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总统大选之后，美国国会遭到冲击已经表明美国的政治处在一种崩溃的边缘，是什么导致了美国社会当下甚嚣尘上的意识形态部落主义（tribalism）和党派纷争，以至于数量惊人的美国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对政治对手使用极端的暴力手段？尽管人们对美国政治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提供了各种解释：信息茧房、政党两极化、种族主义、身份焦虑、网络误导、人口变化、恐惧以及社会同质化等等，然而政治学家海勒姆•刘易斯 （Hyrum Lewis）和维兰•刘易斯（Verlan Lewis）在202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左和右的神话：政治光谱是如何误导和伤害美国的》（The Myth of Left and Right: How the Political Spectrum Misleads and Harms America）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
这两位政治学者认为，上述观点都只说明了部分原因或者表象，而人们常常忽略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普遍误解。亦即，正是“左和右”这些大而无当的标签，激化了党派和身份政治，因为“意识形态主导着美国的政治，一旦人们对意识形态进行了错误的思考，那么也就是导致了对政治的错误思考。而概念是有后果的，当一个社会采用不正确的政治模式时，其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
当下，人们甚至学者都粗陋地将美国政治视为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冲突，这两种世界观被用“左”和“右”政治光谱来进行概括，所贴的标签就是：美国左翼的世界观倾向于政府对经济更大的控制、社会更自由宽容以及“鸽派”的外交政策；而右翼的世界观则表现为自由市场、社会限制以及“鹰派”的外交政策；而这些推至极致就称为极右和极左。这种政治模式框定了我们的思维，塑造着人们的语言，甚至成为了美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范式。然而在作者看来，这种划分不仅错误，造成了“部落主义”，而且在误导和伤害着美国的政治和社会。
事实上，“左”“右”“自由”“进步”“保守”“反动”这些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术语的社会建构，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中是流动的、完全变化的。他们主张“尽管美国有两个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部落，但并不存在将双方所有立场统一起来的本质。”这个术语有用只能表明在不同情况下预测人们会支持谁，而不能说明它们支持什么。如今人们错误地把左和右认为是概括了不同的世界观，而实际上它们只是代表了不同的党派部落。因为在政治中，特别是一个多元利益和族群、文化多样化的世界里，用单一维度的政治谱系来概括实际的政治问题，是完全错误的。很多人相信，在美国两党中存在着某种本质不变的东西，这是两派恒久不变的东西。然而这种本质上的统一并不存在，甚至政治各个层面的议题立场各自之间都没有内在联系。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犹太人，支持资本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和希特勒这位反犹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在每一个重要的政治立场上都完全相反，但人们却将他们都称为“右翼”，这就显得非常荒唐。
因此，海勒姆和维兰提出自己的观点：“左右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本质不变的立场，而是一堆毫无相关的政治立场，被堆砌在一起，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维系在一个群体上。保守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并不一定是拥有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一致世界观或哲学的人，而是属于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部落的人。和传统观念不同，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并不定义这些部落，而是这些部落构建或定义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在乎逻辑一致的世界观，而是在乎谁（群体）。”也许所有的共和党政治家都说，他们之所以赞同本党的纲领，是因为他们是保守派，认同本党的保守主义理念；而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政治家都宣称，他们赞同本党的政治纲领，是因为他们是自由派或进步派。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宣称他们认同左右光谱上的许多问题，是因为他们同意其基本理念，即大家都认为有一个本质能够划分左右。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都是事后被建构和自我合理化的意识形态。
