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是理论热潮此起彼伏的年份，主题不一的学习运动相随而行，让步步紧跟的基层干部群众有一种喘不过气之感。之所以这样频繁、密集地展开各类学习运动，一方面是高层内部斗争趋于激烈和复杂，另一方面最高领袖又需要布局和调整，在全国、全党范围内开展政治学习就成了调节和延伸领袖意图的最佳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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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的评论》，公布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
1975年夏季正在热烈贯彻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这三条指示在七十年代算是比较务实，有稳定政局、振兴衰弱经济之意，因而颇受人们的关注和好感。
大家正学到兴头上，突然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直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再次引导干部群众转到全新的政治学习主题，这一次居然是评点一部扬名世界的中国古典小说并挖掘出政治斗争的深意，真是让“吃了多少年政治饭”的民众惊讶万分。
从现在已开放的官方档案来看，北京市委初次面对“评《水浒》”的指示时也有手忙脚乱的紧张和凌乱，后面的应对措施反而是轻车熟路，有了几分的从容和淡定。从这一系列的组织安排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七十年代政治学习运动机制的内部肌理和运行轨迹。
按照运动惯例，毛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先紧急向市委常委们通气，然后又传达到区、县、局党委常委，逐级布置下属各单位“学习和讨论”。1975年9月17日市委向中央报告说：“许多单位举办理论骨干学习班、召开座谈会、组织辅导讲座等，以多种形式宣传毛主席指示的重大意义，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的指示十分重要，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反修防修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见1975年9月17日《关于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开展评论“水浒”的初步情况报告》）
行动未展开，首都的舆论往往需要提前预热，而且愿意在全国抢先冒个头。市委宣传部门迅速组织力量整理有关评论《水浒》的资料，一向被视为主力的北大、清华、北师大、师范学院、民族学院等大专院校开始组建研究班子，新闻、出版等单位制订了编写与发表评论文章的计划。在很短的时间里，《北京日报》已刊出了四次应景表态的专版。
9月中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全市评论《水浒》的初期工作进行总结。与会者认为，此次运动的“反面主角”是流传很广的小说《水浒》，与以往“犯路线错误”的政治人物及事件明显不同，在操作上应该有所区别。市委相关部门对一些基层单位调查发现，四十岁以上的工人、社员，有些人虽然没看过这部书，但对书中的宋江、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的故事都很熟悉。在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多数人都看过这部书，总体认识是歌颂农民起义，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依据官方历史教科书的提法，觉得宋江是农民革命领袖，对于他受招安投降，也多看成是“农民的局限性”。毛泽东指出《水浒》是反面教材，揭露宋江是投降派，虔诚的干部群众对这种带着终极旨意、超出常规政治想像的指示无不感到震惊和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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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1975初版本赵宏本等绘《投降派宋江》
市委报送中央的报告中，按照中央下发的口径，首先给评《水浒》运动定下基调，也为基层单位确立评说的底线：“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和意识形态包括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的革命者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识别、抵制、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能力，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于上一波尚未结束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贯彻主席三项重要指示，报告中也有衔接和处理尾声的交待，既要“弄清楚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论《水浒》的关系”，又要“在贯彻毛主席三项重要指示中安排好评论《水浒》和各项工作”。
