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代没有变，也许他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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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李敖曾经骂过金庸，而且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
但骂的内容大同小异，几乎都出自最早的《“金庸式伪善”与“三毛式伪善”》。
有一年，金庸到台湾，跟李敖聊天，特别提到，在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
李敖说：
“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
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金庸听了，窘得无以对答。
李敖认为，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
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金庸与李敖的会面在1979年，李敖这篇文章则发表于1981年。
金庸去拜访李敖，是李敖邀请去了。
天底下哪有当面怼客人的道理，而且是别人谈起丧子之痛以后？
其实两人的会面没有剑拔弩张，真正让李敖开始骂金庸，是因为另一个人，胡茵梦。
当年李敖与胡茵梦这对人人称羡的才子佳人的婚姻只维持了三个月就宣布难以维系。
而当时金庸在《明报》进行了深度报道。
02
很多人都听过那个原因，李敖一直当胡茵梦是女神，却在一回看见胡茵梦如厕，便秘将脸憋红，女神形象尽毁后，李敖就不再崇拜胡因梦。
因为女神便秘，就把女神抛弃，这让很多女人愤愤不平。
更何况李敖念念不忘对前妻的怨怼，胡茵梦却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似乎李敖渣男无疑。
但其实两个人离婚另有原因，当时的李敖也远没有后来对胡茵梦的调侃和攻击。
1980年的8月28日，台北忠孝东路大陆餐厅挤满了记者。
下午5时，李敖打着胡茵梦送的蓝色领带，戴着胡茵梦送的手表，发表了一篇离婚声明。
一、罗马凯撒大帝在被朋友和敌人行刺的时候，他武功过人，拔剑抵抗。
但他发现在攻击他的人群里有他心爱的布鲁塔斯时，他对布鲁塔斯说：“怎么还有你？”于是他宁愿被杀，不再抵抗。
二、胡茵梦是我心爱的人，对她，我不抵抗。
三、我现在宣布同胡茵梦离婚。这一婚姻的失败，错全在我。
四、我现在签离婚文件，请原证婚人孟祥柯先生送请胡茵梦签字。
五、由于我的离去，我祝福胡茵梦永远美丽，不再哀愁。
布鲁塔斯在大陆通常被翻译成布鲁图，他的母亲是凯撒的情妇，据说他是凯撒的私生子，所以凯撒对他十分宠爱。
凯撒遇刺，布鲁图是主谋之一，他背叛了凯撒。
夫妻离婚，却用上了凯撒和布鲁图的典故，并声言“我不抵抗”。
李敖若是凯撒，那么，胡茵梦就该是背叛的布鲁图了。
胡茵梦究竟做了什么？这就必须提到另一个人，萧孟能。
03
萧孟能是《文星》月刊的老板，他一手捧红了李敖。
1961 年，胡适应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之邀发表英文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主张全盘西化。
文章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其中攻击最力的是熊十力的弟子，新儒家的代表徐复观。
李敖在《北京法源寺》里写的小沙弥，原型就是熊十力。
徐复观不仅仅是大学者，还一直是蒋介石侍从室的机要秘书，是可以出入蒋总统书房的十四个核心幕僚之一。
他的文章不仅仅涉及文化讨论，甚至直接对胡适进行人身攻击。
李敖作为胡适弟子自然责无旁贷，于是引发全台文化届的“中西文化论战”。
次年胡适撒手长逝，论战进一步白热化，《文星》月刊的发行量从原来的四千册增长到七千册左右。
当时台湾在蒋介石治下，媒体噤若寒蝉，自动矮化，猛地看见一个敢说的李敖，一个敢说的《文星》，自然耳目一新。
于是李敖横空出世，萧孟能自然也赚得瓢满钵满。
萧孟能的父亲叫萧同兹，在国民党中德高望重，人称“萧三爷”。
1932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1960年“中央社”设管理委员会，萧三爷是主任委员。
1964年他离职后，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萧孟能是国民党的“太子党”。
我们都知道李敖敢骂，但很少知道萧孟能的手眼通天，李敖骂国民党，但庇护他的也是国民党。
