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所工作这一段时间，搞了这么多项目，我深知调查所要想搞好，这不过是刚刚开始。
单纯搞市场调查，提取一手数据然后再进行分析加工，这种业务，技术门槛并不高，未来2、3年甚至用不了一年半载一定会有行业竞争者出现，而我们要想取得行业优势，必须从现在开始居安思危，尽快抢占制高点，并有先人一步甚至是六步的计划和准备。
虽然我搞的类似《全国人民看北京》这种项目看上去热热闹闹，短期效益也不错，但可持续性不强，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投机色彩，短期搞一搞还可以，绝不能够把调查所的业务发展寄托在这种“噱头”思路上，要想长足发展，必须寻找新的机会。
我当时的想法是，借助调查所面临的大好时机，进一步优化管理，快速实现积累，在适当时候抓住机会，向更高层面的咨询服务甚至是其它相关领域发展，形成多角度相互支撑的业务体系，确保在未来的市场发展竞争中，保持在国内绝对领先的位置和优势。
在1980年代末，老百姓最认的名号，还是“官本位”体制内的一些组织名称，这也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在法律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下，这些官方机构，尽管办事效率不高，但起码在民众当中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信任度。
这源于人民群众对国家、政府、执政党的信任，也是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执政党坚持“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宗旨，得以在人民群众当中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老岩这个平台实在太好了，当时做的很多事情，都得益于平台的名称：中国**社会调查所。
这名称中的“中国”二字，紧紧抓住了当时人们对“国家机构”极度信任的心理，使得大家对调查所也赋予了极大的信任，可以说这是调查所能够如此顺利的开展业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只要我们坚持做好每一个项目，维护好这种信任度，完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调查所快速升级、转型并向多角支撑的方向发展。
反大锅饭、优胜劣汰的管理制度，让调查所充满活力和激情，只要进一步优化管理，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就可以很快达到预期。
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在调查所，有一个以老孙为首的工作团队，和当时的全国“妇联”联手开办了全国妇女干部业务进修班，聘请了很多学者，为这些干部做短期培训。
大概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一期短训班开课。
有一次，老孙和我提起，原来安排好北大社会学王老师的授课，因老师本人有事缺席，希望我这个社会学系毕业生替补一下，代王老师讲一次课，讲课时间上下午合计六个小时，内容是社会学概论。
这是一个难题：
第一：读大学的时候，这门课的授课时间是54个学时（一学时约50分钟），如果把授课时间压缩到九分之一，如何取舍？
第二：虽然我以前在农机院给电大备考补习班讲过课，但那是义务服务，大家相互熟悉，讲好讲不好都无所谓，加上我也处于高考临战状态，内容几乎倒背如流。而对这此培训班要求的社会学“浓缩型”讲座，能否讲好，确实没有把握。
第三，到调查所工作这么长时间，一天到晚紧紧张张，难得有机会读书，心也有些野，如果回过去给人家讲理论，确实没有把握。
第四，大概前后就给两天多一点的准备时间，时间有一点紧，确实没把握。
我对王教授很熟悉，也了解他的一些讲课特点，虽然在专业上我和人家相距甚远，但我觉得在语言表达上，我不比他差。
讲课，表达很重要。在北大有很多教授，确实很有水平，但唯独在表达上，确实如“壶里的饺子，有货倒不出来”。
“救场如救火”，去不去已经由不得我了，老孙他们找我当替补老师，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我必须伸手帮一下，而且一定要把课讲好。
回家以后，我翻出来还保存的社会学的听课笔记，浓缩成教学卡片，然后依据卡片上的线索，找到几个参考书目，两个晚上下来，算是准备完毕了。
就这样我被“赶着鸭子上架”，走上了妇女干部培训班的讲台。
六个小时的课讲下来，我自己感觉大家听得很认真，很专注，从讲台上感觉，还是不错的。
老孙给我伸了个大大的拇指，他们几个负责培训的人，二话不说，拉着我出去下馆子了！
饭桌上，老孙给我谈了谈他的听课感受：
第一节课他很紧张，怕我讲不好，出问题，坐在下面随时准备出来圆场；
十五分钟以后，他放心了，没想到我几乎全是背讲，不看教案，相当娴熟。
半节课以后，他被我的讲课吸引，居然忘记时间；
第两节课，课题气氛轻松、活跃，学员爱听，也听得明白，掌声一直不断；
到第六节课，他本人都听着入神和兴奋，觉得自己也开始喜欢社会学了。
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甜乎我还是真心实意，毕竟台下听讲的妇女干部们水平不高，比较容易对付，加上我年轻长得不算难看，颜值上对她们应该有点吸引力。
不过经过这件事以后，我对走上讲台讲课有了一些感觉，只要准备充分，我自信，我会成为一个非常不错的课堂讲课老师，虽然我的水平确实很难达到我期望的那种程度（讲得好未必水平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