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推荐 | 骆科堂：2025年高考命题方向——史学研究动态精要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决定组织实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为引导研究阐释工作顺利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出台35项重点举措，发布研究选题指南，引导院属各研究单位结合实际设立所级创新项目，统筹资源力量，开展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学术研究。

考古研究所坚持考古发掘与研究阐释并重，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新发现仰韶、龙山、新砦时期一批考古遗存，组织编撰了《文明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释》等一批考古研究成果，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考古学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方向和内容，以传承中华文脉、打造中国学派为抓手，着力推动“三大体系”建设加速升级，努力形成能够体现中华文明精神特质、文化品格、价值追求的自主知识体系范式，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向纵深发展。加强古籍、历史文献、海内外珍稀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组织实施“海外珍稀近代中国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音影图文档案库”“古藏文整理与研究”“甲骨文、碑刻、铭文微痕扫描及研究工作”等一批基础项目，整理出版《清道光至宣统年间粮价表》等成果，采购金石甲骨、古籍方志等数据库116个，建设上线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数据库、历代藏书文献书目数据库等一批专业化的资料数据库，为全国学术界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料。

绵延数百年的“周天子”及其所代表的“天下观”却影响至深，三晋、燕、齐、秦，尽管自然环境并不相同，却有着共同的政治和文化源头，因而其天下观念是比较接近的。较之北方诸国而言，自认为“我蛮夷也”的楚国人，其所撰《容成氏》九州之名及其区域划分，与传世文献相比，均大异其趣。但其九州次序，却与《禹贡》存在着逻辑上的耦合，这意味着二者不仅可能有共同的渊源，或许也有相似的“天下观”和思维方式。而不同时代的九州次序，往往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反映出时代的特征。战国时期，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大转折时代，短短二百多年里，金戈铁马、风起云涌，时局变换之速，远非此前可比，人们所知的“天下”，也在变化中。秦并巴、蜀，其后成书的九州体系，原“梁州”所代表的西南地区遂湮没无闻。燕却东胡，以医无闾山为标志的东北地区进入中原人的视野，“幽州”才不可或缺。近千年后，隋唐时期的“天下”，早已不是“战国”的模样，机缘巧合之下，因为统郡的需要而拟构的“古九州”，尽管沿用了《禹贡》九州之名，但因现实政治的转变，其次序自然也就与先秦时期大相径庭了。

长城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防御工程，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爱好和平、守护文明的情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中国北方疆域是在长城内外各民族长期联系、互动中形成的。无论是北方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还是地方政权，都为中国疆域的开发、建设、守护、拓展和巩固作出了贡献。因此，长城不等于“国界”，长城内外各民族都认同“中国”，长城内外各民族共同开拓中国疆域。

县制起源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的核心问题。西周王畿“千里”，始封诸侯“方百里”，形成周室对诸侯的优势力量对比。周虽普行分封，但不排斥君主对公邑的直辖管理，实际呈现为王权主导下“公邑—私邑”复合制。东周以降，诸侯县制形成不同系统。楚县多属灭国的直接转化，内部变动较小，可称“国”、“都”。晋县不是卿大夫采邑，也不兼具公邑、封邑二重性质，实际是君主直辖公邑，晚期任官、司法与秦汉接近。秦商鞅变法全面推行县制，彻底实行公邑化，统一置令、丞、有秩吏，县制最终确立。中国古代分封制、郡县制不宜截然两分。县制形成与社会组织、经济制度变动有关，核心是官僚组织的建立及运行。

开国功臣群体是协助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国家和巩固政权的重要力量。依靠不断强化、扩张心腹团体，阿保机成功平定由部落显贵联合发动的诸弟之乱，进而成为集权君主。此后，他又通过外派心腹团体成员及强化与心腹团体成员间君臣关系的方式，进一步完成契丹社会由前国家形态向君主集权国家的转变。开国功臣群体的形成、特征与身分转变，反映出阿保机通过心腹团体建立国家的重要策略。开国功臣中的21名代表人物，在辽太宗天显年间获得“辽太祖佐命功臣”称号。

