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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最热闹的事，美团、拼多多、滴滴、阿里等等各自端着几十亿美金和几个亿用户冲进了社区团购，复制模式、高价挖人、亏本补贴，面对这一切，几家社区团购的原创者和摸索者似乎很吃力了。
此情此景，曾被封为“全民公敌”的腾讯有资格心中冷笑了。用资本和资源碾压创新者，老故事不是一直在演吗。当你还没掌权时，不要轻易嘲笑权力的贪婪和恐惧。赢家通吃，背后不只是互联网的特性，也是资本和巨头的必然的狂妄。
我又想起B站的陈睿说过的两种话。
第一种话，“我做B站不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上多一家成功的公司，是为了能让更多像我一样现实里的少数派，在网上找到一个一起开心的地方。”他还说：“我没那么喜欢赢。”
这是作为少数派的，理想者的话。
第二种话：“小国寡民是开心，但你是世外桃源也会被坚船利炮干掉。 B站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大家认为的不大不小刚刚好的那个阶段，如果B站不向前发展，它就一定会越来越衰落，直至灭亡……B站所在的行业太残酷了，长期来看，在中国低于 100 亿美金这个体量的内容平台都将被淘汰。”
这是作为多数派的，现实派的话。
做企业的宿命就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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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边界在哪里？这个问题，三星最大限度的启示了我。
三星两届当家人李健熙和李在镕都给总统或其亲信行贿，被定罪，但都被特赦，原因是一个事实，“韩国需要三星”。三星一家占有韩国20%以上的GDP，而且主要在电子、基建、制造、国防等等关系国计民生和国际竞争力的行业。
三星强，则韩国强。硬币的另一面却是，三星可以绑架韩国。
韩国人挺狠，前总统都一溜烟的投进监狱、被逼自杀，但唯独三星当家人可以贿赂总统谋求特权而安然无恙。三星只有一个，而总统可以换人。《让子弹飞》的鹅城原来就是韩国，铁打的黄老爷，流水的县长。强大不表示不腐朽，强大和腐朽，是可以在一个肌体里共存的。
当私权强大到独一无二，不可替代，就可凌驾于公权之上，资本逐利没有尽头，私权扩张没有尽头，是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不会自我克制，又像老虎，你不驾驭它，它就驾驭你，这是三星给我的启示。有位千亿美金掌门人说：万物没有简单边界，不要轻易给自己设限。对于资本和私权也完美适用。
有人说中国不会长出三星，因为第一，中国的公权很坚固，第二，中国够大，层次够丰富，不大可能有一家企业独大，而总是会有制衡。
如上两条在理，但科技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数。三星只在物理世界，其穿透力受到物理世界的限制，而如今高歌猛进的互联网业，是在虚拟世界，其穿透力是畅通无阻的，是赢家通吃的，而且可以反向对物理世界进行重塑和掌控。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武器，难以预估的局面，一招不慎满盘输，有备才能无患。
这一段对互联网巨头的加强监管和反垄断，引来不少抵触的意见，主要是三点。
第一，说“这些巨头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排头兵，不能狼烟正紧时，给战士穿小鞋。”
这种看法，是门缝里看世界。加强监管，不是要杀人，而是要活人。比如平台强迫二选一，作为数字基础设施既作裁判又作运动员而封杀对手，以科技普惠为幌子造成巨大的外部负效应、透支民风、加大社会内在矛盾。只有把这些事管住，整个行业和国家的新陈代谢才会增强，不要让第一个三星堵住了更多三星的路。
第二，说“巨头和垄断，都是创新的自然结果。”
这种，属于只讲前半段，不讲后半段。只讲少年屠龙，不讲少年自己变成恶龙。有个段子，御史孙嘉诚上奏弹劾年庚尧飞扬跋扈，中饱私囊。雍正就说，人家年庚尧可是大功臣。孙嘉诚就反问，历史上的大乱臣，哪个不曾是大功臣？
第三，说“市场的自发创新是最强大的发展动力，是打破旧体制的动力。”
这一种，属于被市场这个东西一叶障目。中国40年发展奇迹，市场只是一个环节，中国的整体机制是：中央做顶层设计和基础设施，地方机构参与到市场中，做出激励，企业具体出产品，踢临门一脚。若要以自由市场为唯一，那印度有没有自由市场？
前几年，近距离接触到一家小巨头，受大巨头各种封杀，非常难受，还不好声张，只得自己想各种办法扛着。这两年接触到另一个小巨头也是类似，曾尝试以“反垄断”来控诉大巨头，却发现媒体、学者、律师、甚至地方机构，几乎都在大巨头的阵营里，铁板一块的声称“不存在垄断”。巨头建立利益同盟的能量可见一斑，不是杞人忧天。
一旦无序竞争成了共识常态，那所有人就被绑架了，不想做也不得不做。再有互联网的穿透性做加持，于是大肆的混业扩展，做电商的要做社交，做社交的要做内容，做内容的要社交和电商都做，做交易的要做支付……谁都没安全感，谁都怕被卡脖子，谁都必须在周边清场，不得不浪费资源精力重复造轮子，不得不各自打造独立王国，国法行规针刺不进，水泼不进。
如上佐证了，资本逐利没有尽头，私权扩张无所不在，没有自我克制一说。好在今天自上而下加强监管，打破了巨头自下而上的对各种力量做捆绑的社会板结。姑息乃养奸之道，非护持之道。
互联网的穿透性来自于数字化，除掉那些自古有之的各种欺行霸市的手法，监管最终落脚点在于两个根本：数据，以及基于数据的算法。
