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同的国家，“现代化”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对于原生自发实现现代化的英国来说，这只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不经意间”就完成了；但对中国来说，却意味着脱胎换骨的痛苦转换。这就像鲸作为一种哺乳动物要能像鱼一样在海洋里生活，必须经过漫长的趋同进化过程。
世界近代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荷兰、英国、美国、日本等海洋型国家的转变完成得比较顺利，而三个大陆型国家法、俄、中，则都是在经过长期痛苦、代价高昂的流血革命之后，才最终脱胎换骨，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重新组织。
事实上，
在每一场革命性变迁的历程中，通往新的现代化愿景总要穿过一个“泪谷”，其中包含着痛苦的自我否弃和自我改造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一次彻底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原有的特质与现代化的要求距离越远，其转型时的“泪谷”阶段就越是漫长和痛苦。
作为一个大陆型的农业文明，又拥有世上最庞大的人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尤为艰难。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曾有一句著名的断言：“
中国是一个假装成国家的文明。
”这意味着，中国原本有着自成一体的文明、思想和惯性，要让这样一个异类改变原有的轨迹，那首先就意味着要破坏两千年来累积形成的社会结构，而这无疑对任何一个国家都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尽管国内历史学界一度有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但现在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即便那些真的是“萌芽”，在明清时代也很难自发产生出驱动社会结构性变革的内在力量。那五六百年的历史发展反倒是背道而驰的——这个“老大帝国”是在不断地强化原有的模式，所谓“内卷化”、“高水平均衡陷阱”、“技术锁定”、“停滞的帝国”这些术语，都是为了说明当时的中国无法自我突破，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高级模式。
黄仁宇曾说过，“中国的历史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一切文明的历史”，就在于其过度早熟的政治体制。为了维护大一统的超稳定格局，古代中国发展出一种代价高昂的管理体制：由于各地情况差别悬殊，而
任何地方分权和不均衡发展都可能使统一政府走向瓦解崩溃，长期以来帝国中央总是力图限制财政扩张
。
这使它既是一个“大政府”又是一个“小政府”，因为它一方面无所不管（理论上所有赋税收入都归朝廷，没有地方收入）；另一方面政府预算和征税一直相当之少，帝国官员的薪水只占国家开支的极小部分，最高层与中层以下的大量纳税人之间，“存在着一个真空管理地带”。
这种管理模式实际上应对的是一个符合理想秩序的静态社会（所以其财政管理“没剩下什么自由活动的空间”）
，但一旦社会剧烈变动甚至结构性变迁，就立刻显得左支右绌，“财政机器及其官僚的心态对于任何重大决策都缺乏准备”。
原先那样一种静态的管理模式，与小农社会的生活正是一体两面，维系社会的组织原则本身就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不论它是“田园牧歌”还是“停滞落后”，不打破这一社会结构的蛋，就无法尝到现代化的煎蛋。这里的悲剧在于：
转型的泪谷之所以如此漫长，正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模式已经高度成熟
。
因此，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全面改造的要求：必须在政治伦理、财政收支、管理模式上作出结构性改变，
从反动态、反扩张的财政结构转向动态、扩张的结构
。按黄仁宇一贯坚持的观点来说，就是实现“数目字管理”——在他的术语中，这基本上是“现代化”的同义词。
这一转变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它牵涉到最根本的价值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包含着激进的反传统一面。沟口雄三等学者均曾强调指出，
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奠基于一个原则，即“公共福利必须高于个人私利”
，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社会的社会组织原则和价值观念
。社会的运作不是依赖于市场的经济学原理或国家富强原则（那是受人谴责的），而是儒家价值观。
问题在于，只要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那就迟早要承认个人私利的合法性，厘清个人权利的边界，走向社会组织结构的动态调整。因为，如果“稳定”意味着静态的和谐而非动态的平衡，那么这种“稳定”无异于停滞。黄仁宇正确地指出：“
在中世纪晚期及近代，中国缺少资本主义企业家，或许是因为这样的信念：政治稳定性比经济利益有更大的好处。
”
只有在社会发生结构性变迁的时候，这些社会基础性的价值观和组织原则才会由于受到不断的冲击而被迫应对和改变。这也是为什么要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应当追溯到晚明的变局——事后来看，
那是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祖传的小农体制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
虽然自从朱元璋建立明朝以来，皇帝和高官们都一直强调“祖制不可更易”，几乎不允许对制度作出任何改变和调整，但形势比人强：事实表明两百年前定下的紧身衣，在一个本身已发生变化的社会来说，是越来越不合身了。因而在明代财政中，就出现了两个
“不可调和的极端：原则上不折不扣地遵从严格的秩序，而事实上却是越来越多的对该原则的侵犯”
。
凭借我们的后见之明，那似乎本应是中国一次“失去的机会”（经济史学者李伯重《火枪与账簿》大抵就持这一观点），“晚明大变局”也是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1.0版本，如果当时中国就实现转型，不仅早争取到两百多年时间，而且无疑中国人更能掌握主动权，而不必在列强的炮口下艰难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