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写过，中国封建王朝的兴亡有一个内在的周期闭环：土地兼并周期律，“土地兼并一一土地危机一一农民起义一一战争消灭大量人口、出现大量荒地——土地所有权的调整( 再分配) 一一安抚流民、开垦荒地——劝课农桑、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一一恢复和繁荣一一土地兼并”。
这一周期律在经济上的表现为土地兼并，在政治上的表现则为特权阶层的扩张。这一特权阶层，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表现，在汉朝为外戚和地方豪强，在两晋南北朝为士族阶级，在唐朝为藩镇武将，在南北宋为文官集团，在元朝为蒙古贵族。但是无论这个特权阶层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他们自朝代建立之初都表现出两个明显的趋势：第一，特权的膨胀，无论是权力的广度和强度，都是在野蛮生长的过程中，类似于不可抑制的土地兼并；第二，特权的去中心化，慢慢的，特权阶级的触手开始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之间的利益诉求开始变得多元化，统治精英们已经很难再维系一个主体意志，伴随着主体意志土崩瓦解的是特权阶级在群体无意识下的盲动，最终的结局就是特权阶级的自我毁灭。
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来形容特权阶层自我毁灭的过程：船底破了个洞开始进水了，如果大家齐心协力抢修很快就能排除险情，但是船上的人非但不去堵洞，反而每个人开始去拆木板了：船沉不沉我不管，先把我自己这块木板抱紧了是最实在的。这样下来船还有不沉的道理吗？再理论化一点这就是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所以说正确的“主体意志”应该是什么：让这艘船不沉；而作为统治精英阶层，肯定是要整个共同体变得更好，毕竟我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只有这个食物链健康发展，我才能有源源不断的来自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从历史上来看，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是从特权阶级自己挖自己墙角开始的。
北宋时期，冗官、冗兵、冗费和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是朝廷内部最大的困扰，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我们看一下王安石变法的种种政策，可以说非常对症下药、理念超前，如果真能做起来北宋少则富国强兵，多则成为一个崛起的大一统王朝。但是呢，失败的原因一方面确实由于理念过于超前，另一方面是因为变法的利益与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相抵触，于是“扛着红旗反红旗”破坏变法的现象普遍发生。
例如“青苗法”，是由国家代替富户发放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2分，比农民向豪强富户借高利贷的利息低不少。此举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利国利民。但是毫无疑问，这就触及了豪强富户的根本利益，高利贷不但是一项重要收入，更是土地兼并的关键枢纽。要知道，在皇权不下乡的年代，地方豪强和地方官吏就是一道旋转门，他们都是一个统一的特殊利益集团。于是在基层各级官吏遍开始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一举措：“务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同时，官员们从中发现了另一条大发横财的道路，低息贷款演变成了官方的高利贷。朝廷规定取息2分，“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以前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要有手续，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成了官员们捞取“好处费”的关卡。正如苏轼所说：“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涨，此臣所亲见。”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来自于官僚集团或有意或无意识的抵制。有意识的抵制就是以破坏新法为目的，就是故意搞砸你，“扛着红旗反红旗”，这是政治斗争；无意识的抵制就是特权阶级无论怎样都能从政策中找漏洞，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毕竟他们才是真正的政策执行者，不管新法旧法，他们的利益总归是要满足的，这艘船沉不沉就再说吧。