现存明代沿海全图几乎均为“海上陆下”式，体现了明人“内夏外夷”的制图观。清初海图延续了明代的样式；清中期开始出现较多“海下陆上”式沿海全图，长卷式沿海全图的阅读顺序为“自盛京至广东”，符合清朝统治者尊奉盛京的典制，与明人万里海疆“自粤抵辽”的观念截然不同。清后期，由于无法精确表示“方位道里”，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海防形势，因此，由区域图组成的图集取代长卷，海图方位多呈现为“上北下南”，并随着近代海图绘制的标准化固定下来，延续至今。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应对财政困难，采取一系列措施，在边区主要领导人中引发争论：一方主张紧缩发行边币、在财政上“量入为出”、取消运盐“弊政”，被称为“偏于保守的方针”；另一方主张大量发行边币、继续实行“官督民运”运盐政策，被称为“主张发展的方针”。毛泽东从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大局出发，对“偏于保守的方针”提出批评，指出发展经济是解决财政问题的出路。西北局高干会配合整风运动，统一了边区财经建设思想。自此，“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成为抗日根据地财经建设的总方针，边区成功实现由外援依赖型财政向独立自主型财政的转型。

法国布列塔尼以悠久的地方主义传统而闻名。该地区强烈的地方认同可视为布法合并时期政治文化博弈的直接遗产，安娜王后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作为布列塔尼公爵，她通过支持历史书写、朝圣巡游等方式宣扬公爵领及其世系的独特性，成为地方记忆的重要表征；身为法兰西王后，她在王室仪式中呈现的形象为王国以统一为指向的宣传服务。安娜去世后，重写布列塔尼史及对其形象的再塑造，成为布列塔尼三级会议维护地方“特权和自由”的重要表达，同时此类表达日益受到王室限制。双方的交互和博弈，体现了法国地方主义与国族认同的共生关系及其张力的早期形态。

张家山汉简《户律》的“田命籍”，应遵从据图版改释的“田合籍”说。“田合籍”的内容应是以户为单位，记录户人名下汇合统计的田亩簿籍。秦汉实行以“自占”为原则的财产登记制度。由悬泉汉简所见两枚木牍在占有田亩之后注记的“某某自占”可知，西汉武宣时期曾颁布过“占田令”。这一重要法令既体现了国家在土地关系变动中的主导地位，也意味着从国家层面正式确认社会个体对土地占有的合法性，汉初以来的国家授田制由此转变为“占田制”。随着乡级权力向县廷的提升，汉初以户为单位编订的各种簿籍相应化繁就简，“田合籍”的记录内容及书写方式亦当发生改变，或即悬泉汉简两枚木牍的样式，其簿籍性质可名之为“占田籍”。

明代地理志书编纂者按卫所驻地与府界的空间位置关系，将在外卫所分为两类：一类以府县体例进行记载，包括大部分边地卫所、驻守在土司境内且管辖土司的卫所；另一类被记载在府州、土司各卷“公署”等子目中，包括驻守在府县境内、驻守在土司境内但无隶属关系的卫所。随着军镇制形成，部分志书中的卫所管理区域被城堡管理区域替代。府县与卫所的空间差异主要在于属性不同，州县与实土卫所拥有政区空间，其他卫所只有行政空间。就此，州县与卫所、盐政等机构的实际管理区域形成了各自的权力空间。

如何管控行省外销财政收支是晚清封建统治的主题之一。咸同以降，随着厘金、杂税、杂捐等新式财源的出现，清廷对外省财政收支严加管控，督抚为捍卫自身财政，对户部多有戒备，形成彼此“互戒”的格局。由于部库财政自身财权，清廷往往以高压汲取甚至高官巡查施压的方式攫取外省外销财源，先后用于发放京官津贴、改善京旗待遇、支持京畿练兵计划，督抚敷衍应付者居多。从治乱机制看，晚清政府内外决策机制和权力体系均发生严重病变。在部省均陷入财政困境背景下，双方围绕外销财款的博弈，因户部坚持以集权理念管控外省，行省被迫以反压榨心态抵触应对，最终演变成内外相蒙、彼此失信的治理困局，是理解清朝覆亡的重要一面。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国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主张与实践。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利用香港特殊地位争取英美支持和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立即派遣游击队开辟港九游击区。东江纵队及港九大队遵照中央指示，立足中国大陆和太平洋两大战场连接点，与英合作实施国际大营救，与美联手通过情报合作制敌。国际统一战线在香港抗战中的落地，加速了胜利进程，彰显了中共为人类正义与自由而战的国际形象。

