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民主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美国成为主流。在现代发展过程中，多元民主体制的得失逐渐显露。从思想史角度看，多元民主以历史主义、伦理相对主义和社会科学经验主义为思想基础。这与施特劳斯、阿伦特和沃格林的现代性批判内容具有重合。因此，本文对三位战后移民美国的思想家的现代性批判为切入口，探讨他们对民主（尤其是多元民主）的讨论，尤其是他们对多元民主的思想基础的批判。
点击标题下方蓝字
关注
+
星标
“Political理论志”
不错过社会科学前沿精彩信息哦
具体操作如右 →
民主与异议：施特劳斯、阿伦特和沃格林在美国
Stephen M. Feldman
怀俄明大学杰出法学教授和政治学兼职教授
Feldman, S. M. (2012). Democracy and Dissent: Strauss, Arendt, and Voegelin in America. Denver Law Review, 89(3), 671.
本文作者：Stephen M. Feldman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民主政府经历了一次典范式转变。
从建国到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一直实行共和民主。共和民主要求公民和官员追求高尚道德和共同利益，这与对相对同质化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力量对共和民主政体造成了压力，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这些力量，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相互影响，并波及整个社会。最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共和民主政体崩溃了，
多元民主政体作为新的民主政体取而代之。与共和民主不同，多元民主的思想基础是完全现代的，这包括历史主义、伦理相对主义和社会科学经验主义。
这些现代思想成分在政治实践中得到了体现，比如罗斯福新政。在新政中，罗斯福推动进步（符合历史主义），在经验主义专家的指导下立即采取行动：他依靠法律和社会科学专家来制定和管理立法，以满足众多美国选民的经济需求。同时，新政寻求将移民、宗教少数派等边缘群体纳入政体并满足他们的利益。与道德相对主义一致，罗斯福和新政支持者考虑了所有的价值观和利益，或者至少是多种价值观和利益。
多元民主在二战后取得了霸权，成为正确的政府理论和实践，但并非无人质疑。
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和埃里克·沃格林等欧洲移民在 20 世纪 30 年代逃离纳粹德国，提出了最坚定的反对意见。
施特劳斯对支持多元民主的现代性理论中相互关联的知识内容发起了持续的批判。
施特劳斯认为历史主义破坏了知识和理解可能性。因为历史主义强调所有感知和经验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但却自身作为一种有效的观点而脱离了历史背景和条件，这显然是内在得就悖谬的。
施特劳斯同样强烈地抨击了现代社会科学的自命不凡。
社会科学家们声称事实和价值必须分开：“实然与应然”不能结合在一起。他们假定所有知识都必须是经验性的，基于事实经验，因此社会科学必须“价值无涉（value-free）”和“道德中立（ethically neutral）”。但对施特劳斯来说，现代社会科学在几个方面都是错误的。
他认为无价值的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价值观以多种方式渗透到任何社会或政治分析中，从研究问题的选择到术语的定义。
从更深层次上讲，坚持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科学）的价值无涉将使其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不做价值判断，就不可能研究社会现象，即所有重要的社会现象……一个拒绝区分伟大政治家、平庸者和疯狂冒名顶替者的人可能是一个优秀的书目编纂者，但他无法说出任何与政治和政治历史相关的东西。”
即使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是可能的，一心一意地关注经验研究和事实也必然会阻碍任何关于价值和目的的知识。从现代的观点来看，价值观作为我们目标或目的的来源不受科学（经验）决定，因而是不可知的。
所以，现代社会科学将我们引向伦理相对主义。现代社会科学力求实证，并“在善恶冲突中保持中立”，这使我们陷入激进和非理性的个人主义——每个人都按照任意偏好行事——最终走向虚无主义。
总之，施特劳斯的结论是，现代性正在走向崩溃：现代性自身的前提必然会导致现代性大厦的崩塌。