左派和右派的神话背后其实犯的都是同一种错误，即认为政治谱系背后存在一个本质。许多美国人将其政治观点打包，成为左与右的意识形态，比如将堕胎权和支持增加所得税和社会救助都放在一起，但是，作者质疑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根本的、能够决定这些立场的本质。
作者将上面的观点称为意识形态本质论。这种观点认为，不同问题在意识形态层面聚集在一起，因为所有政治问题都是从这个单一的主问题（本质）中生长出来的。具体而言，因为一个人的主要问题是“保守派”，所以他就相信要限制堕胎、减税或者支持战争，而另一个人的主要问题是“自由派”，所以他就会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与前者相反。因此，本质论的政治光谱就意味着，极端支持变革的“激进主义者”将站在最左边……也就是说，人们从一个本质原则出发，用这个原则来思考自己的数百种不同政治立场，然后加入刚好在所有这些立场上都和自己意见一致的部落。但作者主张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理论刚好相反：人们首先是因为家庭、同辈压力或者某一个问题锚定到一个意识形态部落，在社会化过程中采用了这种部落的立场，然后通过编造故事（叙事神话）将这些立场全部交织在一起。换句话说，这些左和右的部落立场是一种“事后”构建，是为了正当化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或者为了支持我们所属的群体。
然而，本书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和事实表明，人们通常是先认同某个部落（党派），然后才合理化自己的立场。例如，政治学家迈克尔•巴伯（Michael Barber）和杰里米•波普（Jeremy Pope）所做的研究表明，当被告知特朗普支持某项政策（如提高最低工资）时，保守派会强烈赞同该政策；而当被告知特朗普反对该政策时，他们则会强烈反对。同样的政策下，并没有任何根本原则（如有限政府或自由市场）支撑他们的政策偏好，只有部落式的团结。而心理学家科恩（G. L. Cohen）进行了一项类似的研究，让学生阅读一项慷慨的福利提案，但告诉一些学生该提案是由民主党支持的，告诉另一些学生该提案是由共和党支持的。正如社会理论所预期的那样，他发现：“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参与者，参考群体信息的影响都超过了政策内容的影响。如果他们的政党支持该提案，自由派甚至会支持苛刻的福利计划，而保守派则会支持奢侈的福利计划。”事实上，大多数人首先选择认同的对象（部落），然后才选择认同的内容（政策）。左右两派的意识形态者远非基于基本原则的连贯且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大多数人甚至无法定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们强烈认同左翼或右翼身份，然后才决定其价值，也就是“身份政治”。
从政治语境中，左和右的派别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当时支持革命的人坐在国民议会的左边，反对的人坐在右侧。而到波旁王朝复辟时，法国众议院依旧以这种方式排座位，因此，这两个标签是和法国的公民政治相关的。然而，没有经过欧洲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洗礼的美国接受这套术语是很久之后的事。
历史上，美国的两个政党并没有固定的原则，在不同政治时期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原则。作者指出，反而是后来的历史学家或者作家时代错乱地强行给这些并不按照政治光谱来思考的人误贴了标签。比如，在美国革命时期，革命的辉格党人（根据后来的历史学家，他们被视为“自由派”和“左翼”）相信上帝赋予人类平等的自然权利，即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这种自然权利哲学使他们倡导有限政府、低税收和自由市场。他们组建了革命民兵，以对抗他们认为在殖民地经济监管和征收不尊重财产权的繁重税收方面表现出暴政的强大中央政府。而忠于英国的托利党人（根据后来的历史学家，他们被视为“保守派”和“右翼”）则捍卫中央集权政府和经济管制的优点。鉴于当代“左翼”和“右翼”的含义，如果我们假设存在某种本质上的左右派，使得它们类似于当代美国人，那么这些标签在描述美国革命时代的政治信仰时是具有误导性的。
比如，保守主义者罗素•柯克等强行划分的保守主义，让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杰斐逊主义是左翼，然而杰斐逊的共和党人相信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正如杰斐逊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所说，政府应当让个人“自由地调节自己的工业和改进”），而用现代术语理解的右翼联邦党人密尔顿却相信更强大的国家政府，主张增加税收、提高联邦开支并控制美国经济。而这些历史学家将美国现代的左右翼和建国者挂上钩，就时代错乱。林肯时期也是如此。南北战争后，林肯的政党选择了“共和党”的名称，却主张人人平等原则；而反对党是“民主党”，表明他们倾向于在州一级实行多数人统治。然而现在的一些政治学家却混淆地认为19世纪末的共和党是极端保守政党，当时的民主党是极端自由政党。事实恰恰相反。