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文化迥异于当时的欧洲，建国者所向往和设计的国家，与欧洲强国的体制也有根本区别。虽然“美利坚国家”诞生于巨大的战争压力之下，但建国者力图建立的却是一种并不适应战争需要而有利于维护自由的“最低限度国家”；1787年联邦立宪所勾画的也只是一个拥有基本权能并受到严格限制的常规国家。美国建国者对于欧洲强国用以增强国家权能的税收、银行、公债和常备军等机制，也有完全不同于欧洲人的看法。他们从内心深处厌恶欧洲强国的国家体制，在新国家的构建中极力秉持“非欧洲化”方针。从美国建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理念中，还可以看出“反国家主义”传统的起源及要旨，为理解当前美国的国家运行找到历史参照。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丰厚的史学遗产，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是新时代中国史学必须担负的学术使命。本刊编辑部邀请3位学者，围绕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资源、路径和方法，从不同领域展开讨论，以期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历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有所裨益。

夏、商、西周时期，断代编年体史书以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为代表，纪年形式以王纪年，记时形式为年而不载日月，记录对象以本国为中心；秦国《秦记》延续了这些特征。春秋战国时期，以晋、鲁、魏国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出现新变化：记时形式为年、时、月、日相系；记录对象广及诸国；多种类别的编年体史书出现，如古本《竹书纪年》由一系列断代史组成通史，《左传》则合记事、记言于一体。先秦时期编年体史料的记录与编年体史书的编纂体现了丰富的史学思想，集中表现在正统观、宗法意识、实录直书等方面。

公元1世纪下半叶匈奴政权解体后，游牧政权称首领为“单于”的传统逐渐消失，至北魏时期形成称“可汗”的新传统；匈奴政权的两级领主制未被后来的游牧政权所继承；匈奴建立的“邑落”基层行政组织至突厥时已荡然无存；匈奴三分疆土的做法也未被之后的游牧政权所继承。北方草原并不存在所谓“匈奴传统”，认为匈奴之后的游牧政权存在“游牧国家政治传统”（以单于制、领主制、三分疆土等为代表）的看法不能成立。

为解决鱼鳞册失修与灾害带来的田赋混乱问题，晚清山西各地相继开展土地清丈与鱼鳞册攒造活动，尤以解州等地成效显著，成为晚清土地清丈的典范。这次清丈重建鱼鳞册制度，形成地方政府直接掌握的土地登记与钱粮征收册籍体系，里甲体系也得到重塑。从各地清丈章程与现存鱼鳞册实物看，清丈系履亩实丈，鱼鳞册登记的土地数字具有实际意义。同时，山西各地的清丈关联密切，其开展离不开以阎敬铭与张之洞为中心形成的土地清丈官员网络圈。随着官员调任升迁，山西清丈经验得到重视，影响有一定扩大。

上海临时市政府是在北伐局势演进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民主联合政权。在中共党人组织下，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较为广泛地参与到政权建设中，上海临时市政府也因此被称为“劳工市政府”。面对反帝反封建的多重任务和复杂多变的革命阵营关系，上海临时市政府在政权建设过程中，除发挥工人阶级先锋队作用外，还注重将党的建设作为政权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将联合战线作为凝聚革命力量的重要途径，将武装斗争作为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方法，从而为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加洛林帝国皇帝罗退尔一世临终前，将中法兰克王国分给三个儿子继承。他在位时对不同儿子的安排表明，其既未打算让长子独自继承领土，也未表现出遵从诸子分割继承传统的迹象，而是刻意在不同继承模式间保持开放性。他最终选择诸子分割继承，短期内有利于王族团结与王国和平，但长远来看开启了分王国再分割的先例，使得皇帝空有虚名，帝国丧失维持一体的权威，同时埋下了罗塔林吉亚即洛林问题的根由，加速了帝国解体。

