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浪潮

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孟子·滕文公上》

9 月 10 日，在极越 07 的汽车发布会上，宁德时代的曾毓群站在台上，对着坐在台下的百度的李彦宏说：“很凑巧，我们两个人同名，而且是同一年出生的。”

两个人的英文名都叫 Robin ，这当然是一种巧合。但两个人都是在 1968 年出生，或许就不只是一种巧合了。实际上，读者如果有兴趣调研就会发现，当今科技业的许多领军人物，都出生在那一年。譬如同在新能源领域，隆基绿能的李振国生于 1968 年 5 月，阳光电源的曹仁贤生于 1968 年 7 月。

而在之后一年，即 1969 年出生的科技业领军人物，就有华为的余承东、微信的张小龙和小米的雷军。

你觉得，这些都只是巧合吗？

对此，我会在后文给出一个说法。但现在，我们先讨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即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出生年份。

1992 年，民主党的克林顿击败共和党的老布什，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年轻的总统。排在他前面的，是年仅 42 岁就当选的西奥多·罗斯福和年仅 43 岁就当选的肯尼迪。克林顿生于 1946 年，当选时年仅 46 岁。他的副手是戈尔，生于 1948 年，比他小两岁。

2000 年，克林顿的两任期满。戈尔代表民主党参选，以极其微弱的劣势输给了代表共和党参选的小布什。小布什生于 1946 年，与克林顿同年。

2004 年，小布什寻求连任，并击败代表民主党参选的克里而连任成功。克里生于 1943 年，比克林顿大三岁。

2008 年，小布什的两任期满。由于金融海啸的爆发和蔓延，所以共和党输掉当年的大选几无悬念。因此，最激烈的选战不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而是在民主党内部。最终，奥巴马击败希拉里，赢得了民主党的党内初选。之后，又击败了共和党的麦凯恩，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五年轻的总统。奥巴马生于 1961 年，当选时 47 岁，仅以月份上的劣势而排在格兰特之后。希拉里则生于 1947 年，比克林顿小一岁。奥巴马的副手就是拜登，生于 1942 年，比克林顿大四岁。

2012 年，奥巴马寻求连任，并击败代表共和党参选的罗姆尼而连任成功。罗姆尼生于 1947 年，与希拉里同年。

2016 年，奥巴马的两任期满。拜登因为长子去世而退出大选，民主党由希拉里对阵共和党的特朗普。最终，特朗普击败希拉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当选总统。特朗普生于 1946 年，与克林顿同年，时年 70 岁。

2020 年，特朗普寻求连任，并最终败给了代表民主党参选的拜登。拜登当选时 78 岁，大幅拉高了四年前由特朗普创造的当选年长记录。拜登的副手是哈里斯，生于 1964 年。

2024 年，拜登寻求连任，却被民主党提前换掉，改由哈里斯代表民主党参选，对阵共和党的特朗普。哈里斯的竞选搭档是沃尔兹，同样是生于 1964 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近三十年来，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候选人，基本上都是 40 后。除了奥巴马，以及两个月前被临时换上的哈里斯是 60 后外，其他的都是克林顿的同龄人。于是，我们不禁要问，美国的 50 后呢？从希拉里和罗姆尼出生的 1947 年，到奥巴马出生的 1961 年，这期间有十四年。为什么这十四年间出生的人群中，就没有一个政治精英能够代表两党，成为美国总统的主要候选人？美国的政治精英，怎么从 40 后就直接跳到 60 后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同样按下不表。我们给大家看另外一组出生年月的数据。

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生于 1955 年 2 月 24 日。

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生于 1955 年 10 月 28 日。

微软的另一位创始人保罗·艾伦，生于 1953 年 1 月 21 日。

微软后来的 CEO 史蒂夫·鲍尔默，生于 1956 年 3 月 24 日。

谷歌后来的 CEO 埃里克·施密特，生于 1955 年 4 月 27 日。

太阳公司的四个创始人，分别是生于 1954 年 11 月 8 日的比尔·乔伊，生于 1954 年 11 月 13 日的斯科特·麦克尼利，生于 1955 年 1 月 28 日的维诺德·克什拉和生于 1955 年 9 月 30 日的安迪·贝托尔斯梅姆。