数据要搞清楚其所有权和使用权。我在某APP产生的数据到底是我的还是APP的？我的关系链到底是我的，还是我和朋友共有的，还是APP的？一个摄像头捕捉到的场景，是属于摄像头企业的，还是属于谁的？
更紧要在算法。
媒体为何重要，在于媒体影响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是人之命脉，国之公器。之前只有几十家卫视能触达数亿人，但今天有几十个APP可以触达数亿人。能触达，就是媒体，其推送的每一条广告和每一个信息，都能影响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卫视是公众平台，一有不慎就千目所视，千手所指。可手机屏幕上的APP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媒介，而且千人千面，受到的监督弱得多。
而APP已经把这个用到了极致。那些直接推给数亿人的广告和内容，比如绑架亲情以鼓励透支消费，离间两代人以怂恿并占据年轻人心智，如此种种，只有不敢想，没有不敢做。今天不仅是推内容的APP是媒体，所有卖货的和做交易的也是媒体，他们为了卖货就需要给人洗脑，所有货的推广界面都是媒体。
而支撑这一套的后台是算法，帮助个性化的洗脑话术抵达适合的人，而不会惊动所有人。算法即价值观，就是直接塑造人性和国民性的糖衣炮弹，狼外婆。如果算法不得不在有效监管下守住一条底线，那毫无疑问，企业迫于竞争，只能也不得不竞相勾引人性的阴暗面，最终世风日下，社会相互信任被抽空，民将不民。今天的局面，形势大好，人心大坏，只因大好形势是由透支人心所致。就算空有一堆GDP和科技玩物，也会轰然倒塌。
当前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过度。消费互联网跟人的界面就是一个工具，替代性强，这个APP关掉了，那个APP可以立马补上。但产业互联网是跟整个生产链条整合一起，很难被剥离，所以更加需要监管以增强竞争性，增强透明性，增强可替代性。否则一旦板结，将来出了问题就得在伤筋动骨和被绑架之间二选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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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这20年来相对衰弱，原因是什么？我想任何制度与文化都不是绝对优秀的，那问题就变成了，西方制度及其母体文化在什么情况下强大？什么情况下弱势？东方呢？
我一直觉得，思考人类制度和命运，不是大学教授或者政客、企业家的专利，具有所谓的经济的、政治的专业知识，不是回答问题的必须，其实很多时候，所谓专业知识只是禁锢人，知识体系越多，就越难从里面逃出来。
假如一个人说话总是用到具有特殊内涵的常人难理解的历史名词或专业术语，那至少包含两种可能，其一，他不真懂，就像一个失去了拐杖就不会走路的瘸子，其二，他不想人真正理解他在说什么，想吓唬人，而保持象牙塔的神秘和安全。
所以，抛弃所谓知识，用本能去感受，用本心去理解，就可以找到答案。一个不用手机不看电视的老农民，偶尔进城卖个菜，看看市民的笑貌应对，他也可以对社会人心透彻洞悉。观一叶落，知天下秋。
当提起今天的西方，注意，是今天世俗化的“基督之后”的西方，不是曾经的西方，我觉得一般指三样东西：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个人自由不可侵犯，比如乱性、不戴口罩、抽大麻等等（文化），市场主导，法不禁止即可交易（经济），这三样东西可以大体定义一个国家。
其中，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政治是最硬的，他用律法规定了底线，往往由宗教支撑起来的文化是最软的，他用潜意识规定了另一些底线，经济活动在这两者之间，短期内，也就是政治和文化相对稳定的时期内，经济有最强的塑造能力，可以蚕食政治和文化的领地，三者的势力范围此消彼长。
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就是定义一个社会的三权分立。
科技，是经济的杠杆，也就是不断让市场手段更新换代，冲破传统的边界，比如，现在可以代孕了，花钱就可以把十月怀胎之苦扔给别人，互联网也让每个人成为媒体了，这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所以，科技会挤压政治和文化的传统势力范围。关于政治的例子，里根用电视，川普用推特，赢得了大选。关于文化的例子，科技使得信上帝的人少了，当人可以上天入地，随心随性的满足欲望，他的敬畏心就自然小了。
西方的三大件，一人一票的民主，个人自由不可侵犯，市场主导，本质上，指向一个东西：个人为本，放任人性。
那么这三十年数字科技所施加的强大的杠杆，就是放大和加速了“放任人性”，而结果，就是人性冲破了临界点，改变了西方本来均衡的社会秩序，失去平衡，走向杂乱。
关于科技加速放任人性这一点，我觉得毋庸置疑。就拿今天在中国被移动互联网快速激活的两个业务，一个短视频，让人形成了几秒钟内必须得到惊喜的习惯，否则就立马刷下一个；一个外卖，让人不再安下心来买菜做饭，不再走路去食堂或者大街上觅食，而只要点点手机坐等上门，哪怕迟了几分钟就开始焦躁催促。这两样东西，在人走向“即时满足”而不是“延迟满足”的路上助推了一把。要快，要更快，这是他们的共同点。
欲望必须尽快满足，焦躁而脆弱，不再能忍耐，成为尤其是年轻人的特点。
接下来的几个事实，就显得自然而然，你情我愿，水乳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