学界普遍认为江苏铜山丘湾葬地所见立石为“社主”，故认为该遗址为“社”祀遗址。但从考古及文献证据考量，丘湾立石为“社石”之说殊为可疑。商代已有石质社主之说尚无文献确证，甲骨卜辞所见商代社祀与丘湾葬地亦有别，商代、西周尚未发现其他社祀遗迹，证据表明丘湾葬地与商周社祀存在不小差异。从亚欧大陆众多立石现象看，将其理解为原始石崇拜的纪念性标识是较为谨慎的做法。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承发展了中国古代关于环境保护的思想资源，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目前所见中国历史上最早阐述天人和谐思想的典籍。“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蕴含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儒家主张“仁民爱物”，“赞天地之化育”。道家也有着深邃而丰富的天人和谐思想。老子提出“道法自然”，庄子强调“天地与我并生”，二者为道家的天人之论奠定了思想根基。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和实践蕴含的经验和智慧，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夏季号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称冷战结束后，文明之间的斗争将取代意识形态斗争，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冲突。1996年，亨廷顿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论证。亨廷顿直言：“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亨廷顿强调，西方文明将受到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战，他尤其担心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同西方文明的对抗。

20世纪中国史学谱写了中国学术史上波澜壮阔、群星闪耀的精彩华章。在其中的诸多史学流派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最为深远、辐射最为广大，推动中国史学走向新的学术高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芽于五四时期，形成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至抗战时期趋于成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深厚的学理基础上，与时代和现实紧密互动而发展起来的。对时代之问的观照与回应，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以改造社会为职责，服务民族独立历史伟业，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

20世纪20年代疑古风潮兴起，尧舜禹首当其冲。疑古过勇的现象引起了王国维的警觉，他特举春秋时期秦公簋“鼏宅禹迹”和叔夷钟“处禹之堵”的铭文加以驳正，断言“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王国维的卓识得到近年新材料的强力佐证，在湖北随州春秋曾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上，“处禹之堵”一语赫然再现，可知周代列国，无论地处东西南北，都把自己的版图视为“禹域”的一部分。真正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始于徐旭生1959年的“夏墟”调查。这次调查考察了包括二里头在内的多处重要遗址，受限于当时认识，徐旭生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对夏文化探索作出决定性贡献的是北京大学邹衡教授。20世纪70年代，通过对郑州二里岗商文化遗存、殷墟晚商文化遗存以及豫北冀南地区先商文化的系统研究，邹衡构建了完整的商文化年代序列，这在考古学上尚属首次。在识别了商文化，特别是早商文化和先商文化的基础上，邹衡着重比较了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二里岗文化的异同，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显著差异。同时，邹衡还对二里头文化与“夏墟”周边地区诸考古学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最终得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的重要结论，从而第一次在考古学意义上完成了对夏文化的系统论证。豫西地区是夏文化的核心分布区，20世纪70年代，安金槐就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结合城址附近的战国阳城遗址，提出王城岗遗址是禹都阳城的重要论点。近年来，考古学者又在王城岗遗址找到了规模更大的、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城址，为探索早期夏文化提供了关键证据。目前，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共同组成完整的夏文化已经是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随着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观点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二里头遗址是夏代都邑。除了地理位置和延续时间与夏代都邑契合之外，二里头遗址的丰富内涵也彰显了王都气派。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是黄河流域同时期已知规模最大的遗址之一。发掘显示，二里头遗址经过周密的规划，结构复杂、布局有序，在宫城范围内，目前已经发现数十座宫殿基址。二里头遗址出土了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种类最齐全的青铜容器，还出土了系列玉礼器。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发掘出绿松石龙、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具有特殊功能的器物以及白陶器、漆器等贵重物品，这些都表明二里头遗址具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和复杂的礼仪活动。西周初年，周人营建成周洛邑，记载这一大事件的何尊铭文自豪地宣称从此“宅兹中国”。僻居西土的周人之所以有此自信，是因为洛阳一带本是“有夏之居”，是夏都之所在。夏曾是天下共主，是万邦拥戴的“中国”，周人奄有夏墟，定鼎洛邑，当然就是得“天下之中”而居之。

