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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为《东北“新大陆”移民史》
今日遭遇人口危机的东北，过往曾是移民的热土。今日的东北人，也大多是移民的后代。
“回想‘九一八’事变以前，我们从沈阳坐火车到长春，或者到哈尔滨去，虽然在严冬的天气，朔风扑面，滴水成冰，大雪纷飞，成了白茫茫的世界的时候，可是我们坐在火车上，座位是那么样的舒适，室内是这样的温暖，我们可以吃到旅大名产水果，和南方来的蜜橘，我们一点也感不到身在塞北。”明清史学家谢国桢记录了激动人心的东北火车之旅，“火车走过了好几个小时，已经到了黄昏的时候，远望着寒风侵袭雪光当中，闪耀好几盏电灯，感觉着人烟非常的稠密，工业非常的发达，那便是四平街，过去不到一两个小时，就到了东北有名的都会长春。如果我们还要往北行的话，可以由长春乘火车直达哈埠，这是东北著名的商埠，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我们可以看到苏侨的风俗和景物。”
彼时的东北，是中国工业、农业、商业和文化事业最具活力之地。在享受现代化交通工具和工商业发展成就的同时，谢国桢感叹东北之巨变：“但是回溯到二百年或三百年以前，虽然是爱新觉罗氏发迹的圣地，但仍是绝塞荒原，人迹罕到的区域，关内的人民，一听要到开原和宁古塔去，都要不寒而栗，何况那亲历冰天雪地的人们。”东北建设速度惊人，当贫穷的人们从地窄人稠的关内涌向地广人稀的关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只花了半个多世纪，就让白山黑水变了模样。
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振，东北地区人口流出现象开始受到关注。伴随着生育率的低下，东北地区的人口前景被打上了大问号。而曾几何时，东北本是移民的热土，今日的东北人也大都是祖辈“闯关东”的后裔。
拍摄时间是1931年到1932年，东北黑土地上，一辆马车载着沉甸甸的行李驶向远方。
长久以来，东北代表着中原王朝统治的地理极限之一。直到清朝崛起前，每当中央政府有实力加强对东北边疆的统治时，中原便会有人口迁入东北地区的南部；一旦中央政府失去控制，东北南部的汉族又将南迁，北部的少数民族则挟凌厉的攻势而南下。人口的南下和北上，往往交汇于辽河中下游即辽沈地区，该地区也成为东北最早开发之地。但在清前，关内移民东北者并不算多，且都会为因局势不稳而迁回关内做准备。
1644年，满清迁都北京，顺治在10月登基。此后持续一年半从盛京（沈阳）到北京的迁都，是一场壮观的大移民，整个政权连同超过90万人告别辽沈地区，史称“从龙入关”。清廷的搬迁意志如此强烈，以至于逼迫辽沈地区的满人和汉人放弃故乡刚成熟的庄稼。在沈阳当人质的朝鲜世子随顺治进京，原先陪同世子的一官员回国后汇报：“人皆安土重迁，而沈中禾稼颇登，故多有怨苦者云。”原本就地广人稀的东北，在满清入关后更加荒芜，除盛京和锦州有少量部队驻守，东北基本上是田里无农民，路上无商人。
1653年即顺治十年，清廷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令”。规定：“辽东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然而，开发与限制政策并行，清廷紧接着开始修建著名的柳条边，即两边密密植下柳树的壕沟。边外是满族渔猎区和蒙古族游牧区，禁止汉族入内垦荒。与此同时，清廷还划出诸多由皇室独占的禁地，有山林、河川、牧场、围场、官荒、皇室陵寝、出于保护皇家风水而封禁的山脉，如长白山在1677年定为“发祥圣地”。朝廷的这般矛盾心理一直伴随其整个统治时期，直到民国建立。
康熙年间只是限制移民，乾隆年间则禁止移民，乃清朝封禁东北最严厉的阶段。至于辽东招民开垦令，早已在1668年（康熙七年）被废除。1740年，朝廷颁布对奉天地区的封禁令，第二年封禁吉林地区，第三年封禁黑龙江地区。其中，吉林地区是封禁重点，以山东、山西人为主的群体，每年春季有超过一万人去长白山采人参和蚌珠、伐木、淘金，候鸟般的他们在严冬来临前回故乡。乾隆年代的东北封禁政策，在随后的嘉庆、道光、咸丰时代被沿用。不过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打了很多折扣，尤其值关内饥荒年。事实上，清廷从未绝对封禁过东北，毕竟当时统治手段有限，因此移民私入东北从不间断，只是增幅小。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时代来临，强大的外力打开了中国国门，也改变了东北的移民史。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后，俄国对中国领土的贪欲并未停止。清廷终于意识到多年的封禁政策导致东北劳动力奇缺，造成发展落后、国防虚弱的不利局面。若再不移民东北，祖宗之地要尽入他人之手。
