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赚不了几个钱，为什么还要回到大城市？

就像另一位诗人常建落榜后的感受：“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回家干什么呢？连老家的莺花都会嘲笑自己的落魄啊，不如在长安再住上一年吧。

陈子昂在长安城终日闲逛，却并非无所事事。他拿出少年时的“任侠”，终于创造了一次不是机会的机会。

这一天在集市上，他看到有人以一千两的天价卖胡琴，围观者水泄不通。他忽然冒出个Idea，立刻买下这把名琴，并当场宣布，将于次日在长安宣阳里中心上演名为“幻乐一场”的个人名琴趴体，遍邀长安豪贵赴宴，门票全部free！

第二天，整个长安城都轰动了，都想听听这天价名琴倒底是个什么天籁之声，早早进入宣阳里中心抢位子，日上三竿，已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

陈子昂见人来得差不多了，走向几案，缓缓捧起古琴，只听“哐哐哐”几下子，古琴被他摔得粉碎。

众人面面相觑之际，陈子昂开始痛心疾首地批判现实：“我是蜀人陈子昂，写了那么多好文章，阅读量只有区区几十个，而这种‘男人听了沉默，女人听了流泪’的靡靡之音，却让大家趋之若鹜。难道这就是长安人吗？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接下来，他便乘机将自己的诗文传遍在场者。

几日之内，“陈子昂”这个名字刷爆了长安朋友圈，一直刷到武则天的眼前。

开启诗歌盛唐时代的一代宗师，从此起步。

这是一次成功的行为艺术，至少开创了演唱会摔乐器的先例，可它也只有在长安城这个神奇的地方，才有人买单。

这里遍地都是寻找机遇的天才，到处都是天使投资人，这种环境里，才有人肯看一看他的诗。如果是陈子昂出生的小镇，人家只会把他当成疯子。

这里最喜欢有想法的年轻人，而且年轻人狂妄一点，更会有人捧场，王翰诗云：“长安少年无远图,一生惟羡执金吾”。

这里有繁荣的盛世带来的惊人购买力，杜甫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长安是一个有魔力的名字，令每一个诗人产生了浓厚的长安情结，李白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而另一位网红诗人李白，一开始混得也不怎么样，索性离开长安，在外围积攒了足够响亮的名气，苦熬到皇帝宣召，把“李白进长安”变成一次事件营销。

唐代的诗人大部分都是士族子弟，有田有房，如果在家乡，小日子相信差不到哪儿去。

就像今天漂泊在北上广深的年轻人，薪水单上的数学虽可观，可扣掉高昂的房租交通生活成本，跟在家乡当公务员的同学也相差无几。论8小时之外的精神生活，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差别也没有那么大。

为什么唐代诗人对长安那么衣带渐宽终不悔？又为什么今天的我们对大城市同样情有独钟呢？

这就涉及心理学上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幸福感有多少源于周围的环境，又有多少源自自身的收入？

美国的行为经济学家萨拉•索尔尼克(Sara J Solnick)和戴维•海明威(David Hemenway)做过一个关于“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的实验。实验参与者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你喜欢下面的哪一种生活环境？

A：一年挣5万美元，你周围的人一年挣2.5万美元；

B：一年挣10万美元，而你周围的人一年挣25万美元？”

美国的参与者大部分选择前者，所以研究者的结论是：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因素是相对的社会地位，而非绝对收入水平。

当我把这篇文章贴到微博上时，评论区一片反对声。我索性在我的粉丝中也做了一个小规模的测试，结果完全相反：大部分人选择后者：宁愿处于相对弱势社会地位，也要追求绝对的高收入水平。

这个选择和那些漂泊在北上广深的人何其相似，宁愿进入贫富分化严重的城市做一个中下层小白领，也不愿在收入差别没那么大的家乡做一个优越感更强的公务员。

为什么美国人的选择和中国的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相反，却更接近那些留在家乡的人呢？

这就是这个实验被后人批评的地方——没有考虑阶层固化的问题。

美国的阶层固化已经非常严重了，既然年挣10万的人，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25万的行列，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还不如当一个年收入5万的人，享受和2.5万年收入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优越感。

而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还不那么严重，特别是一二线城市，人们还有很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更高的阶层。

这是唐代的诗人对长安趋之若鹜的原因，也是我们一年一度从家乡回到大城市的原因之一。

人生，有时是顺流而下进入广阔的天地，有时是逆流而上寻觅重启的新生。

在经历了春节返乡的“Reset”键之后，一度被打乱的中国一二三四线城市的生活节奏又开始重启，大部分人又绝然而然地回归了原本的轨道，对“每一条你所走过的路，其实都是你的人生必经之路”这句话，多了几分理解。

回乡路上，最开心的是风景；回城路上，最重要的是希望。

这是2017年开工第一篇，我想说的就是那个叫“希望”的东西，那个让三文鱼冒死洄游的东西，让小饭馆的服务员还会回来的东西，让陈子昂滞留长安不归的东西。

希望虽稀缺，但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