南海在中国早期载籍中是“四海”之一。新石器时代晚期，广东沿海的越人便已登上西沙群岛，他们不仅解决了海上停船的技术问题，而且在远海捕捞生产上有了相当规模。战国时，登岛越人已经属于楚国，充分证明南海诸岛至迟在战国时期已被中国人发现并属于中国。楚国人所谓“南海”已指称南海海域，秦代的“南海”郡名是沿自楚国，陆海兼指，用“南海”为今天的南海海域命名，具有明显的归属指向。东汉时南海开始别称“涨海”，交趾刺史“行部涉海”，是目前所见中国地方官员在南海巡视的最早记录。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中国人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海况更加熟悉，开辟了从广州经海南岛与西沙群岛间穿行南海的多条航线。隋唐时期南海诸岛仍然是渔民打鱼及临时居住之地，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十分兴盛，中外商船过往频繁，西沙群岛已有定居居民。唐、五代在广东建立起海防体系，屯门镇驻军兼有保护海商安全、巡护南海诸岛的任务。阿拉伯人将涨海称作“中国海”，说明中国对南海诸岛的管治及相关海域的管辖继续得到国际认可。南海诸岛基本上属于珊瑚岛礁，缺乏淡水，面积又小，广布的礁盘使得大中型船只难以靠岸，小型船只又难于泛海远航，只有少数具备远航能力的渔船及迷航商船得以登岛，所以在某些时期并无长期定居人口，亦未绘入国家全域地图（主要与当时地图绘制精度要求不高有关）。何况自战国秦汉以来，还有命名、使用、巡护等管治行为及相关的海域管治，国际上也予认可。因此可以毫无争辩地说，至迟从战国秦汉以来，南海诸岛就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早期市场经济酝酿于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开始形成于嘉靖、万历年间，最终形成于清朝康熙中后期到雍正之时。乾隆时期，随着国家大一统的真正出现，边疆地区市场得到开拓，内地和边疆民众的生产生活皆被纳入全国市场网络之中，中国早期市场经济得到初步发展。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仍是明清时期的基本生产结构。他们商品意识增强，根据市场需要和自身优势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放弃单一的农作物种植，以获利多寡确定经营的方式和品种，种植经济作物，发展高效农业，“商农并用”，农商一体。家庭手工业也突破自给性生产的范围，面向市场安排生产，有的甚至从农业中脱离出来，成为专业的手工业者。例如，松江棉布衣被天下，金泽镇无论贫富之家，妇女无不纺织。“肆中收布之所，曰花布纱庄。布成持以易花，或即以棉纱易，辗转相乘，储其余为一家御寒具，兼佐米盐。”盘龙镇“俗务纺织”，“织者率日一匹”，“东乡日用所需，都从此出”。金泽镇和盘龙镇的棉纺织业都是面向市场生产的。松江暑袜名闻遐迩，但万历以前，松江没有暑袜店，万历以后才开始用尤敦布制作单暑袜，轻便美观，销路很好，远方争购。松江府治西郊开有百余家暑袜店，“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业，从店中给筹取值”。

在官营手工业逐步采取市场配置资源方式的同时，民营手工业所需资源更是通过市场配置，且比官营手工业更为彻底、规模更大。例如，苏州从事丝织业的机户所用工匠由雇佣而来，时人蒋以化说：“我吴市民罔藉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号，两者相资为生久矣。”某种程度上说，一部明清史就是一部中国早期市场经济酝酿、逐步形成和初步发展的历史。中国早期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和初步发展，是明清商人队伍壮大、地域商人集团勃兴的重要社会背景。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并非全是海外舶来，明清早期市场经济是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形成、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明清时期，存在一股相当显著的反思、批判传统道学和专制主义的话语。其中较早具有启蒙意味的思想和话语来自东林党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明确反对专制主义皇权，不再以君主为裁定一切的最高权威，初步形成“公天下”、“公是非”的观念。还有一些人对如何发展经济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比如刘宗周提出通过限制皇室经济方面的特权来减轻地方财政负担，赵南星、顾宪成肯定富民对发展经济的作用。这些主张在某些方面非常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古主义思潮，与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一些看法形成呼应，可被视为早期启蒙思想的表达。尽管明清时期尽管存在着不少阻碍发展的因素，但并非一个完全深陷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仍具内在活力。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方国家的侵略掠夺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不能用西方现代化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简单推论明清时期是一个“停滞的社会”。

在文化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团结广大文化界爱国人士，运用文化武器，在文化领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讴歌抗战民族英雄，唤醒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实行“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的教育方针。通过媒体、文学、艺术、教育等文化形式，以振奋人心的新闻报道、感人肺腑的文字、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提高民族自尊心的教育内容，提振了抗日军民的士气。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通过编写通俗历史读物、创作历史剧等方式，普及历史知识。史学工作者在中国通史、民族史、边疆史研究中，强化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褒扬民族团结，主张中国通史是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民族团结史、进步史，从理论上阐释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