“唯地方辽阔，稽查难周，且向无居民，易起凯觑，尤宜豫为之计，是前因招垦恐与防务有碍，今因防务不能不亟筹招垦者也。”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在1860年上书朝廷，“与其拘泥照前封禁有用之地,抛弃如遗,而仍不免偷种,莫若据实陈明,招民试种,得一分租赋,即可裕一分度支。且旷地既有居民预防俄人窥伺，并可借资抵御，亦免临时周章。”增加移民以垦荒，既能充实国库，又能增强国防，清廷很快同意，随后颁布《呼兰放荒章程》，翌年将呼兰的200多万垧（旧时东北地区1垧相当于10或15亩）荒地放垦，算是启动东北移民的标志性动作。移民们从关内蜂拥而至，至1870年，呼兰地区已有10万户汉人，1880年则超过20万户。
1870年代末，清廷取消所有禁止汉人移民东北的法令，更是在1878年解除禁止汉族妇女移居东北的禁令，这得以使关内人以家庭为单位移民，大大增加了定居下来的可能性。黑龙江1887年人口为40.8万人，1895年就增长到150万人。《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财政空前窘迫，更迫切需要开发东北以放荒筹饷；不久，日俄战争爆发，面对两列强为争夺东北而火拼，清廷危机感加重。1904年，清廷宣告全面放垦东北土地，公布放荒、免税、补助等法令。黑龙江省在1904年全面开放垦荒，标志着历时200多年的东北封禁政策终结。同年10月，黑龙江省荒政由“旗领民佃”改为“旗民兼放”，不论旗人汉人，交6吊300文就能换来1垧荒地。
意想不到的是，交通模式的升级让千里迢迢闯关东成为容易的事。沙俄修建的中东铁路在1903年7月正式通车运营，成为东北的动脉血管。中东路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中国境内的延伸，造路是为了更方便吞噬中国东北，但客观上极大降低了中国人闯关东的难度，现在可从旅顺坐火车一路北上，这是过去难以想象的。
日俄战争后，根据《朴次茅斯和约》和《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中东铁路从旅顺到长春一段由俄国交给日本，改称南满铁路，长春以北仍由俄国经营。长春同时成为商埠，不仅是中东、南满、吉长三条铁路连接点，更身处中日俄三方势力交汇处，为工商业的崛起创造了最佳条件，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经济越发达，移民更加趋之若鹜。
宣统年间，时任奉天盐运使的熊希龄递交《东三省移民开垦意见书》，陈述12条措施：设立屯垦总局、择驻冲要地方、参用屯田兵制、兴办官商轮船、建置水路邮站、预备各种场校、注重开浚水利、组织兴业银行、奖设殖民会社、招集林矿公司、筹划移民种类、预算屯垦经费。这些建议大体指明了政府应该如何鼓励垦殖东北，只是颟顸、羸弱的清廷即将进入历史，民国政府将继续东北开发大业。
至清末，东北人口净增近2000万，垦荒近1亿亩，东北正是在清末成为中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这段历史，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
拍摄时间是1931年到1932年，一面坡镇的主要街道一景。该地位于黑龙江，因滨绥铁路（东清铁路的一段）沿线车站在此而快速兴起。
民国伊始，中央和地方政府就把发展边疆垦殖事业视为当务之急，东北移民事业进入新时代，也成为社会热点。
1912年3月，辛亥革命元老黄兴、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拓殖协会，黄兴任会长，该组织的宗旨是“开发边土、增产兴业、筹备军饷、杜绝帝国觊觎、减轻内地人满之患”。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立案，并拨款30万元，该组织可谓政治资源雄厚。农商总长张謇在1913年制定《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规定：“凡国有荒地，除政府认为有特别使用目的之外，均准人们按照本条例承垦。”从此，开垦之规定和承领之程序，在国家法律层面上有规可循。东北和西北等地纷纷成立垦殖机构，黑龙江率先在1914年成立垦殖局，负责测量和调查省内可耕土地，在农事上协助新来移民。