当然，没有李敖的才气无双，就没有萧孟能，没有萧孟能，自然也没有李敖。
李敖与胡茵梦的相识就是在萧孟能的一处房子里，两人的离婚也是因为萧孟能的房子。
04
萧孟能与李敖名声日隆，最终批到了蒋介石头上，蒋介石为此大为震怒。
1965年12月25日，《文星》惨遭封杀。
李敖在几年后也进了国民党的大牢，受了十天酷刑之后，马桶就在床头，吃喝拉撒都在一处，地板时有蜈蚣老鼠出没。
萧孟能为了逃避债务，与李敖签订君子协定：
“查李敖先生住所所有关于本人之字画、书籍、古董、家具等(文件与信函不包含在内，系本人存寄，托李先生代为保管，未得本人书面之同意，任何人不得领取。)均系本人移转给李敖先生以抵偿对其所欠债务者，应该属李敖先生所有。
特此证明。”
签完这个协议，萧孟能和女友王剑芬去了智利。
等到回来时，发现财产全被李敖据为己有，其中有萧购买，但是李敖还按揭的房产，在胡茵梦名下。
《文星》时期，有三驾马车，萧孟能、李敖是其二，另外一驾马车，是萧孟能的结发妻子朱婉坚。
萧孟能当时要移民，其实是有了新欢，想甩掉妻子，李敖抱打不平，觉得财产应该分朱婉坚一半。
李想把两套房子都还给朱，萧孟能就起诉了李敖。
此时的胡茵梦私下里把房子转给了萧孟能，而且做了伪证，说李敖当时想要把房子给自己，做实了李敖的侵占财产罪，李敖后来被判入狱六个月。
这就是凯撒遇刺的故事，在当时，时人都以为胡茵梦舍爱取义，光明磊落，李敖落了一个卖友谋财的名声。
胡茵梦的父亲叫胡赓年，本来是国民党旅顺市市长，到台湾以后，又做了40多年国民党立委，是老国民党员。
胡茵梦当时也被以不能演戏威胁，所以才当了布鲁图。
05
但在李敖看来，这却是难以忍受的背叛。
从那纸离婚声明就可以看出来，貌似波澜不惊的文字下面，隐藏着多深的怨恨。
只要涉及与胡茵梦相关的事，李敖就一个字，告。
李敖把萧孟能一直告得离开台湾，客死他乡。
李敖曾经由胡茵梦牵线，把一首诗《忘了我是谁》给了台湾四海唱片公司谱曲。
但胡李交恶以后，李敖直接把四海唱片告上法庭，索赔210万元。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了心里都是你
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的时候心里跳
看过以后眼泪垂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不看你也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以后谈起胡茵梦，李敖也满是蔑视和诅咒。
当然，对于《明报》的报道，李敖也是耿耿于怀。
大概在他看来，别人看不明白，金庸不该看不明白。
但李敖不知道，他和萧孟能掀起“中西文化论战”，有文化的考虑，但更多的是，商业的考虑。
文化人也有KPI压力，金庸办《明报》也是有KPI压力的。
06
写小说不是金庸的理想，写武侠小说更不是。
写武侠小说，是金庸为了KPI压力不得不然。
1959年，金庸离开了长城影视，金庸没有李敖幸运，李敖可以抱得台湾第一美人归，金庸对香港第一美人夏梦只是暗恋。
夏梦当时为长城公司拍电影，金庸此举等于斩断了情丝。
也是这一年，金庸创立了《明报》，自《明报》创刊之日起《神雕侠侣》开始连载。
这是金庸最艰难的时期，香港当时有句话，
“假若和你有仇，最好劝你拍电影，假若和你有三世仇，最好劝你办报纸”。
金庸当时投资了八万港币，是《明报》大股东，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冒险。
很多老朋友都说：“小查这次非倾家荡产不可。”
《明报》初创是一份什么报纸呢？
看看它当时的头条就知道了，《穿睡衣裸下体 少妇神奇毙命》，《赤裸男女艳窟做爱 惨遭炸药定时爆杀 两人下体同被炸碎》，这是《明报》当时头条标题主要风格，污就一个字。
作为自媒体人，为了流量，金庸拼了，必须拼，不拼就破产了，幸好《神雕侠侣》大火，《明报》也得以度过一段艰难时期。
07
但真正让金庸赚到流量的，是另一次大讨论。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谋求造出原子弹。
1963年，当时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日本记者团时，发表了这样一番讲话：
“帝修反有原子弹、核子弹，了不起吗？他们如此欺侮我们。他们笑我们穷，造不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
《明报》当时就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为《要裤子不要核子》。
文章不但观点与陈毅针锋相对，而且用语尖锐，毫不客气。
其中写道：
中央一位负责首长居然说到“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是不胜愤慨......