就是因为王安石变法中许多政策损害了文官士大夫集团的利益，所以王安石在他们所记述的历史中，是以一个小人、奸臣的形象出现，一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观。就是因为这些士大夫们掌握着话语权，损害他们利益的措施和人一定要添油加醋地大泼脏水，彻底踩在脚下不让翻案。便如朱元璋这样的一代雄主，也难免会被士大夫们的历史“洗脑”，老朱一看见臣下提“理财”这两个字就炸毛，说“理财”都是王安石这样的大奸臣才会搞，为的就是盘剥民脂民膏，想把我大明帝国搞乱、民不聊生吗？张居正变法的时候也是频繁被骂是“当代王安石”，张居正还得再反驳里面加上一句臣绝不是王安石那样的。但其实按理说王安石为官可比张居正清廉多了。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
我们再来看看取代宋朝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如何“自我毁灭”的。当少数民族贵族取代了文官集团成为了食物链顶层的“特权阶级”时，他们的表现一样不出人意料：蒙元保留了许多游牧民族“民主制”的残余，大领主们在政策尤其是继承人方面有很高的话语权，于是每次皇位空出来的时候，都会看到好几个王子打来打去，这无疑对国家的稳定是一种大大的损害。元朝九十几年换了十几个皇帝，在历史上也就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能比了。元朝不是传统的中央集权，所以到元末许多大领主都成为了地方军阀，不受朝廷节制，自然也不会出多大力气打农民军。
按理说元朝的低赋税在历史上都是出了名的，徭役政策也很宽松，但无奈地方领主太残暴、文官集团太腐败，低赋税的好处也落不到老百姓头上。所谓“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恐怕只是极少数的个例。否则也不会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红巾军绝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者，那是真活不下去了。要是能活下去“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那就参考清朝。
朱元璋总结元朝过失：“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老朱这话要怎么理解呢，元朝法律及其宽松——不是对老百姓宽松，而是对统治阶级宽松，是对蒙古领主和文官集团宽松，宽松的法制加剧了吏治的腐败。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在封建社会那种皇权不下县的独立王国，法制再怎么宽松也宽松不到他们头上。朱元璋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铁腕整顿吏治恐怕是封建朝代绝无仅有的——对官员的法律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好过了。也正因此明初虽然经历了如靖难之役这样全国性的战争，但依然保持了近一百年的盛世，朱元璋对于文官集团的压制功不可没。
普遍认为，张居正变法成功了，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关于成功失败的原因百年来争论不休。我说一点我的浅薄之见，张居正变法除了没有王安石那么激进，真正的要义不在“一条鞭法”，而在“考成法”。考成法讲“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用通俗点的语言来讲考成法就是：干得好就干，干不好就滚，至于你怎么才算干得好、到底用不用滚谁说了算？我，内阁首辅张居正，我是这个考成法的最终负责人。所以说张阁老就用这个考成法把整个文官集团的七寸攥在了自己手里，蛤，你想消极怠工？你想扛着红旗反红旗？你想借新法给自己敛财？不好意思，我张太岳，大明帝国的唯一独裁者，眼里可是揉不进沙子的。张居正在人事任免上和监察上独一无二的权力可是王安石没有的，这也是两次变法结局迥异的根源所在。然而张居正死后不出意外地遭到文官集团的清算，抄家、长子自杀、次子充军。历史上得罪特权阶级的人，下场基本都不怎么好，这就是强行给一群无意识的群体树立主体意识的下场。而考成法也在第一时间被废除：我们文官集团不允许出现这么牛逼的人。
明代是文官政治的巅峰，这是封建时代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发达的封建经济自然造就了强壮的士大夫阶层。朱元璋一方面借鉴前朝经验，一方面能够从底层劳动人民的视角出发，完善了一套限制文官权力的措施，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这一措施是建立在君主本人高强度的工作和超高的政治手腕之上的，于是朱元璋死后，文官集团逐渐掌握了政治主动。建立在不信任武将勋贵集团和外戚集团的大前提下（因为文官集团再怎么样吃相也相对好看，文官也就争权夺势，武将可是懂不懂要砍人的，毕竟汉朝和唐朝的经历太惨痛，正因为放弃了武将勋贵和外戚，宋明两朝的皇帝没有一个死于非命的，也算是出于国家稳定考虑的选择），能够制约文官集团的只有宦官集团了。