但正如施特劳斯所坚持的那样，如果要避免纳粹主义暴行的复发，就必须时刻警惕滑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深渊，因此非理性的个人偏好和文化相对价值观是远远不够的。随着现代性的消亡，多元民主也将消亡。多元民主建立在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现代主义前提之上，不仅从施特劳斯的立场来看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它也把我们置于道德深渊的边缘。
施特劳斯并不想否定民主，尽管他认为民主在美国的表现是脆弱和危险的。在某种程度上，他试图修正民主，从而拯救民主。
施特劳斯转向了古典政治哲学，因为他认为，古典政治哲学可以引导我们从“意见（opinion）”走向“真理（truth）”。
施特劳斯区分了古典（或古代）和现代的自然权利概念。施特劳斯解释说，根据古人的说法，自然权利只能在“目的论的宇宙观”的背景下理解。
自然权利源于政治体制的固有目的或宗旨。也就是说，古典自然权利学说与最佳政体学说是一致的。
应该指出的是，施特劳斯对古典自然权利与古典自然法之间的确切关系含糊其辞。有时他似乎将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区分开来，但有时他似乎将这两个术语互换使用。事实上，当施特劳斯将古典自然权利等同于最佳制度或完美秩序时，他对自然权利的定义与自然法的常见定义非常吻合。施特劳斯本人将自然法称为“客观秩序”。
无论如何，施特劳斯明确强调了古典自然权利与现代自然权利之间的断裂。
根据施特劳斯的说法，古代人和现代人的鲜明区别有助于解释现代民主的脆弱性。
马基雅维利拒绝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想，转而关注现实政治的本质，开创了现代政治理论。马基雅维利政治理论并不描述公正或完美的共和国，而是指导统治者如何避开现实的陷阱。霍布斯试图保留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同时将“道德原则”重新引入政治，也就是重新引入自然权利。
与古典政治哲学不同，在古典政治哲学中，自然权利始于最佳政治体制，然后产生某些义务和责任，而霍布斯的现代政治理论则始于对个人自然权利的主张——“源于绝对正当的主观主张，这种主张并不依赖于任何先前的法律、秩序或义务，它本身就是所有法律、秩序或义务的起源。
”在施特劳斯看来，霍布斯削弱了自然权利，而后期的现代人则直接否定了自然权利，比如边沁。
现代主义者不再寻找自然界的普遍性（权利和法律），而是专注于历史变化、个人的权利要求和法律意义上的主权确认。
施特劳斯认为，对自然权利的拒绝最终会导致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等巨大的现代主义问题，
所以我们在否认自然权利的可能性之前，应该要求更有力的证据，而从施特劳斯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证据尚未出现。施特劳斯不仅想思考自然权利的真相和含义，还重新考虑了共和民主的基本原则。
为了反对多元民主及其对自身利益的纵容追求，施特劳斯试图复兴公共利益。施特劳斯实际上具有复兴共和民主的意图
。
和施特劳斯一样，阿伦特在大屠杀的阴影下批判现代性。
对阿伦特来说，现代性带来了危险：它不仅使极权主义、纳粹主义和大屠杀成为可能，而且还威胁到美国及其多元民主制度，使大多数美国人无法认识到这些风险。
阿伦特认为，现代性使人类陷入一种毫无意义的追求，即追求最好的工具性手段，以实现最终的任意目的。简而言之，阿伦特认为，现代性耗尽了维持人类活力的汁液，留下一具枯萎、垂死的尸体。但与施特劳斯不同，阿伦特较少关注现代性的问题，而更多地关注解决方案：政治。
对于阿伦特来说，政治（或政治行动）能够为现代性的弊病提供治疗：政治能够成为人类有意义的存在的源泉和领域。”
正如阿伦特所定义的那样，
政治的先决条件是复多性（plurality）
：“生活在地球上、居住在这个世界的是
人们（men）
，而
不是人类（Man）
。”需要明确的是，阿伦特强调的是“意见的多样性”，而不是“利益的多重性”——其中的意见指的是个人对公共利益的看法，利益指的是个人或团体的愿望或目标。如果不保护每个人的“独特性”即个性，一个社区就无法维持必要的意见多元化。政治行动的媒介，即人们发起和参与政治的方式，是通过言论。
政治行动是一个人实现其人性的方式——主动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并与其他独特的人进行有意义的共存。
因此，复多性和个性是紧密相连的。只有当人类能够实现或实现其独特性时，复多性才存在，而独特的个性只能在与他人的多元关系中实现。
阿伦特还认为政治行动不仅必须与他人共同进行，还必须为了所有人的利益。
也就是说，通过“多种意见的益处”，一个共同体可以明确“公共精神”或共同利益。政治行动不是达到超越其本身目的的手段，进行政治行动就是谈论政治。看来，共同利益等同于政治行动本身。政治行动就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因此，创建政治行动、保护政治行动或两者兼而有之，以促进政治行动，将构成公共利益。