中世纪西欧看似经历了同一个封建制度，但各国历史进程并不相同。德意志王国虽然与法国皆源自法兰克帝国，但因传统和习俗不同，走向不同政制道路。德意志王国建立初期确立的选王制始终掣肘王权，致使德国在整个中世纪难以出现君主集权；与罗马教会紧密联系的政教关系，为外部势力介入提供了条件，国内矛盾常演化为国际冲突；社会机制中长期存在马尔克要素，为社会团体提供了组建原则。以上三个传统要素在中世纪左右其政治制度发展，直至近代仍然在德国邦联制和议会选举制中留有印记。

册命铭文中命官与授职可以反映西周职官名称与具体职事之间的关系。二者虽然存在联系，但尚未达到一一对应的程度。西周官员的职事大致可分为“基本范围”、“具体内容”、“与特定权力相关的职事”和“具体任务”四个方面，体现了职官设置的稳定性、专业性和时效性等特点。西周执政公卿具有相对固定的职事，可以构成独立的职官等级。师类职官的职事以军事和行政职能为主。同为师类职官者，彼此间还有等级区别，影响师类职官等级的主要因素是受命者的为官资历。

“和合”是包容性的核心内涵，“和”、“和合”以及“合异”都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特征的核心内涵，也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华文明惠泽世界的宝贵财富。就包容性而言，中华文明立足“和”、“和合”、“合异”，从来视多元文化为发展之根基，从多元文化中凝练共识，化解矛盾，化危为机。“和而不同”则为中华文明的历史取向。中华文明这种“和而不同”的理念及其实践，不但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影响深远。

一般而言，人类史主要有两种性质的历史分期体系。一种是哲学式的或者说自上而下式的，从预设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建构一个思想的体系，再根据这个体系对历史进程作相应的时间划分。另一种是历史式的或者说自下而上式的，从纯粹实证的材料出发，根据时间先后顺序以及材料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历史进程作相应的分期处理。当然，这种分类不是绝对的，自上而下的体系离不开思想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同样，自下而上形成的分期体系，也不见得完全从材料出发。研究者对于材料的选择和取舍，未尝没有理论的预设隐含其中。

伴随着明中期以来右文抑武的政治风气，募兵制的省镇营兵逐渐取代世兵制的都司卫所，卫所系统便不再具有长期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军政、民政走向统合。顾诚业已指出，明代的卫所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具有由行政系统改为军事系统或由军事系统改为行政系统的可转换性。明中期以后，卫所军事职能削弱，其辖地行政化的进程不断加速。随着国家经营的日渐深入，卫所逐步向府州县转化，军民府的设置可视为这些地区卫所归并州县的先声。而在这种转化背后，是朝廷在府州县体系与卫所体系之间，基于当地实际情况做出的判断与取舍。军民府制度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其具有的多元形态展现了中国古代疆土管理的灵活性与变通性。

货币形态的变动、银钱比价的波动，对人民的日常生活、商人的商业活动有比较大的影响。银钱比价的波动与盐商利润、盐商盛衰最为密切、最具典型意义的是长芦、山东、河东等盐区。这些盐区的盐商在各地售盐，收取钱文，依据银1两兑换制钱1000文的标准，易银办课，“银贱钱贵”或“银贵钱贱”都对盐商造成直接的影响。梳理档案材料可知，乾隆年间“银贱钱贵”时期，盐商从当时的银钱实际比价中，仅仅通过“以钱易银”就可以盈利25%左右。而乾隆末年以降，已经出现“长芦商人卖盐钱文，历系易银完课，近年钱价日贱，商本实多赔折”的现象。

战国时期秦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变革情况虽不及秦国彻底，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即将原先的氏族（宗族）之人，变为国家直接控制的“民”。可以说到了战国后期社会居民的身份大体上已经由原先的氏族之人转变为“编户齐民”。这种居民身份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

中国古代之所以很早发展出货币名目论思想，与很早形成了财政国家有很大关系。早在战国时期，在一些大诸侯国，成文法取代了礼制，贵族世袭权利被国家公共权力取代。统治者建立了掌控经济资源的官僚体系，这正是财政国家的标志。秦汉大一统国家体制的建立，使财政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这一体制下，货币是国家财政工具，也是社会治理的工具，而且主要是用于国内贸易的场合，其本身内在价值并不重要。在宋代国家财政税收货币化不断扩大的条件下，纸币的产生也就自然而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