一言以蔽之，美国软件业的领军人物，基本都出生在 1955 年前后。

这个现象，似乎可以回答我们之前提出的那个问题，即为什么美国没有 50 后的政治精英，答案是这批精英都去搞软件业了。

读者或许会好奇，说姚尧怎么会查到这么多人的生日。这当然不是我逐一去查的，而是我从一本名叫《异类》的书上看到的，作者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前些年，有个非常流行的理论，叫作“一万小时定律”，就是经由这本书发扬光大的。关于美国软件业领军人物出生年月的统计和分析，记载在该书的第二章，而这章的标题就叫作“ 10000 小时的标准”。

对于这个现象，格拉德威尔给出的解释是， 1975 年 1 月是个人计算机发展历史上是最重要的时间点，因为当时的《大众电子》杂志的封面故事报道了一台特殊的机器，这台机器名字叫作 Altair 8800 计算机，售价 397 美元，设计非常巧妙，能够满足个人化组装要求，在家里就可以动手组装。为此，杂志报道时的标题特别用了大号字体——《工程的重大突破！世界上第一台微机让商业模式受到挑战》。

格拉德威尔说，在那个软件和计算机行业羽翼未丰的年代，《大众电子》杂志就是行业圣经，而它的大字标题报道令许多读者为之眼前一亮，宣告了个人计算机时代的黎明到来。可问题在于，谁又能占据最佳位置，以迎接这第一道曙光呢？

假设你当时的年纪太大，譬如是在 1952 年以前出生的人，那么在 1975 年时可能就已经在 IBM 这样的大公司上班，生产着体积庞大的贵重机器，可能已经买房，结婚，生子，过着平淡而舒适的生活。这时候的你，是不可能对售价 397 美元的微机感兴趣，更不可能为之辞职创业的。

假设你当时的年纪太小，譬如是在 1958 年之后出生的人，那么在 1975 年时应该还只是个中学生。即便你隐约意识到这将是个机会，也只能手足无措，无从把握。

因此，格拉德威尔的结论是，到 1975 年时，你最好处于这样的年纪：不是太年轻，从而能够赶上这次革命；但又不能太老，不能错过了这次革命。在 1975 年，你最好是 20 岁或者 21 岁，也就是说你最好出生在 1954 年或者是 1955 年。

对于格拉德威尔的说法，我基本上是认可的。但我认为，他或者有意，或者无意地漏掉了一件事，那就是在 1960 年代席卷西方，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左翼运动。关于这场运动，我们今天不展开讨论，就只是跟大家简单地梳理一下时间线。一般认为，这场运动在美国是以 1963 年 11 月 22 日的肯尼迪总统遇刺为标志全面兴起，以 1968 年 4 月 4 日的马丁·路德·金遇刺为标志达到高潮，以 1974 年 8 月 8 日的尼克松总统辞职宣告结束。请注意， 1974 年 8 月 8 日，距离格拉德威尔所说的 1975 年 1 月只有不到半年时间。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全面回答刚才提出的关于美国的那两个问题了：

第一，为什么美国没有 50 后的政治精英？答案是他们在美国左翼运动中遭到了残酷镇压。当时有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热衷于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他们每选出一个新的领袖， FBI 就会设法暗杀一个。他们每建立一个新的支部， FBI 就会设法破坏一个。于是，这些青年领袖要么被暗杀，要么被囚禁，要么流亡海外，要么远离政治。

第二， 为什么格拉德威尔说最好出生在 1954 或者 1955 年？除了个人计算机时代的黎明到来外，还因为左翼运动的结束。在 1975 年时，这批 1954 或者 1955 年出生的人，正处于大三或者大四的年纪。比他们早出生几年的那批人，有的因为运动而受到了牵连，有的因为运动而耽误了学业，有的因为运动而透支了热情。一般来说，年轻人初入社会最大的阻碍，就是被早几年进入社会的人卡住了位置，堵死了他的上升空间。可是，对于 1954 或者 1955 年出生的这批人来说，左翼运动已经帮他们把这个最大的障碍给清理干净了。因此，当他们初入社会，准备在个人计算机时代大显身手时，发现面前竟然是一片开阔地，根本没有前辈与之竞争，更不用说打压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文章开篇的那个问题了。对于 1968 或者 1969 年出生的人而言，他们 20 岁或者 21 岁那年，就是 1989 年。