从阿伦特的角度来看，现在应该清楚的是，剥夺政治自由和行动是灾难性的，尽管她认为政治行动的范围非常狭窄。事实上，如果从共和民主和多元民主的角度来思考，
阿伦特的政治概念既不是共和民主也不是多元民主。
与强调人口相对同质性意义的共和民主思想家不同，阿伦特强调多元化的重要性，这显然与多元民主产生了共鸣。
但与多元民主理论家不同，阿伦特拒绝多元利益，而是强调多样意见。
像一位共和民主思想家一样，阿伦特提到了共同利益，宣称政治应该以“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为目标，但随后她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同义反复，解释说共同利益等同于追求共同利益的政治行动。
像一位多元民主理论家一样，阿伦特主张“平等和充分地参与政治”，但她拒绝在政治领域追求任何经济福祉。
阿伦特承认，战略性和工具性思维在社会领域可能是合适的，但它们在政治上永远是不可接受的；因此，社会科学专家可能会指导我们选择最佳手段来实现预定目标，但永远不会为政治行动做出贡献。
最终，阿伦特蔑视多元民主，认为它是一种基于过程结构的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
和施特劳斯和阿伦特一样，沃格林也批评现代性。他认为，个人总是将各自感知到的社会视为结构化或有序的，以便被赋予“神圣和人性目的的意义”。因此，个人发展出一种“自我解释”，这种解释反映了“宇宙秩序”。所以，
沃格林认为，现代性的问题根源于对社会与“超越性的存在秩序”的恶性误解
。
尤其是，现代性的发展因为人们接受了“灵知主义（gnosticism，亦可译为诺斯替主义）”而变得扭曲。用沃格林的术语来说，灵知主义是一种相信某种知识就能够使个人获得救赎或解脱（或逃离异化的存在）的信念。
其结果是人们相信现代主义的进步观念：人类的聪明才智可以推动物质世界的无尽进步，推动人类无尽的前进。
人类通过质疑或怀疑宗教而进步，但实际上，现代主义者已经将基督教概念内在化，并将其应用于世俗世界。因此，现代主义者是傲慢的：他们对自己完成无数任务的能力表现出过度的自豪，而这些任务实际上超出了他们有限的能力。这种傲慢在社会科学中最为明显。社会科学家错误地认为，他们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获得对人类社会和政治的客观认识。但沃格林坚持认为，坚持应用科学方法会导致社会科学家歪曲研究。由于社会科学家实践的是“价值无涉科学”，即坚持事实和价值之间的二分法，因此他们将人类“视为离散的对象”，与“超验背景”和精神领域分离。
因此，现代主义社会在精神和宗教上都破产了。
更糟糕的是，灵知主义鼓励人们相信世俗的“虚假现实”可以填补精神的“真空”。现代主义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恋的”：它们将人类视为救赎（和进步）的源泉。人类的创造力和思想取代了信仰。
沃格林哀叹，这种对人类意识形态的自恋依赖导致了文明中灾难性的现代主义实验，不仅包括纳粹主义还包括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
如何应对灵知主义的现代性？回归“存在的神圣基础”：我们必须理解社会的自然秩序。对于沃格林来说，这种回归需要重新审视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信仰。此外，沃格林认为，通过认识到人类存在的基本精神要素，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科学”。通过发展“秩序的历史”——各种社会如何构建或安排自身秩序并解释其“神圣和人性的目的”的历史——沃格林相信他可以帮助人类努力实现“真正的秩序”。最重要的是，这种真正的秩序将需要精神上的整合，因为最终“上帝和人类、世界和社会形成了一个原始的存在共同体”。
多元民主可能令人反感，因为它强调自身利益，以伦理相对主义（与经验主义有关）为基础，并且过度依赖程序。似乎任何政府制度最终都必须追求实质性目标，这些目标即使不是明确地，也隐含地体现了某些价值观。多元民主是否如此缺乏基本价值观，以至于从长远来看可能行不通，甚至危险？施特劳斯、阿伦特和沃格林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施特劳斯从古代哲学中寻找基本价值观；沃格林认为宗教可以让我们重新与精神秩序联系起来；阿伦特则试图从一开始就净化政治，使其免受所有腐败力量的影响。
但尽管他们做出了努力，我们还是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我们无法轻易找到多元民主的切实替代方案。
从整体来看，施特劳斯、阿伦特和沃格林展示了关于我们多元民主世界的一个关键事实：从共和民主到多元民主的转变是不可逆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