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
中共制造原子弹，不知是什么用处？能去轰炸美国吗？能去轰炸苏联吗？
当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时候，能用原子弹将他们一一炸死吗？
当英法联军攻打苏伊士运河时，英国早已拥有核子武器，但苏联一声恫吓，说要以飞弹轰炸伦敦，英国只好乖乖地收兵。
中国再努力十年，也决计赶不上英国在攻打苏伊士运河时的核子成就，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
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当时明报的评论，都是金庸主笔，这篇也是出自其手。
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人的命令、部署下，香港五大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晶报》迅即展开了对《明报》的批判。
一时间，“汉奸”“走狗”“卖国贼”“造谣生事”“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制造出原子弹时，震惊海外，胡乔木写下五首《菩萨蛮》，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其中一首写道：
“神仙万世人间锁，英雄毕竟能盗火。霹雳一声春，风流天下闻。风吹天下水，清浊分千里。亿众气凌云，有人愁断魂。”
金庸显然是愁断魂的行列。
这场论战从1963年10月延烧到1964年底。
双方杀得天昏地暗，风云变色，高潮时，《明报》曾拿出一整天的版面进行论战。
看过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都知道，萧峰在聚贤庄和天下英雄喝酒，大战曾经的亲朋故旧。
写这段时，正是金庸与《大公报》等左派报纸论战最激烈之时。
金庸出自《大公报》，与他对骂的都是曾经的同事，当时的香港，虽然号称中立，但是左派的势力早就渗透，甚至准备暗杀金庸。
但一切都在1964年底戛然而止。
1964年底，新华社香港分社和香港报纸的负责人在北京讨论香港报纸工作方针和部署。
廖承志请与会者吃狗肉，请来了陈毅，席间谈到了《明报》，当时原子弹爆炸成功，意气风发，陈毅大手一挥，
“我同《明报》那个查先生的社论、两家的话合起来，就全面了。”
一语定调，至此既要核子也要裤子，香港的左派报纸偃旗息鼓，停止对明报攻击。
《明报》的查先生何其幸运，毫发无损，这场论战让他的《明报》彻底成为举足轻重的大报！
同一年，意气风发的陈外长，还见了一个12岁的少年，他叫聂卫平。
陈外长说，核子弹相当于围棋九段，核子弹有了，围棋九段还没有，要搞出围棋九段，要从娃娃抓起。
08
查先生最初的理想也不是做一个报人，他当年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外交官。
为了成为外交官，金庸中学毕业后，选择的是西南联大外文系。
西南联大当时汇聚了中国学术界的精英，为中国培养出来很多杰出的人才。
金庸当时已经被录取了，但却因为日寇入侵，身为“江南有数人家”的海宁查家家道中落，没钱去昆明读书。
他只能选择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文系。
这所学校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一切费用全免，金庸得以完成学业。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公费资助的代价是没有自由。
与西南联大充满自由空气不同，中央政治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学生见到教官要立刻立正敬礼，敬礼之时要用脚用力蹬地，挺胸抬头。
这样的环境里，金庸在第一学年是学校第一名，但第二学年却出了意外，政治学校作风保守。
有些学生对国民党十分忠诚，他们把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甚至还纠集起来，把开明学生拉到台上打一顿。
金庸当时是一个不参与派系的学生，思想也比较新潮自由，他当时还经常阅读《新华日报》，对上面乔冠华的文章非常欣赏。
金庸自然对这种行为十分看不过眼，于是去向训导主任投诉，结果反而被勒令退学，只上了一年多就失学了。
直到1946年，才得以转入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国际法。
但有这样的黑历史，
金庸是无论如何无法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他只能搁置自己的梦想，进入报界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金庸到了北京，想要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官，却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是第二年到了北京以后，外交部的首长很诚恳地跟我谈了话，说以我这样的身份和性格，是不适合在外交部发展的。”
这位“外交部的首长”，其实就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