左右翼政治光谱在美国的崛起实际上是在20世纪初，左翼和右翼在美国的含义只是表示政府对经济是否进行更多干预。然而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建构。历史学家弗农•帕林顿（Vernon Parrington）、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通过将“左右派”和“自由派-保守派”的标签应用于美国历史人物，对这一政治光谱在知识界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开始撰写将革命辉格党人、反联邦党人、杰斐逊共和党人、民主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归于左翼，而将效忠派托利党人、联邦党人、国家共和党人、辉格党人和林肯共和党人归于右翼的历史。历史对塑造身份具有重大影响，通过用政治光谱重写历史，这些进步派历史学家帮助创造了美国人对左翼和右翼身份的更强认同感。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已经有了意识形态的术语（保守-进步）和政治光谱（左和右），但实际上还没有出现意识形态标签化的政党。甚至在当时，两党都争先恐后地使用“进步”一词，因为此时这个词被人们广泛认为是好的形容词汇。而1932年总统选举中的两位候选人都自称为“自由派”。
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开展，人们围绕支持和反对新政进行了辩论，一些新政支持者和政治理论家将“保守派”视为荣誉，并提出一种保存的叙事来与自由派的变革叙事相匹配。彼得•维尔雷克在1949年主张保守主义有悠久的欧洲传统。他认为保守派的任务是维护西方文明，对抗革命的破坏性。历史学家罗素•柯克进一步推广了保守主义，并与共和党反对新政的立场相结合，倡导保守派的身份自豪感。他们共同创立了《国家评论》，推动了一场保守派的知识运动。柯克试图通过将“保守主义”标签贴在埃德蒙•伯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亚当斯、约翰•伦道夫、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沃尔特•司各特、纳撒尼尔•霍桑、沃尔特•巴吉特等人上面，“为其赋予一种令人尊敬的血统”。柯克比维尔雷克走得更远，他接受了保守主义与共和党反新政议程的联系。柯克认为，如果新政是左翼和自由派的，那么反对新政的人就可以自豪地认同右翼和保守派的身份。柯克采用了进步派历史学家对美国政党历史的描述，即分为“自由左派”和“保守右派”，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自豪地认同右派。1955年，柯克与另一位年轻作家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共同创办了《国家评论》杂志，并发起了一场“保守派”知识运动，从右侧的政治光谱上“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大喊‘停止’”。作者特别强调指出，“这种叙事本可以同样适用于对立党的政策（实际上，维尔雷克仍然是民主党人，并声称新政是‘保守的’但它成为了讲述共和党政策故事的主导框架，直到今天。那时的政治是单维度的（政府干预的多与少），但每一方的叙事主题足够模糊和宽泛（‘变革’与‘保守’），可以涵盖随后的几十年中出现的任何新的政治维度。每一方的政策随着时间演变，甚至会发生反转，但‘政治语言’依然存在，从而为不一致的政治立场提供了一种哲学上的一致性错觉。”
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形成了今天美国的这种意识形态体系，包括意识形态的标签（自由派和保守派），左与右的意识形态的光谱，以及意识形态的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和今天状况不同的是，两党中都有自由和保守的立场，比如自由派共和党人，如艾森豪威尔，是对该党的小政府立场不赞同的人；而保守的民主党人，如马丁•戴斯（Martin Dies），是对民主党的大政府立场持冷漠态度的人。尽管当时两党已经开始了政治意识形态分类，但和当今美国政治不同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左翼右翼的政治光谱仅仅是对政府规模观点的一个区分，而如今人们热衷的话题，如堕胎权、同性婚姻、环保主义，甚至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都不是大家划分立场时考虑的标准。
正所谓铁打的“标签”，流水的“价值”。美国两党的观点和支持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在很多时候两者是完全相反的。比如，美国新政以来，倡导者罗斯福本身就有浓厚的社会福音倾向，因此，宗教人士普遍是与政治-经济左翼结合的，更强调政府对社会贫困团体的救助；安•兰德、哈耶克等世俗的经济自由主义才是美国右翼的思想资源，却遭到了社会宗教团体的漠视或抵制。直到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冷战加剧，以及美国民权运动，共和党开始抛弃安•兰德等世俗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吸收了法尔维尔（Jerry Falwell）、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等具有种族主义偏见的白人福音派人士和数百万白人支持者，由此诞生出了宗教右翼。然而事实上，在20世纪初，宗教通常被认为是政治左翼的联盟，特别是1912年老罗斯福的进步党选举曾被视为“宗教狂热分子”的集会。
