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资委发布会没有展开谈的一个问题：国企改革如何搞对激励？

企业改革关键是要做“加减法”。什么是“加法”？通过对员工（主要指经营管理者、科技人员、骨干员工）的激励，让员工与企业、股东实现利益共享，使员工成为企业的主人。目前，国企、民企、外企广大员工没有成为企业的主人。而农村改革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为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企业是大工业生产，要复杂得多，我们更要研究如何调动大大小小的团队、骨干员工的积极性。

“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我认为共享是核心，是出发点、落脚点。共享是指，经营者、科技人员、广大骨干员工和出资人共享他们创造的价值。国企的监管制度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企图依靠进一步加强监管解决问题，对于减少腐败会起到作用，但对于调动决策者、骨干员工的积极性，起不了多大作用。实践已经证明，高压态势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好，这样的企业不可能成功。

毛泽东曾讲过“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企业本身，依靠加强监管不可能解决问题。那么，如何调动企业内部人，尤其是肩负企业命运的经营者、科研人员、广大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呢？

（一）实行分红权改革

什么是分红权改革？我举一个案例，北京有一家民营企业——四季民福烤鸭店，春节期间员工忙得不亦乐乎，老板季洪生却在节前就回安徽老家过年了，且乐不思京。季老板说“员工比我还认真，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这是怎么回事？因为该民营企业的游戏规则变了，由原来的论功行赏变成了现在的利润共享。传统企业的做法是：老板亲力亲为，实行考核指标、一对一谈判制度。其中考核指标，包括基薪+效益工资+红包+期权。老板希望员工多干活少拿钱，而员工希望少干活多拿钱，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分红权改革”的做法是：以过去平均利润或亏损数额作为基数，未来三年基数不变，实行增量利润分配——倒三七，经理人、骨干员工拿大头，老板拿小头。根据全国一万多家民企的统计数据，通过分红权改革，民企减少了腐败、压缩了浪费、减少了冗员、控制了投资失误，使成本大大降低，同时企业员工以更好的服务态度和产品质量实现了做大蛋糕，股改民企当年的利润逆势增长达到30%—80%，有的甚至达到百分之百。

现在，企业面对亏损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降低员工工资，层层降工资，这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形成恶性循环，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通过“分红权改革”，降低物的成本，提高人的收入，改变了成本结构，降低了总的成本，提高了企业的效益、活力、竞争力，何乐而不为？这就是“分红权改革”，最适应时代的供给侧改革。

 “分红权改革”有法可依。国务院国资委【2008】139号《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明确“经批准可以探索通过多种方式取得企业股权。符合条件的也可获得“企业利润奖励”。“利润奖励”就是“奖励分红”。

“分红权改革”适用于充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我们可以先选择一批企业试点。就像当年现代企业制度百户试点一样。二十多年前，中科院批准联想集团员工享有35%的存量分红权，这便是联想集团最初的“分红权改革”。“分红权改革”使联想集团有了主人，解决了联想集团发展的内因，国有资本、民营资本搭了骨干员工资本的便车，没有二十年前的“分红权改革”，就没有联想集团的今天。

现在有一个疑问，对国企实行“分红权改革”是不是在分国有资本的利益？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企业的价值利润是谁创造的，应该归谁？一种说法是，企业的价值都是劳动者创造的，都应该归劳动者，与资本无关，这是不科学的。另一种说法是，企业价值都是资本带来的，谁投资、谁所有、谁收益，都应归资本所有者，这样把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都剥夺了，也不合理。所以这两种主张都有失偏颇，都不够科学、合理。中庸之道就是，企业价值既有资本带来的，也有劳动创造的，应该将按资分红与按劳分红相结合。

我们一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的定位问题，“分红权改革”的理念和做法才是从根本上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是柔性的，而不是刚性的，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良好结合。

实践已经证明，“分红权改革”有助于解决委托代理的内在矛盾问题；有助于解决劳资矛盾问题；有助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有助于解决腐败问题；有助于解决员工成为企业主人的问题；有助于解决公平与效益的结合问题。

那么，国企“分红权改革”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二）允许骨干员工持股

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支持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等持股。骨干员工持股不是人人持股，平均持股，而要实行“二八原则”。

国企骨干员工持股要注意几个问题：

（三）项目团队参与出资是促进投资项目成功的关键

许多投资项目失误，动辄上千万、上亿，可行性报告实为可批性报告、钓鱼报告，据此投资，不可能不失误。所以，国有资本投资项目要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

如何减少国有资本投资项目的风险，减少投资项目失误率？关键是项目团队参与出资，成为投资项目的主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做到“项目团队不跟投，国有资本项目不投资”，让国有资本搭项目团队资本的便车。

（四）建立科技人员科技成果股

2015年10月5日下午17:30，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屠呦呦应该拥有其发明的青篙素的部分权益（股权、分红权）。有人会说，那是国家项目，是集体的成果，是职务发明。诺奖归她一人都不公平，还能再承认权益？

我觉得，中国应该借此机会“拨乱反正”。让科学家名正言顺地拥有其职务科技成果的部分权益。科技人员应该拥有其职务发明科技创新、技术创新成果的部分权益（分红权、收益、股权），提高研发的投入产出效率。

目前，国家科技大会已经有了重大突破：成都规定，科技成果的发明人（团队）可以拥有其成果70%的产权（收益权、分红权）。

（五）鼓励租赁，包括干租、湿租。

做减法的关键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目前，我们处理“僵尸企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行政方式，一种是市场方式。

目前，行政方式出现一个问题，即便是没有效率的“危困企业”，有些地方还是硬撑着给贷款、给补贴。上个世纪90年代，财政部就已经明确，竞争性领域的经营性国企不再补亏。所以，改革不能倒退，竞争性领域亏损国企只能在市场中优胜劣汰。

市场方式就是“依法治僵”，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一种方式。2007年，我国颁布新的《企业破产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从美国《联邦破产法》引入了“重整”概念，这是国际惯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花旗银行和通用汽车公司都经历了破产重整。

市场经济的《宪法》就是《破产法》，美国每年企业破产案件达100多万件。据专家们的判断，经济越发达的国家破产企业越多。而中国一贯使用行政方式，所以现在改革面临十字路口，到底是行政方式，还是市场方式。

在上一轮国企脱困过程中，曾经提出过“多兼并少破产”的要求。成功案例屈指可数，且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拖垮了发展良好的企业。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所以，我认为正确的做法就是“该清算的清算，该重整的重整”。

那么，破产重整的关键在哪里？

目前，国有资本流失分为两类：第一，交易性流失，即在产权变革当中由于行为不规范导致的流失；第二，融化性流失，即由于腐败、浪费、失误导致的流失。融化性流失造成的流失数额比交易性流失大得多。

目前，我们在认识上有两个误区：一是法律追溯以往。这是错误的。不能用现在的政策规定套用过去的案例；二将改革红利当成流失。这也是错误的。没有改革，就没有改革红利。

事实上，改革过程必然会产生流失，但是改革中规范运作可以防止大的流失，小的流失永远有，可视为改革成本。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在同样的环境之下，有的企业盈利，有的企业严重亏损，这也是流失；在相同环境下，同样规模的企业，盈利水平相差甚大，这也是流失；有的企业常年亏损，每年补贴几十亿，这也是流失。所以，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国有资本的流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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