报告最后都照例补充一句话：“既要认真抓好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又必须搞好生产，做好工作。”这几句话是正常的官话套话，学习运动一旦加大马力开动，因为要参加各层级的报告会、现场会，会占用基层单位不少工作时间，一些积极分子随时被各级宣传部门抽调，脱产或半脱产从事研究、写作和讲演，对企业单位的生产程序、人力安排有不小的冲击。但七十年代前期、中期学习运动频繁发生，苦恼、麻木的基层领导对此只有无奈的应对。
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中，特别点明“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要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这就需要宣传部门加大评论、解说的力度。市委再三强调，首先要抓好工农理论队伍的学习，并组织他们采用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毛主席指示的重要意义。有计划地组织工农理论队伍和专业理论队伍结合起来，一起开展研究工作，撰写评论文章，为工农群众宣讲，及时向党内外传递最新的理论信息。
据市委宣传部门不完全统计，从九月开始至十一月中旬，北大、北师大、北京师院、民族学院等大学的师生，走出院校同工农兵结合，深入工厂、农村、机关、部队、街道给群众宣讲约五百场，听众达三十万人次。师生们为此选编了马列和毛主席论投降派、论农民战争等语录，整理了《水浒》中宋江投降主义言行录，文化大革命前后《水浒》评论情况简介等几十种资料，为报刊杂志写文章一百多篇。市委致中央的报告中对此称誉道：“这些活动既促进了评《水浒》的深入，也锻炼了广大专业理论队伍工作者，推动他们在同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更好地前进。”
（见1975年12月4日市委致中央《关于深入开展评论“水浒”情况的报告》）
市委认为，此次评《水浒》，要评得好，批得深，首先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根据市委的布置，有些单位让理论骨干开始筹备涉及投降派的相关书单，并报市里逐步完善。第一批确定的书目有《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第二国际的破产》及《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反对投降活动》等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意在“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反对投降派的一系列教导，揭露批判宋江投降主义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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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评《水浒》运动
北大、北师大等文科院校，根据评论《水浒》初期相继提出的问题，迅速调整了教学计划，对教师使用的原有教材加以审查，统一口径，凡不符合领袖指示的教案内容一律停止讲授。同时，校方自动展开程序，组织力量编写或修改相应的中国小说史、古代史、哲学史等教材。这是政治学习运动来临期间，高校最为繁复、吃紧的修改补漏惯例，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除掉过去不适宜的痕迹，对宋江及农民起义的文字表述重新改写，加重谴责、批判的语气。
有一些单位更是独辟蹊径，让学习的重点变得“枝繁叶茂”，层次叠加，有一种玩“理论过山车”的冲刺感。市委报告中对此大加称誉：“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批判《水浒》宣扬的封建皇权思想家；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批判《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污蔑，批判阶级调和论，澄清关于《水浒》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学习毛主席关于‘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批判宋江篡夺领导权、改变路线、葬送农民革命事业的罪行；研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联系宋江用‘加官晋爵’、‘封妻荫子’等名利观念腐蚀起义队伍的事实，批孔孟之道，批剥削阶级世界观，提高改造思想的自觉性。这样，既掌握了批判的武器，又具体形象地加深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这几种轻重不一的“批判武器”轮番上阵，各有各的火力对象，让不少单位顿时弥漫“迷人而缠绕的战火硝烟”。
借着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余波，市公安局等单位还自设专题，大张旗鼓地挖掘一番，显现专政机构强势的斗争一面。市委报告中特地提到这一点：“（他们）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对象，结合梁山农民革命被投降派葬送的教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牢固树立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思想……研究加强党的领导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联系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树立党领导一切的思想，加强党的观念，自觉服从党的领导。”