然而，随着美国社会和种族更加多元化，到20世纪末，政治现实和意识形态的格局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过去单一的经济-政治维度，最终并不是某种原则和主张具有永恒的价值，让两党进行持守和争论，相反，是政党决定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且用各种建构的叙事来编造各种神话。因此，在两党中都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叙事，为这种部落主义进行辩护。
这种左右标签的叙事，不仅是政党和媒体所编造和误导的，甚至在知识界也是如此。因此，作者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共和党在巴里•戈德华特领导下走向小政府方向时，本质主义者称之为‘向右’转；但当共和党在乔治•W•布什和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走向大政府方向时，他们也称之为‘向右’转。当共和党在布什时期采取对外干预政策时，他们说这是‘向右’转；而当共和党在特朗普时期转向对外孤立时，他们仍称之为‘向右’转。当共和党在里根领导下走向全球化时，他们称之为‘向右’转；但当共和党在特朗普领导下转向保护主义时，他们也称之为‘向右’转。不论共和党采取何种政策——即使是相互对立的政策——本质主义者总是认为这是在‘向右’转。奇怪的是，这些学者认为共和党在过去十年‘极端右倾’，尽管共和党在这期间更支持同性婚姻、最低工资、言论自由、政府经济监管和社会福利支出，同时更反对伊拉克战争、大企业、死刑、自由贸易和放任资本主义。因此，要么存在一组核心的保守主义原则——那么共和党在许多问题上（甚至大多数问题上）无疑是‘向左’转的；要么没有一套一致的原则来定义左右派——那么谈论共和党向左或向右转就毫无意义。”
纵观美国从1960年至今的历史，即便处在“左”翼和“右”翼同一个标签下的人，立场也大相径庭，甚至相反。例如，1964年，被誉为美国“保守派先生”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贝利•戈德华特（Barry Morris Goldwater），在选举中大败，而“保守派”里根在1984年大获全胜。戈德华特和里根属于同一“部落”，都被贴上“保守派”标签，但他们的政策并不相同。戈德华特希望削减新政，反对民权立法，支持堕胎权，反对减税，而里根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相反立场。戈德华特支持堕胎权在现在肯定是“左翼”立场时，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极右”。因为在1964年，支持堕胎选择权并未被视为左翼立场。同样地，意识形态在不断演变。里根本人也支持堕胎权，直到20世纪70年代共和党转而反对它。戈德华特并没有在堕胎问题上“向左”，里根也没有“向右”，只是堕胎问题在罗伊诉韦德（Roe v. Wade）案之前并不是一个决定左右分野的问题。
更近的一个例子是特朗普前的共和党和特朗普时期的共和党。这些自诩为保守派的人，却从反俄转变到亲俄，从强烈支持贸易转变到反对贸易，从认为政治家的个人品格非常重要转变到特朗普当政时认为个人品格几乎并不重要，外交政策也从保守主义摇身成为了孤立主义。在过去几十年，共和党人是因为支持自由市场贸易而被视为“极右派”，而如今在特朗普时期，“极右派”却代表拥护贸易战、反贸易的立场。
书中还提到的更有趣的例子是克林顿和特朗普。在莱温斯基丑闻时期，“保守派”共和党人弹劾克林顿的理由是，政治家的个人品格对于执政至关重要，但到了特朗普成为右翼领袖时，保守派就反其道而行之。按照盖洛普的数据，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只有36%的共和党人认为“公职人员即使私生活不检点，也可以在职业中表现出道德”，但在特朗普获得提名后，这个数字就变成了70%。
让人觉得讽刺的例子是，被视为“极左”的民主党议员伯尼•桑德斯长久以来就提出“限制移民”和关注美国底层工人收入问题；但同样的立场从特朗普嘴里出来，就成了“右翼”和“保守主义”。
上面这些例子只是书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小部分，但也足够让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的“左”“右”“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政党意识形态化和标签化的产物，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恒久不变的所谓“核心价值”或者“原则”让大家持守，相反，两党更像是一种部落主义，加入其中的人在不断编造神话和意识形态，让其合理化。