宦官集团可以看做是皇权意志的化身，当言官这一检察体制失效之后，宦官集团成为了唯一可以制约文官集团、不让这一特权阶级过度膨胀以至于炸毁整个国家的唯一手段。明朝末期，一条鞭法算是给大明续了一命，魏公公别管这个人多混蛋吧，他的税收政策真是给大明续了一命。然而魏公公这个死人妖被搞掉之后，东南士绅为基本盘的东林党全面得势，魏公公的税收政策自然也被废除了，东南的税就更收不上来了。但是东北还在跟后金打仗啊，打仗有多损国力看看美国打伊拉克、苏联打阿富汗就知道了，大明朝最富庶的一块地方税收不上来，只好靠盘剥中原、西北的农民了。加一遍辽饷，加一遍剿饷，加一遍练饷，再加上天灾，老百姓们不反也得反了。
魏公公的税收政策是恢复了万历年间的税收政策，以商税、矿税、海税为主。在明末，以文官士大夫集团为核心的高层地主阶级基本把触角伸向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许多文官的亲戚纷纷经商，或织造、或漕运、或开矿、或参与牙行、或对外贸易，基本上都是依靠了家族当官者的权势，打开经商方便之门，大致相当于我们八十年代遍布全国的“官倒”“军倒”。这一特权阶层的形成，侵蚀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权力寻租的普遍盛行让正常的生产生活难以为继，民亦穷、国亦穷，唯独富了中间的官僚士大夫阶层。
万历皇帝对于文官的尿性认识的是比较深刻的，所以他收这个税的时候是派宦官去收，也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张居正去世的时候，大明王朝国库存银700万两，这算是他留给万历最宝贵的一笔政治遗产，但随后就打了几场重要的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据不完全统计，这三场战役的军费消耗大约在1300万两左右，而万历派出的太监们征税量大约在700万两左右。考虑到文官集团日渐腐朽，大明王朝的财政在没有战争的年代也只能尽力维持收支平衡，所以说靠太监们收上来的税基本上保持了一个收支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功绩。万历晚年，三大殿被雷击焚毁，就一直没修，直到天启年间才被魏公公给修好，可见万历皇帝基本都把这些钱用在军事国需上了。
就这样，万历皇帝的税收政策也遭遇了文官集团的全面抵制。一方面，反对宦官就是文官集团天生的政治正确，没有为什么，我们文官集团贪污了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理解，你太监就是天生的道德败坏，税收权让宦官掌握简直就是对文官集团天大的侮辱，正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权力让宦官集团掌握可是万万不能；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说，士绅官商阶层已经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这一特权阶层的利益是不容他人染指的，国家也不例外。于是乎，在全国普遍爆发了针对太监征税的“抗税运动”，在掌握话语权的文官集团的记载下，这是太监们横征暴敛引发了民众的反抗，但是仔细深究史料背后，不难发现这些运动都有官商士绅阶层作为幕后黑手，他们俨然已经成为了地方黑恶势力，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众多打手。最典型的是万历三十四年云南抗税运动，地方官员贺世勋、韩光大直接带人杀死负责征税的宦官杨荣和随行人员两百余人，然而这一骇人听闻的惨案的凶手最终也没有得到惩罚，毕竟别人杀士大夫那就是阴谋造反，要诛九族凌迟处死，士大夫杀别人那就是维护天理伦常。万历皇帝得知此消息后绝世三天以示抗议，但也无可奈何，自此之后商税、矿税基本停征。
然而万历皇帝有道德、讲情理，我们魏公公可不是这样的人：你道德败坏，魏公公比你道德还败坏，你耍手腕，魏公公手腕比你还狠。三下五除二解决了朝廷内部的东林党，各种针对官商士绅阶层的税收纷纷落实，捎带着处理了一下盘踞各地阻碍国家税收政策的黑恶势力，别管魏公公的动机怎么样，这对于国家来说确确实实是好事。当然，在东林党人的笔下，像打击地方官商勾结的大家族、大财阀，又成了魏公公“灭绝人性”的一条罪状了。所以魏公公执政几年是辽东局势最好的几年，宁远大捷、宁锦大捷、毛文龙抗金元朝这几次重要的胜利全部是在魏公公执政的那几年。无他，军饷给的足，后勤有保障咱前线的士兵真不会丢人。
结果魏公公一死，东林党全面复辟，商税、海税各种相关的税收全部废除；一些税收就算没有废除，因为权贵集团的裙带关系也无法顺利征收，例如魏公公执政时期浙江省的茶叶税每年能征收两万余两，结果东林党复辟第一年浙江省只征收了17两茶叶税，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于是朝廷的财政立刻吃紧，崇祯元年，宁远士兵以张正朝、张思顺为首，歃血为盟，欲讨回欠发的四个月薪饷，他们攻入幕府，捉了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等，向两人索钱。毕自肃表示无力支应，事实上在此之前，毕自肃曾经九次向朝廷申报欠饷，朝廷都不理会。其实毕自肃亲兄毕自严是户部尚书，主管财政，因为财政吃紧，也只能不闻不问。此时，距魏公公身死仅仅七个月，而欠饷已达四个月之久，真可谓是“立竿见影”。