（见市委报告语）
对于公安机关而言，他们不仅仅在理论上创新，还要在具体措施上下功夫。公安局上报市委称，发现极少数坏人乘机造谣煽动，制造混乱，有少数人在猜测是否要揪个什么宋江式的投降派人物。实际上面对突兀其来的评《水浒》运动，社会上自然会有人凭着政治经验有所联想和猜测，尤其暗地里议论到高层的矛盾和争执，谁是“宋江式的投降派人物”这个中央级的谜面，也有较大范围内被猜度。市委对此以严厉的措词加以约束，目的在于“澄清对评《水浒》的错误认识”：“我们已要求各级党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活动。要坚持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在政治运动进行之中，保持对“造谣破坏活动”肃杀、打击的高压姿势，也是公安机关奉命执行的一项业内工作，既要顾及中央层面瞬息万变的动态，也得在相关群众中布置长线、搜集线索，以便迅速抓获“造谣”的滋事人员，维护政治运动所必需的内部秩序。
每次理论学习运动来临，基层单位都各自有拿手的宣传招数，屡屡使用，已形成一条龙似的成功套路。此次评《水浒》运动，各单位除了利用广播、黑板报、墙报等常规的宣传工具外，还结合《水浒》特殊的文学特性，普遍采用讲故事、放幻灯、画漫画、办展览、写诗歌等多种形式，评论《水浒》，批判投降主义。（市委报告语）
最绝妙的是，市锻压机床厂、市百货大楼等单位，发动职工抓住《水浒》中的典型事例，自编自演了《吴用智取生辰纲》、《黑三郞心怀鬼胎上梁山》、《李逵大闹菊花会》等节目。这些活报剧的本子取材于《水浒》，角色多由喜爱文艺的干部群众饰演，服装简易，布景简陋，甚至在车间的小场子就地表演。但加进大量当下的政治术语，人物有时会说出《人民日报》社论般的台词，对宋江则是全力丑化，“宋江”这个角色满嘴都是自我贬低的话语。市委报告中对此评述道：“这些节目生动形象地揭露了宋江投降派的嘴脸，揭示了梁山起义军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受到群众的欢迎。大家说，过去封建统治阶级曾用多种文艺形式宣扬《水浒》的投降主义，流毒很广；今天我们就要针锋相对，多种形式评《水浒》，肃清流毒。”
“评《水浒》”很快演变成京城一股无法退却、日益点燃的热潮，《水浒》、宋江、“投降派”成了干部群众口中绕不过去的常用词。本来一些上岁数的老职工老社员，从青少年起就着迷于《水浒》绿林好汉的场景，既然最高领袖设置了奇异的政治议题，他们就顺势转化为时兴的学习命题，附和地、兴奋地说了不少大话套话。中国民众有天生的《水浒》情结，过去没有哪一个理论学习运动能与他们这么贴近，能引发如此多的兴趣话头？
市委向中央的报告中引述一些典型的事例，譬如崇文区一些街道看过《水浒》的退休老工人，等学习班一散，立即自发地走院串户，与邻居们开始“政治聊天”，市委报告中形容为“热情宣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组织老人、小孩、家庭妇女开展评论”。顺义县天竺公社共有四十四个生产队，队队的场院、村口都竖起了评《水浒》的大批判专栏，每天都围着一群人评说《水浒》中的各路英雄好汉，在批评专栏主题的引导下，对宋江及投降本质的恶意日渐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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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批判宋江“投降派”的通俗出版物
各单位陆续接到群众提出的一些疑难点，市委指示可以深入钻研，反复学马列，弄懂弄通。市委的工作报告中举例说，平谷县镇罗营公社上营大队在批判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时，有的社员提出：“宋江不反皇帝不好，他反贪官有什么不对呢？”大队党支部组织理论班子，围绕这个问题从马列有关著作中寻找答案。发现列宁说了一句“‘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就用此去揭露宋江反对用暴力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实质；而马克思所说的“（政府）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的论述，可以认识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是狗咬狗的斗争；用列宁批评考茨基之流以“保卫祖国”的口号来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手段，认识宋江“替天行道”的旗号，是为了维护宋王朝的反动统治。党支部把这些选录的只言片语加以延伸，火力对准“宋江的投降主义本质”，让理论班子成员在大队批判会上逐个发言，每人各说一条马列的语录，就慷慨激昂地诉说宋江的种种恶行。
上营大队党支部的行事风格，可以反映出北京基层单位组织学习批判的基本面貌。一个郊区的大队党支部依靠简陋的理论班子，从上级发放的集体学习材料中摘引片断，凭据十几年来养成的发言经验，就能轻易上纲上线，说个头头是道。应该看到，经过文革运动的风雨历练，头脑活跃的基层理论班子人员已经极大地适应了政治运动的行情，能够轻松地表达上级的说教意图，制造运动层面的热闹景象，唤起群众的参与热情。市委报告中也对此简而化之地表扬为：“（理论班子）把自己的体会向群众作了介绍，帮助大家搞清了这个问题。”