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导致中央政府失去法统，当北洋政府治理失效、地方上正式启动藩镇割据时，丛林政治状态到来。华北成为军阀混战的主战场，反倒是张作霖自1918年统一东北后，关外在奉系军阀统治下显得秩序安稳，直到“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没有大规模战争，只有个别骚乱和剿匪行动。两相对比，加速了华北民众扶老携幼、络绎不绝移民关外。奉系军阀统治东北时期，超过500万国人移民到这片黑土地上。
对奉系而言，东北的开发才刚刚起步，各领域都急缺人力，接纳移民自然是乐得其所之事。东北当局为此采取诸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移民，最主要的是减免火车票费用，其次是与民间团体一道实施救济和安置。1925年，张作霖在天津设立移民局，帮助有意移民关外者。1928年，东北当局成立屯垦委员会，开始研究东北的垦殖方案和计划，1930年公布《辽宁移民垦荒大纲》。
其中超过270万人来到最遥远的黑龙江，拥有最多荒地的黑龙江成为东三省最主要的移民输入省。黑龙江省民政厅在1914年3月就颁布《黑龙江省清丈兼招垦章程》,《黑龙江省放荒规则》等条款，用丰厚的优惠措施吸引移民源源而来。《黑龙江省招垦规则》声明，以前政府重在筹款，现在重在开垦土地，“只要能实力开垦，荒价则可分别从缓降低”。各级官员积极支持移民政策，因为廉价又充足的劳动力可以在短短两三年里把荒地改造成良田，官员们自己手里的土地就会迅速升值。
“他们千余成群，男的、女的、小孩，老态龙钟的祖母、怀抱黄口幼稚的孙儿，伛偻曲背的老祖父，背上负着许多家用必需的零星什件，他们齐挤在一艘小轮船的甲板上。”外国记者的生动观察为1920年代的移民热留下记录。“络绎于途，势如泉涌，南满铁路以及吉长铁路搭载之旅客数目，剧烈增长，殊为空前未有之现象。”《东省经济月刊》1927年描绘铁道上的移民盛况。
山东成为移民大省，譬如1929年有104万人移民东北，其中山东为74.2万，其次是河北17.6万人。通常而言，山东移民从事农业，河北和山西移民以经商为主。一般认为，初到东北的移民中有70%到80%务农。《东方杂志》1927年记载：“山东人每年减少二百余万，胶济铁路之调查，每日乘胶济车由青岛转赴东三省求生者，达三千余人。”又据《民国胶澳志》载：“每逢冬令，胶济铁路必为移民加开一、二次列车。而烟潍一路，徒步负载，结队成群，其熙熙攘攘之状，亦复不相上下，综计一往一来，恒在百万以上。”
1929年河南旱灾，政府和民间团体鼓励灾民远赴东三省垦荒。河南省赈务会制定了《河南省赈务会筹拟移民赴东三省垦荒办法》，只要是有耕作能力的灾民，就能被用火车移送到东北，人数不受限制，沿途食宿由慈善团体提供，到东北后由地方政府妥善安置，还给予自行组建村庄的自由。
去东北新大陆是如此火爆，连遥远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在宣传上都不甘落后，它于1930年颁发《移民东北宣传大纲》。“移民东北不但可以救济灾民，均调人口，且系实行总理殖边遗教，为党发展国力，防止帝国主义者觊觎边境最有效用之政策。”党部宣称移民东北是利国利民之大计。
“美洲大陆开辟最盛时期，欧洲各国移住人口之最高纪录，亦不过一百一十余万人，由此观之，民国二十年间，东北开垦面积及移入人口其数字实已打破各国移民垦殖史之空前纪录。” 1947年的《东北垦殖史》感慨。
20世纪的东北移民史有两大高峰，1920年代中后期，1939年到1943年，后者充满了屈辱辛酸。
日本吞食东北后，东北政治环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日本也以各种政策限制中国人进入东北。1933年9月，日伪多个部门组成一个劳工管理委员会来研究移民问题，最终决定要限制来自关内的移民。理由是：维持“满洲国”的治安、抑制汉族在满洲势力的增大、为将来日本人的发展留有余地、促进满洲劳工的生活稳定及其提高、防止通过华人外出劳工将劳金流出“国外”。抑制移民的第一条显著措施，是取消移民享受火车票减价的优惠。
接着，辽宁省拒绝没有护照和钱的移民进入关外。大东公司在1934年4月组建，专事审查移民的资格并发给护照，它是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大佐指导下的营利组织。公司总部安置在天津，在山海关、青岛、大连、威海卫等地有分支。1935年3月，伪满当局颁发《外国劳动者取缔规则》。1933年到1935年，日伪在大连码头和山海关设置监视所，限制华北劳工出关，申请出关者中只有一半人获批。另一个致命打击是日伪当局加强汇兑管理，许多人在东北并非永久性移民，他们省吃俭用在东北工作几年，只是为攒钱寄给在故乡的家庭。
“九一八”事变前5年，共有400万人移民东北，1932年移民人数骤降到37.2万人，1934年回升到62.7万人，1937年则达到最低点31.9万人。1932年到1936年，移民数为200万人。同时，出于家国情怀以及对陌生侵略者的恐惧，许多移民纷纷返回关内。从1931年到1936年，年均有41万人离开东北，而1931年前5年年均离开东北者是37万人。
