”中对名流的神化和理想化不同，作为公众讨论载体的名流往往以“普通人”的形象出现。其要义不在于将名流“他者化”，而在于将名流“我者化”，在于使读者通过对名流的谈论实现对自我的关照和投射。

名流新闻是指那些遵循特定的新闻标准和日常活动而生产的、以名人的私生活而非公共生活为焦点的新闻（Gorin & Dubied，2011：600-601）。

同名流研究在文化研究领域的边缘化地位一样，名流新闻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也鲜登大雅之堂。除了特纳（2010a）所谓的文化研究传统的傲慢以外，名流新闻的所属领域界定不清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一）挑战和继承：名流新闻的两面

1.名流新闻对传统新闻业的挑战

名流新闻和传统新闻遵循着两套生产逻辑。传统新闻的规范逻辑是面向公共服务和更大的善，将受众视为需要信息供应以做出政治决策的公民；名流新闻则将受众视为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主要关注个人和私人领域（Gorin & Dubied，2011）。由于逻辑起点的迥异，名流新闻给传统新闻法则带来了一系列冲击。如为娱乐性牺牲信息性、为煽情性而失之准确性、为故事性而耽于琐碎性、为效果性而罔顾正义性等等。Dubied和Hanitzsch（2014）在《名流新闻研究》一文中将这种冲击总结为三点：第一，名流新闻模糊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时时与广告商和公关公司共舞，从而使得新闻的可靠性大打折扣；第二，名流新闻挑战了传统新闻法规和职业道德，尤其涉及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问题和记者的非道德性行为与调查报道问题；第三，名流新闻改变了记者和信源之间的关系，从相互独立的乃至质询型的关系转换为相互依存的、乃至利益型的关系，从而影响了新闻业的独立法则。

Turner（2014）将名流新闻与传统新闻的差异归结为生产流程、产业格局和新闻内容三个核心问题。

首先，名流新闻的生产没有突发性。最明显的是对精心策划的“娱乐事件”的报道，这些事件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取记者的关注，并借道媒体向公众发布，将新闻业变成娱乐业的新闻发布渠道。

第二，名流新闻对图片的绝对依赖创造了新的图片新闻产业格局。名人新闻诞生的主要技术动因之一便是摄影术，后者具体可感的影像提供了公众对报道对象产生认同、投射和崇拜的具体载体。网络分发平台的崛起将过去“不上台面”的狗仔偷拍变成了主流，偷拍机构摇身变为新闻提供者。

第三，名流新闻以八卦为主要内容，真实性不是其首属要求。娱乐记者的可信性不是建立在其对信息进行验证并准确报道的能力之上，而是建立在其获取信源的能力上。哪怕这种信息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观众们消费起来依旧乐此不疲。

2.名流新闻对传统新闻业的延续

尽管名流新闻在生产程序、供需格局和新闻内容三方面都与传统新闻迥异，Turner（2014）还是认为，名流新闻是一种新闻形式。名流新闻之所以地位低下，主要是因为被引入了与传统新闻相比照的“好—坏”“优—劣”的二元参照系之中。他认为名流新闻在满足人们的娱乐性需求方面与传统新闻是一致的，只是具体作用有所不同；名流新闻保持了某些传统新闻的特征，也将娱乐新闻的逻辑渗透入一些过去由传统新闻控制的领域。

Örnebring和Jönsson（2004）从新闻发展史的角度提出，所谓名流新闻对传统新闻业的挑战，不过是新闻业周期性形态革新的一部分。这种新旧更替在历史上曾经以多种形态出现，本身就是新闻业顺应社会发展的一种体现。他们提出：新闻业中的“他者”始终存在，这不过是建制派新闻对非我族类的一种定义；这些“他者”拓展了受众对象，开辟了替代性公共领域，使得草根群体对建制派精英的对抗可以走上前台。新闻娱乐化并非自名人新闻始，因此也不应该将名人新闻打入另册。

（二）辩护：权力和去权力化的视角

对名流新闻更多的批评不仅局限于新闻业，而是扩展到名流新闻的社会影响。研究者们往往批评名流的肤浅性、琐碎性、私人性和煽情性，将公众的注意力从那些他们本该关心的事务。这种文化的扁平化（cultural flattening）会使得民众对政治漠不关心，从而危害民主（Conboy，2006）。然而，在这些主流的批评声音之外，名流研究的学者们倾向于从替代性的视角，考察名流新闻流行的机构性成因和社会化影响。

1.娱乐民主化：无权者发声的载体

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1996）在《流行性现实》一书中指出，将信息与娱乐对立、硬新闻与软新闻对立、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对立、公共服务性媒体与商业媒体对立，这些都是阶级和性别二元主义的体现形式，却被政策制定者、学界、新闻界和普罗大众普遍接受。它们被冠以“常识”（common sense）之名，却掩盖了其权力关系之实，尤其是已经确立了主流地位的、建制派的意识形态对边缘性的、或新生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

哈特利（1999）进一步认为，名流新闻是现代社会正在经历的媒体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the media）的一部分：媒体与精英式的娱乐休闲活动分道扬镳，也不再将信息和教育需求奉为圭臬。它关注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和严肃媒体不屑于关注的领域——私人的、情感的、隐秘的，覆盖的是被权力阶层边缘化的群体——如女性、有色人种、低收入和低教育群体，传达的是现代理性的反面——猎奇、围观、猜测、谣言、捕风捉影和聚众狂欢。这一媒介内容多元性增殖的副产品激发了边缘群体的民主潜能。名流新闻正是“民主化娱乐”（democratainment）的一种体现。

2.去二分法：替代性公共领域的视角

从托德·吉特林（Gitlin Todd）、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tudson）到哈特利，所有的批评都是精英主义的批评，所有的辩护也都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回护。所有的这些争论都建立在一个“好新闻vs.坏新闻”二分法的基础上：严肃新闻、硬新闻、服务于公共福祉的新闻是好新闻；娱乐新闻、软新闻、服务于个体欲望的新闻是坏新闻。

Conboy（2006）指出，这种分类法不是将二者平行式并置化而是评价式对立化。当以前者作为一种理想性的新闻标准时，后者自然弊端处处，无一达标。如果跳出这种二分法的争论，则意味着另一个更广阔的可能，即，存在一个“精英—庸众”框架之外的群体，一个“顺从—对抗”逻辑之外的群体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