作者也提到，直到最近，一些政治分析人士终于开始接受意识形态的部落性质。经过多年的抵制，记者乔纳•戈德伯格最近承认，“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保守主义基本上就是共和党支持的那些事，自由主义则是民主党支持的那些事。” 也有人承认说，“理论上，意识形态优先于政党。我们先决定是否支持全民医保、同性婚姻或堕胎限制，然后选择最符合我们想法的政党。你是自由派，因此成为民主党人；你是保守派，因此成为共和党人。然而事实更近乎于其反面：我们因多种原因选择政党——其中最重要的是家人、核心群体和社区的偏好——然后认同他们的纲领。”
因此，作者引用了《大西洋周刊》著名撰稿人安德鲁•弗格森的观点指出：“如果过去30年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共和党并没有一个意识形态核心。没有真正的‘共和党人’，只有一群共和党人，被某些他们越来越不确定的原因聚集在一起。两党凝聚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对对方的蔑视。”而作者认为，对于目前人们所宣称的“保守主义”，同样只需要替换“共和党”这个词，也同样成立。
在本书作者看来，当下人们彼此给对方贴上左和右的标签，却通常并不能反映这些标签下的实质，相反只能表达出他们喜欢或讨厌什么。比如，前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安（John Dean）认为参议员戈德华特是温和、负责任且理性的保守派，而乔治•W•布什及其追随者则是“极右”且“没有良知”的保守派。但这种说法实际上颇为奇怪，因为戈德华特反对民权法案和福利国家，而布什则主流地支持这两者（并在福利国家方面进行了扩展）。那么，是什么让布什成为极端分子呢？是迪安对他的强烈反感。因此，试图寻找政治光谱背后的“唯一关键价值”来客观地对人进行评价，或者使之成为政治行动的准则，这种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为定义左右派的真实本质而耗费的大量笔墨也都浪费了。两位作者呼吁人们应放弃这一幻想，认识到政治和其他复杂的人类活动领域一样，涉及许多不同的议题，而非单一问题。
然而，既然“左”和“右”这种简单粗暴的标签违背常识，也不符合现实生活，那么为什么大家还愿意使用呢？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首先，这种标签化是简单粗暴的。这种简单粗暴，特别是对立性恰恰符合现在的流量社会，人们很容易就接受这套意识形态。
其次，这些标签也掩盖了人们真正的部落主义倾向，来粉饰自己的意识形态。这样就让人们相信，他们坚守了一套崇高、不变的价值，来服从自己的部落党派，然后通过编故事（如保守主义的传承）来自欺欺人。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它让我们在部落化的同时不觉得自己是部落化的；让我们纵容情绪却自以为理性；让我们追随团队的每一步却不承认自己在这样做。它让‘骑象人’随着大象前行，却感觉自己在掌控方向。说‘我遵循保守主义哲学’比‘我附和共和党正在做的事情’听起来好得多。事实是后者，但意识形态者告诉自己的却是前者。”这种自我欺骗是意识形态本质主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在政治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想把自己视为有原则的政治战士，而非反复无常的党派分子，因此编造出故事，使意识形态看似连贯。通过讲述各种立场被某种宏大原则统一的叙事，人们在纯粹的噪声中创造了虚假信号。
最后，这些意识形态也是动员两党选民的机制，因此，尽管两党的立场在历史上自相矛盾，却总能编一套意识形态的原则神话来吸引选民。
左和右这种标签化的意识形态在作者看来，不仅让人们自欺欺人，而且割裂着现实的社会。不仅让美国的两党政治成为其俘虏，甚至也让社会更加敌对和撕裂。按照统计，“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越来越不愿彼此结婚、成为朋友或做邻居。1960年，只有5%的共和党人和4%的民主党人不赞成自己的孩子与其他党派的人结婚。到2014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0%的共和党人和23%的民主党人。相比之下，曾被视为禁忌的跨种族婚姻已被广泛接受。据盖洛普数据，87%的美国人现在支持跨种族婚姻，而在1958年这一比例仅为4%”。
在作者看来，这种将政治分成左右，非黑即白的看法，会让“丢弃宪法中关于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分立，或国家、州和地方政府之间权力分配的条款似乎变得合理。当一方被视为完全善良而另一方不可救药地邪恶时，自然会认为己方应该不择手段地最大化权力，以确保善战胜恶。毕竟，独裁者在实现政治目标方面比缓慢、深思熟虑、受宪法限制的民主制度有效得多。这种思维方式对支持特朗普‘只有我能解决’的选民很有吸引力”。因此，我们也能够找到当下美国大肆流行阴谋论、党派对立等等的根源所在。
随着人类社会平等意识的加深，各种声音都会出来，人们对于权利的诉求也就不可能是单一的一个维度，然而，正是这种简单的“左”和“右”的划分，将人们原本支持或反对的具体事项打包成为一套意识形态，被美国的两党“兜售”，实际上不仅影响到美国社会的分裂，其实对于整个世界也都有深远影响。在当下中文世界的媒体里，“左”“右”“保守主义”“白左”等标签掺杂着各种争吵，一股脑地向人们袭来，但我们至少不能如同寓言中那些愚蠢的动物一样，只会重复“四条腿的是好的，两条腿的是坏的”，进行左右划分。也许我们应当借助本书的视角，去看看神话遮蔽着的真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