如1933年2月的报纸记录山东省的人口逆流：“自前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因受日阀之蹂礴摧残，多裹足不敢前往。即原在东省之商民，亦因不得宁处，相率扶老携幼，转回故乡，是以日来由东北过青回籍之农民，异常众多。凡由大连进口之轮船，无一艘不告人满。”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移民人数达到谷底。不过随着全面抗战的烽火在关内土地上蔓延，依然有许多人移民东北，他们觉得当亡国奴总胜过身陷战争危险。中国古话云“宁为太平犬，莫做乱世人”，东北固然处于侵略者的铁蹄下，但至少伪满洲国的社会秩序是稳定的。从1930年到1947年间，东北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18.46%。只是日据时期的人身自由度大不如前。
1937年以后，日本对东北实行大开发，“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等宏大的发展规划开始实行，需要更多劳动力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服务，尤其是土木、矿山、林业、铁路这类劳动密集型领域。日伪不久后就取消了关内民众移民东北的种种限制，从华北大量招募劳工，甚至采取欺骗和抓人的手段，火车票优惠政策也再次恢复。华北沦陷区，日本当局大肆抓“浮浪”（乞丐、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和工商业者），以此充实劳工队伍，他们主要用于修建关东军的军事设施。
待日本在中国陷入战争泥潭，随后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强大对手美国，需要从伪满洲国汲取更多血液来浇灌超荷运转的战争机器。东北移民的第二次高潮，便出现在1940年到1942年间，1940年移入人数最多，达131万人。
“山海关内人口很多，生活条件却不如关外，大部分人民都是又脏又乱，有些人因为贫穷，还会抢钱呢！有次我带着三千元满币到华中徐州玩，结果眼看着被抢，却因为人太多无法追回而作罢。”战时在伪满当高级警官的台湾人蔡西坤比较关内外差异，“满洲人则不一样，满洲人很好、很乖，既有情性，又讲信用，我和满洲人的接触虽然不多，但印象、观感都不错。”由于东北地区社会秩序稳定，经济发达，民众受教育程度高，因此与战乱中的关内呈现出不一样的气氛。
共产党的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在1949年编辑出版《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这份资料显示1944年伪满有4445.5万人口，城市人口占25.7%，农村人口为74.3%。抗战胜利后，山东省移民东北的惯性仍在持续作用，此时的东北拥有全国最完善的重工业体系、铁路和公路网。
东北的战火在1948年冬季熄灭，东北成为全力支持解放军作战的后勤基地，在苏联的援助下利用旧有基础恢复生产。华北的人口依然源源不断流向富庶的东北，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的数字显示，1949年东北人口为3851.4万，1950年为3942.5万，1951年为4001.6万，1952年为4107.1万，1953年达4361.9万，这些数据由当地公安机关采集而来。
1958年全国实行户籍制度前，人口尚可以自由迁徙，华北人口依然有移民东北的惯性。中苏“蜜月期”，东北成为重工业建设最集中的地区，“一五”计划时期的156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有57项位于东北，这自然很吸引移民。改革开放前，黑龙江是人口增长最快的东北省份，也居全国之首，1950年到1979年间的人口净流入达761万。新政府全力主导下的建设北大荒运动，成为最后一次移民东北潮流；同样在新政权的规划下，一批新的工业城市在东北崛起，如大庆、鸡西、鹤岗等。今日东北地区的人口与城市格局也就此形成。
记者/陈祥
编辑/李克难 美编/黄静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7年第4期，总第6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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