中央文件中曾强调评《水浒》的作用，就是如何通过评论《水浒》，提高识别投降派的能力，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为此，北京许多单位的做法是，把批判古代投降派和批判现代投降派结合起来，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把宋江和刘少奇、林彪捆在一起批判，“揭露新老投降派的丑恶嘴脸”。
在批判会上，平谷县许家务大队几个发言者重点强调，宋江宣扬“替天行道”，林彪效法孔老二搞“克已复礼”，都是为了维护或者恢复没落腐朽的旧制度，开历史的倒车。有个发言者说：“在组织上，他们都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宋江把‘帝子神孙’、‘富豪将吏’拉上梁山，安插在重要位置上，刘少奇、林彪网罗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结成死党，实行的都是一条为其投降主义服务的组织路线。”还有人称，在思想上宋江宣扬“忠义”、“天命观”，林彪鼓吹“不成功，便成仁”、“天才论”，都是把孔孟之道当作他们的反动思想武器。在手法上，都是搞阴谋诡计，耍两面派。
（见1975年12月4日市委报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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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批孔宣传画
市委文件中称，通过这样的对照批判，使大家更加看清了新老投降派的反动本质，受到一次生动的反修防修的教育。
开始评《水浒》时，不少群众认为《水浒》只是老书，事是宋朝的旧事，和现时关系不大。想不到经过大会小会的批判，再加上中央文件、《人民日报》短评的点拨，群众反映现在看出古代投降派和现代投降派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有的活跃分子表示：“批判宋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刘少奇、林彪的嘴脸，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
仅仅说到“认清刘少奇、林彪的嘴脸”是很不够的，底层波起云涌，不明就里，高层下一步的大棋实际上却在悄悄布置。从事后大量的当事人回忆来看，当时江青等人已经把矛头对准邓小平，又借晁盖被架空之说，暗讽病重的周恩来，评《水浒》已是杀机四伏，引来政局撕裂的多种危境。
基层单位并不知晓高层的危机，只是随着《人民日报》的社论、短评设置话题，控制轻重缓急的节奏。在后期阶段，上级强调批判宋江投降主义，要和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市委让理论秀才设立几个问答题，在全市范围内组织群众认真讨论，譬如“为什么要重视《水浒》这个反面教材”、“梁山农民起义为什么遭受失败”、“投降派对人民革命事业有什么危害”等，不求统一的答案，只是希望“引导群众从历史的回顾中得出有益的结论”。
直属单位、重点企业自然会把这些讨论题做出诸多的花样文章，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北京汽车制造厂、工艺美术工厂等单位通过群众性的讨论，抢先总结出几条经验，市委在工作报告中予以公布。这几个企业的工人理论班子一致认为，必须百倍警惕钻进革命营垒内部的野心家、两面派，高俅的剿捕没能扑灭梁山农民起义的烈火，投降派宋江的出卖，却葬送了这个轰轰烈烈的起义事业。同样，希特勒的进攻，打不垮社会主义的苏联，赫鲁晓夫的叛变，却使列宁的故乡改变了颜色。这就告诉我们，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是革命的蛀虫，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批宋江搞投降，又联系到孔孟之道，接上批林批孔运动的余波。几家大企业的工人“秀才”表示，许多不愿意投降的农民将领最后跟着宋江招安，也往往是被所谓的“义”字捆住手脚，是受孔孟之道的诱惑。这是一个教训，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见1975年12月4日市委报告语）几个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紧挨地展开，各自的主题话语系统有接近之处，难免会有相互“串词”之时。
不少单位上报的材料中，都认为必须认真防止坏人篡夺领导权，篡改革命路线。北京汽车制造厂等企业在材料中不约而同地写道：“大家对比了晁盖和宋江两个时期梁山起义事业的状况，深深认识到，领导权掌握在什么阶级手里，执行什么路线，是关系革命成败安危的根本问题。革命派掌权，坚持革命路线，革命事业就发展、壮大；反之，革命就遭受挫折，以致失败。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路线决定一切。”这个话题再深入一步，就很容易涉及高层的权力斗争，谁是“革命派”，谁是“坏人”，讲得过多都容易引起群众许多的联想，酝酿民间的“理论怨气”和斗争激情。
1974、75年之际，学习运动接二连三，永不停息，民众的阶级斗争理论的那根弦拿捏到紧绷的程度，全国的政治气氛调配得诡异和肃杀，气门芯已经“呼呼”地作响。谁利用或掌控这股群众底层的“浓浆”，谁就将在政治搏击中占得话语主动权、解释权。评《水浒》，在北京造成一股看上去生气勃勃却乱象横生的氛围，正是当年政治危机转化到地方的一个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