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之前我没写过小说，读书也有限，但写过不少评论，都是关于音乐的。我一度非常痴迷音乐，只要是醒着，基本都是在听唱片。听得多了，便也不满足，试着用写作去解释，去触碰一些作品的末梢神经。后来逐渐醒悟，并不需要用一种语言去解释另一种，对于许多人来讲这是相当徒劳的事情。世界在变，不管你是否承认，迪伦不是早就在歌里唱过：疯狂的人们，陌生的时代；我被紧紧锁住，排挤在外；我过去很在意，但一切已经面目全非。
被时代丢在后面，这种感受不太妙。我沉寂了一段时间，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场球就去写比赛，读本书也写上几千个字。还是不甘心。我觉得语言这样去使用，总归有点浪费，它理应有着更为密集、广阔、精确的指向，可以抵达更深处。而小说恰好能完美实现这一点，它的包容性非常强，也在不断进化，到现在仍没法很好定义，这点让我觉得有趣，并且放松。
所以写小说对我来说，像是去捕捉神秘巨翅的倒影。我的很多故事的驱动力，往往来自某个模糊短暂的时刻，而它也并不总会在文中出现，甚至也不是主旨，只是一道即逝的光、喷出的泉水，或者荡开的地火，需要徒手劳作，亲自揭开背后之谜。
卡佛在《论写作》里，曾复述过奥康纳的一段话，关于她的那篇《好心的乡下人》：
我会开始动笔写那篇小说时，不知道里面会出现一个装着一条木腿的博士。一天早晨，我正在写我已经有了点想法的两个女性人物，不知不觉就给其中一个安排了一个装了一条木腿的女儿。随着故事的进展，我又加进了一个圣经推销员，但我完全不知道下面该拿他怎么办。差十来行就要写到他偷那条木腿时，我才知道他会去偷木腿。可一旦发现将要发生什么，我便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必然的。
一切都是必然的。听着玄奥神秘，但在写作时，我也有过类似的感觉，故事有时会不太受控制，与之搏斗是徒劳的，体验到一种凌驾于故事、逻辑与文本的存在，这是写作里最美妙的事情之一。另一件美妙的事情也许是，它能让人在混沌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秩序。
美妙过后，又难免低落。结局是作者的终点，也是阅读者的终点，但并不是所有人与事物的终点。他们始终并肩，于未知的空白里，去对抗无止尽的命运，比我们虔诚，也比我们勇敢。
我的聆听、写作与阅读都没有“决定性时刻”，并没有任何一本书或者一件作品，对我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改变，从此走上另一条路。事实上，我也不太相信这个，认为不过是一种修辞，人们在追溯自我的过程中，总要在某一刻度上有所停滞，不然好像很多事情都无法解释。但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的解释吗？
东北之于我来讲，概念愈发模糊，其特殊性正在逐渐丧失，人们再也不能以卡通片的形式去推断这里的人与事物，那太草率了，它的复杂性与其他地域并无二致。对于写作层面来讲，作家与其作品的关系很暧昧，在东北也可以不去描述东北，转而以更先锋或者更委婉的形式去探讨其他命题。故事每天在任何地方上演，好的小说里探讨命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不太会被地域所限制。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在极寒与皑皑白雪之中，很难不产生与之融为一体的想法，人很容易投入进去，那么也就容易感动自我与他者。
2018年，我还写过一篇小说叫《逍遥游》，讲述一位患病女孩的短暂“逃逸”。这个所谓的“逃逸”，就从日常之中走出去一点点，他们去做个短途旅行。对很多人来讲，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契机，但对于小说里的人物来说，已经拼尽全力，始终相互维护着。许多人都在努力让自己变得稍微丰富一些，并为此筋疲力尽，无所谓对错，历史不会记述，但对于个人来讲，这又非常重要。小说里有个细节，即这位女主角许玲玲的前男友是球迷，以前两个人总在一起去看辽足比赛，后来因患病分手，许玲玲也理解，不怨男友，记住的都是俩人在一起时美好的事情。辽足的主场在铁西体育场，旁边有一条干道，夏天都是大排档，为球迷准备，我有时也去看球，结束后去那边喝一杯酒，跟朋友聊几句。写完这篇小说，我想到，许玲玲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跟男朋友看完球，来这里喝酒、吹风，可能就坐在我的旁边，我见过许多次，虽然不认识。后来由于一些原因（感情方面、家庭方面、身体方面）不来了，但这也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逸出。那几天里，我一直在想，许玲玲现在偶尔还会关注辽宁队吗，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不是跟我一样，既生气也惋惜，还是毫无感觉，会不会也能记起从前的一些事情。不太清楚，但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这是小说带给我的逃逸，为我在另一个维度上打开了新空间，是我所创造出来的，又平行于我而长久存在。我愿意为这种逃逸而持续书写下去。
原载于《文艺报》2019年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