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乡土》，陈心想著，三联书店出版
陈心想先生送来大作《走出乡土》，吩咐我撰写一些意见。这个题目，是针对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而著的。费先生从他的田野调查《江村经济》，发展为《乡土中国》，成为中国社会学上的里程碑。那是1940年代的事情。从那个时代到今天，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世界也经历了许多剧烈的变化。
中国的乡土社会，从宋代孕育，以至于到二十世纪，将近千年之久，为庞大的中国共同体维持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基盘。这个稳定的农村社会，有利，也有弊。其利，在于高度稳定性，而在稳定之中，又容许相当程度的社会流通。其弊，则是因为差序格局的伦理观念和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被绵密的网络定位于一“点”，经过这一“点”和其他的个人遵循特定的相对关系，界定彼此之间的相对地位。个人能够自由发挥的空间并不多，可是也保障了不同层次群体的内部安定和对外的安全。
“走出乡土”，乃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必须面临的抉择。先是，以城市为基础的西方工商业文化逼人而来；最近一个世纪，全球又经历加速度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乡土社会更难延续。费先生撰写《乡土中国》时，其实乡土中国已在逐渐衰微，因此，他才要努力于第二阶段，如何重建乡土？195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与城市一样经历了不断的变化。放眼世界，二战以后，全球的农业都被化肥以及杀虫剂的大量使用改变了生产的性质。农业的工业化也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彻底转变，农村与市场的关系也不复旧观。全球性的企业发展方向使很多农村萎缩至几乎不再存在。大型城市出现，以及因为产业的急剧变化，人口移动非常迅速，居住的形式也转变为高楼大厦内的小隔间。城市内部的社区和社群，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迅速消逝。街道上，人潮汹涌，但是举目都是陌生人，群众之中只有寂寞者。
1960年代以后，欧美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在保护个人自由方面尽了极大的努力。在各种层次，自由开放的社会，其公民都一步步铲除约束个人自由的障碍。宗教信仰、职业限制、种族不平等等，在这一浪潮下不再能够约束个人的发展及个人的决定。可是，另一方面，所有的类别都消失后，“个人”将无所归属，欧美这些已经高度城市化与自由化的社会，却正在面临碎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