东林党是东南士绅官商集团的代表，他们拿出圣人的理论，鼓吹“藏富于民”，忽悠皇帝减免各种税收，本质上来讲就是“藏富于东南权贵”，最后国家还是要用钱，还是得打仗，只能在中原、西北这些贫瘠地区的农民身上一层一层盘剥了。最后大明亡了，东南沿海还是受到了满清铁蹄的蹂躏，一些人跪下来当奴才，一些人身死国难，东南沿海的工商盛世也不复存在了，这可以看做是典型意义上的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导致全盘皆输的自我毁灭。
大明王朝文官集团最后的表演更可谓是“异彩纷呈”，李自成都打到山西了，朝堂上还在相互攻讦，这个说那个改罢免，那个说这个不堪用，还在党同伐异吵来吵去。崇祯实在是穷得都要当裤子了，让大臣们捐点钱吧，内阁首辅捐了五百两，另一位阁员哭穷，说自己是个清官，一两都捐不出来。剩下的文官有的捐几百的、有的捐几十的。崇祯一看文官靠不住，就找到皇亲国戚和勋贵，让他们捐钱，心说改朝换代文官找了个新主子还能做官，但你们跟我大明朝荣辱与共，大明要亡了你们这些个驸马啊、国丈、公爵侯爵能剩下啥啊，都到了这个关头捐点钱还不行吗？
结果呢，这些皇亲国戚和勋贵们，一个赛着一个的哭穷，有人联名上书，有人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卖（这不是打皇帝的脸么）。皇帝生气，点了名要几个勋贵捐钱，然后这些勋贵为了不捐钱贿赂皇帝身边的太监，然后太监几次加码，结果贿赂的钱比皇帝规定要交的钱都多。皇帝的老岳父——周国丈，在京郊有数万亩的庄园，在北京闹市有好几家黄金位置的门店，崇祯让他捐十万两，他只拿出来一万两。皇后都看不下去了，偷偷给了她爹五千两，意思是让他深明大义别藏着掖着了，然后周国丈“深明大义”的从皇后五千两里克扣了两千两，最后交了一万三千两给崇祯。
所以晚明时期的特权阶层，真是生动形象地给我们演示了什么叫做“大家一起拆木板”，除了“自我毁灭”这个词，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形容词了。他们就是在几百年的特权浸淫中，变得贪婪、短视、愚昧、腐朽，对于这些特权阶级来说，刘宗敏的皮鞭是他们最好的归宿。——连十万两都不肯出的周国丈，最后李自成从他身上拷掠出了五十二万两白银；那两个内阁大学士，每一家都乖乖的给李自成送去了几万两。最后李自成从北京各级官员和勋贵处，拷掠出来了七千万两白银，这点钱打个对折，都够打三遍“万历三大征”了。
崇祯：可拉倒吧，朕的江山已经亡了，说这些有啥用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这样的末世，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丧失了主体意志，最后剩下的就是分崩离析。多尔衮入关时，既定目标就是恢复金朝的领土，也就是达到淮河以北就知足了，毕竟满清入关不过带了十万出头的人马，多尔衮自己恐怕都没意识到这些人能够征服全中国。多铎下江南更多是一种“打草谷”的性质，总共就带了两万人，结果满清兵锋一至，江北四镇降了三镇，扬州剩下一个史可法有句MMP讲不出来。大量的汉族正规军的投降，是满清政权统一中国、剿灭农民军的最核心力量。为啥这些政府军给明朝打工的时候遇上农民军一触即溃，给满清打工了战斗力就像狗一样的嗷嗷叫了？无他，因为军饷发的足。明朝那些士大夫们，喂狗都不肯丢骨头的。
当然以投降而论，明朝政府军的水平还是比不上文官士大夫集团。剃发易服这种断子绝孙的建议就是土生土长的汉族士大夫提出来的。东林领袖、士人标杆钱谦益险些就要身死殉国、名垂青史了——如果不是因为水太凉的话。满清颁布剃发令，一时间群情激奋，钱谦益挠了挠头，说了句“头皮痒得厉害”，转头鞭子就留起来了。
在历史上，儒家道德的约束是文官特权集团最后的防线，诸如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为臣死忠，为子死孝”“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话真的是有点用的。然而像钱谦益等人的出现表明了士大夫阶层已经彻底撕破了最后的面皮，他们的堕落是永无下线的。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文官士大夫阶层早已烂在了骨里，只等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教他们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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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 理性 思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