言尽于此，不再展开。毕竟运动本身，不是本文想要讨论的话题。我们真正想说的，还是长者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而成就功业的最佳年龄，也未必就非得是 20 岁或者 21 岁，关键是时代要在你有能力承接的时候给你机遇，同时还顺便帮你清理了竞争者。给大家看一段我在《通鉴四》中的文字：

【

最后，韩信所谓刘邦“天授，非人力”，这也是事实。刘邦生于公元前 256 年，少秦始皇三岁，长项羽二十四岁，长韩信二十八岁。陈胜起义是在公元前 209 年，刘邦 47 岁，项羽 23 岁，韩信 19 岁。当此之时，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已经去世，勇冠三军的项羽年轻气盛，文武双全的韩信缺少班底，而刘邦正处于精通权谋、手段老辣的鼎盛期。若秦始皇能寿命再长些，何来刘邦的用武之地？若项羽能成熟稳重些，何来刘邦的可乘之机？若韩信能假以时日，培植一些亲信班底，何至于虽统帅三军，裂土封王，却任凭刘邦来回摆弄而毫无还手之力？上天在刘邦最好的年纪，释放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战略机遇，又岂非是对刘邦的偏爱？

】

可以看到，项羽和韩信都是在二十岁出头的年纪，凭借军事天才而建立不世之功的。只可惜，时代没有给予项羽与其军事天才相匹配的政治阅历，导致他始终无法守住“天下侯王一手封”的战果；时代也没有为韩信清除其面前最大的障碍刘邦，导致他始终无法逃脱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命运。相比之下，赵匡胤就幸运太多了。时代让英明神武的周世宗柴荣在三十八岁的壮年早逝，这才给了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机会。

最后，我们说回到股市。自从 5 月底停更股市前瞻以来，我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再在公众号上分析股市了，只是在 9 月 9 日这个特别的日子推送了 《王气所聚，硕大繁滋》 一文，在文章的末尾，姚尧写道：“同样的道理，每当股市跌至熊市末期，投资者都会觉得，真的是彻底没救了。如果这时候，有人跟他说，未来还会有大牛市，等到大牛市启动之后，还会涨多少多少倍。他一定觉得，对方是在骗人。因为眼前的惨淡现实，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未来还会有翻几倍的大牛市。就如同武川街头的那位和尚，实在是不敢相信，眼前这些衣衫褴褛的穷人，会集体跃升为帝王将相一样。”

不过，在盗天平台上，我还是一直在更新的。前几个月，我们都是以谨慎保守的态度为主，从上个周末开始，我们逐渐转向积极乐观，给大家看一张目录截图：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 A 股的诟病和嘲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上证指数自从 2007 年首次突破三千点，迄今已经将近十八年了。十八年来，我们已经打了无数次三千点保卫战，现在竟然还越打越远，不知何时能再回三千了。二是 A 股这么多年来，就一直没有过价值投资的土壤，也没有诞生过真正的价值投资大师。那些一度被吹捧成神的大师，都不过是各领风骚两三年而已，两三年之后就跌落神坛了。

对此，我想请读者思考的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所谓真正价值投资的时代，所谓投资大师封神的时代，就得依靠股指持续数年、甚至十年以上的长牛？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样的时代之所以过去没有在中国股市出现，不是因为中国股市天然就不具备这种土壤，而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过去的长期下跌，就是在为这种时机做准备，而这个时机马上就要成熟了？

请看下面这张道琼斯工业指数自 1954 年初至 1983 年底的走势图：

我在图中画了一个红色方框，方框的上沿是 1000 点，下沿是 800 点。自从 1964 年三月初，道指首次突破 800 点之后，有超过十八年的时间是在 800 点至 1000 点之间震荡，且期间还有两次大幅跌破。道指最后一次回踩 1000 点是在 1983 年初，之后就没再跌回 1000 点以下了。

美国股市第一次临近 1000 点，是在 1966 年初。请读者试想一下，在此后的十七年间，美国股民是不是会特别煎熬？是不是会一直吐槽，为什么总是在打 800 点保卫战？是不是会一直吐槽，为什么 1000 点就是不能有效突破？是不是会一直吐槽，美股不行就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