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界需要高校，打破校企合作壁垒难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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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羽岐

编辑 | 温斯婷

将高校的生物医药成果转化，与企业达成合作，越来越成为医药市场关注的重点。

3月12日，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集群首只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落地，规模为5亿元，并已在南京江北新区完成注册。

同日，云南省生物药转化与评价技术创新中心（筹）在昆明揭牌，该省级技术创建中心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承建，康乐卫士（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昆明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参建，建设期为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总计3年，获批总预算1000万元，其中云南省科学技术厅支持500万元，自筹资金500万元，旨在推动更多优质生物医药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高校与生物医药企业的合作模式日益丰富，包括校企共建实验室、技术转移、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此外，政府正积极推动高校与企业的合作，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这些亦促成生物医药产业持续发展。

上药集团总监柯樱在今年BIOCHINA2025（第十届）易贸生物产业大会“打通校企合作之路，赋能产业创新”上表示，药物研发的原始创新需要具备如下条件，即“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科学研究+产业转化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而目前全球重磅产品的技术来源，大约有80%的产品直接或间接院校的基础研究成果。据统计，2022年全球销量TOP10药物排行榜中，有2个直接引进自高校院所，6个引进自高校人才主导的初创公司。

高校成果转化一直以来备受重视，但高校与企业之间合作仍存在壁垒和困境。

多位高校专家、企业方人士在上述现场表示，面向未来的校园与企业合作，基础临床生物医药产业复合型人才是关键。当下，教授创业开公司和企业人士存在差异，高校教授在创业方面成功的还是少数派，而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因此，需要高校与企业协同努力，既推动研发走出高校，亦促进成果转化。

打破校企合作壁垒，难在哪？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院长张翱表示，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态势下，传统校企合作模式存在显著的双轨制困境。以前流行的“实验室─PCC/IND（候选药物或临床批件）技术转让”的路径正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科研院所的研发经费增速与生物医药行业研发成本增速形成剪刀差，项目推动缺乏持续支持；另一方面，教授主导的课题或许创新性很高，但课题组或科研团队的研发效率远低于企业工业化平台，导致很多项目贻误战机，耽误最佳发展时期。

柯樱则指出，产教融合之所以困难，主要在于学术界的科研完全是探索未知，以兴趣驱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探索未知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然后沿着道路继续往前走。但企业不同，一家企业需要发展、需要利润与销售额，既要对得起股东，也要回报市场。因此，实际上，企业的研发战略目标是以公司战略为主导确定主要任务，再不断地拆解，然后有组织、有纪律、有计划地推进，甚至有砍掉管线的残酷结局。

不过，高校与企业即便打通合作的壁垒，在合作以后，仍然面临沟通成本的挑战。

广州国家实验室研究员&病原体结构与临床应用创新研究院院长彭伟以自己实验室的项目举例，他表示他们目前的项目进展顺利，也有自己的专利转化到自己孵化的公司。在和企业的具体合作中，他们也有相应程序，包括企业提出需求，早期阶段可能围绕企业的潜能，也根据实验室自身的想法，将产品做到一定程度，从而转化给一个又一个企业。但从形式来讲，早期的校企合作往往双方能够达成互信以及团队互补，并一起投入资本，将合适的产品孵化，也比较容易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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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不一定与企业合作项目推进就更快，两个团队合作会遇到沟通障碍、双方意见也不能完全达成一致，甚至有时候项目owner（所有者）是谁都定义不清楚，反而耽误进度。”彭伟直言，“专利给企业了，但他们不投入，我们也是只能干着急。因此，我们更中意的项目，更希望自己主导。”

产学研协同亟待深化

校企合作是长期趋势，不仅为企业输送人才，更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生物医药领域产学研的融合，推动成果转化。

“我们必须重构创新价值链的时间节点耦合机制。”张翱强调，当前正推动“反向需求牵引”范式转型，通过建立新概念验证、早期项目孵化等校企合作新机制，将成果转化窗口期从传统IND节点前移至新概念提出、新靶点确证、先导化合物发现阶段等早期阶段，利用企业在资金、平台、产业化等资源优势，更加高效地推进项目进展。这种前置化协同模式在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试点中已取得显著成效，2023年校企联合申报专利转化率提升至67%，较传统模式提高2.3倍。

张翱进一步指出，中国正在经历从“学术创新驱动”到“市场需求主导”的范式迁移。数据显示，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长期徘徊在低水平，而企业主导的研发项目产业化成功率可达35%以上。基于此，在新质生产力下，构建升级版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耦合机制十分必要。

这背后实际上更体现出我们更需要真正的原创新药。

柯樱表示，“尽管中国科学家在顶级期刊发表的数量急剧增加，但我们真正贡献的原创新药的数量还趴在地板上。这说明我们的基础研究很强，但工业界，也就是我们研发和转化能力仍然需要提高。从整个产业生态来讲，BigPharma的优势是将临床转化为商业化的能力，Biotech的优势则是从靶点到临床，尤其是在中国市场，这种分化非常明显。如果我们想做真正的原创、真正有临床价值的产品，就不能割裂发展，而是要学术界、工业界协同合作，完成价值创造。”

“基于企业产业发展需求，由学术界提出破解问题的新理念和新路径，建立早期概念验证中心或孵化中心，由企业早期介入资助，构建创设风险共担的IP共享池模式，尽早确证可优先发展项目，再通过成果转化或共同推进等模式，把项目快速推进至产业化。”张翱表示，这种企业早期介入、项目推进优先的发展模式已被纳入《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上海医药集团和上海交大联合共建全国重点实验室，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推动大学基础研究尽快实现产业化、同时推动企业新药研究的原始创新，进而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间的距离，实现产教、科教深度融合，构建我国生物医药创新发展新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