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家源
来源：瞭望智库（ID：zhczyj）
近期，天津“落户狂潮”成为焦点。5月16日，天津推出了低门槛准入“海河英才”新政，迅速吸引了大量人才疯狂涌入天津谋求落户。
天津当前的发展究竟状况几何，为什么对人才的需求如此迫切？
人才进入天津后，发展前景怎样？
天津，究竟是不是一座能够“留住人才”的城市？
1、贵为直辖市却反受其累？
北京向东100公里，是天津；再向东100公里，就是渤海边。京津两地头尾各有一处接壤，中间夹了一块飞地，属于河北省。
北京、天津、河北与渤海
面积不大的华北平原上，集中了全国四个直辖市中的两个。
一边是首都的强势光环，一边是沿海大省的纵深腹地，天津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影响却可能走向两个极端。往好了说可以享受“近水楼台”的政策照顾和广阔地域的发展空间；往差了说则既遭遇资源虹吸，一山不容二虎，又陷入多头竞争，双拳难敌四手。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津一度是北方第一大经济都市。
根据“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各地统计局的数据：
1952年时，天津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2.8亿元，北京是7.88亿元，天津是北京的1.62倍；但到了2017年，天津仅为北京的66%。
1957年时，天津的地方财政收入是7.99亿元，北京是6.4亿元，天津是北京的1.25倍；但到了2017年，天津仅为北京的43%。
这种变迁的个中缘由，既可以归结于北京作为首都所享受的天然政治红利，也夹杂着中国行政区划调整大背景下，与邻近大省微妙关系的掣肘因素。
最突出的反映，就是天津“直辖市”与“河北省会”身份的反复。
天津曾一度失去直辖市的头衔。1958年，天津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河北省会由保定改为天津。到1967年，天津市又由河北省省辖市仍改为中央直辖市。前后两个决定，相隔整整九年。
当年将天津市划给河北省的主要理由有三条：
1.历史上天津就曾经是河北省省会。
2.许多兄弟省都有大城市作省会，河北省还没有这样的大城市。
3.省市合并以后，有利于工农结合，城乡互助，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
那么，为何又在九年之后重新恢复天津的直辖市地位呢？
这源于当时津冀之间的核心矛盾，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标与资源分配问题。
天津的生产总值高于河北省，工业生产总值更是远超过河北省，天津工业对全国工农业有巨大影响，其结果如何呢？天津虽然一度成为河北省的一部分，但在全国经济计划中要做特殊考量，成为“计划单列市”，中央不得不先分配天津市的指标，再分配河北省其他地区。这种复杂而特殊的结构终归难以维持，最终天津又回到直辖市的道路来。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了指标分配问题，河北省的工业产值也早已超越天津市，直辖市的身份对天津市发展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天津失去腹地，划地自封失去活力。
交通上，天津至河北很多城市的铁路很晚才开通；黄骅、曹妃甸两大港对天津港形成巨大的竞争。
工业上，唐山、沧州等地的钢铁、石油化工与天津同质竞争。
经济上，石家庄借助省会地位飞速发展，省会地位带来大量资金、人流。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天津和河北两地之间的经济竞争与重复建设，导致整个京津冀范围内的资源都更加趋向北京。天津更不再是那个与首都北京争雄的“明星”了。
曾经的北方重镇天津，很受伤。
2、天津怎么了？
天津和首都乃至北方众多城市之间，也曾有过蜜月期，这得益于一盘棋的“环渤海经济圈”规划。上世纪90年代的天津，就曾是整个环渤海经济圈上的明珠。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1978年，改革开放的风气由南至北，推动深圳和上海浦东率先成为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种种政策倾斜与发展利好，先后催生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增长极，并拉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为了平衡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度，“环渤海经济圈”这一概念也应运而生。
所谓环渤海经济圈，是指以京津冀为核心，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为两翼的环渤海经济区域，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即三省两市的“3+2”经济区域。
我国的三大经济圈
这片区域因为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优势、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当时被视为中国下一个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突破口，甚至肩负起“北方地区经济增长极”的重要使命。
天津在环渤海经济圈中的地位相当突出。为了更好地发挥天津对环渤海区域的带动作用和辐射作用，中央批准了第二个国家级新区——滨海新区，并将这块依托天津、背靠“三北”、面向东北亚、沟通东西部的区域定位为“我国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旨在以滨海新区为龙头，推动环渤海区域的经济整合及发展，最终在北方大地上再造一个“浦东奇迹”。
滨海新区也确实不负众望。
2000-2016年，天津的GDP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全国，年均增速高达13.63%；即便经受了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天津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韧性依旧不减。
这个过程中，滨海新区堪称天津经济增长狂潮的“首功之臣”。2000~2015年期间，新区年均经济增速近20%的，领跑天津全市，并在2010年一举超越浦东新区，位居国家级新区经济总量榜首。
但到了2017年，天津和滨海新区却开始急转直下。
原来，滨海新区作为天津主要经济增长点，当时为了加快发展，GDP统计时把注册地在这里的公司都计入了GDP总量中，但实际上这些公司很多生产经营都不在天津。统计2017年GDP时，天津按照新的口径将这些数据都挤出去了，于是滨海新区的经济增速直接缩水了三分之一强。
随着滨海新区主动挤出占GDP总量约1/3的“水分”，天津全市的经济增速也被大幅度拉低。按可比价计算，2017年天津经济居然仅增长了3.6%，而在2016年这一数字还是9.1%，同比骤降了5.5个百分点，也远低于同期全国6.9%的均值。
在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形势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2017年，天津的GDP增速竟下滑了近2/3，位列全国倒数第一，就连备受诟病的东北三省经济增速都跑到了天津前面；而纵向比较，也创下天津GDP增速28年新低，仅高于1989年的1.1%。作为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天津这样的经济发展状况无疑让人震惊。
人们不禁发出感叹：天津到底怎么了？
3、“生死攸关”，天津必须转型了
投资驱动、重工业优先、服务业孱弱，天津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新的浪潮中显得有些“古老”。
天津，作为一个直辖市，却最“不像”直辖市。
不妨拿出同为直辖市的北京和上海，以资对比。
北京依靠首都的优势，早早定位于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外交中心、文化中心、高教科研中心，在发展过程中还成为了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首钢搬迁吹响了北京高能耗、重工业撤离的最后号角，取而代之的是在GDP占比高达80%以上的服务业（2017年），大型央企和金融机构遍地所带来的总部经济效应，支撑了北京抛弃重工业的决心。
首钢搬迁
上海则在2005年开始谋划转型。作为一个国资和外资双轮驱动的直辖市，2005年上海合同利用外资出人意料地大幅攀升，更引人注目的是，当年现代服务业占引资总额比率首次超过半壁江山。主动转型带来的结果也是可观的，到了2017年，上海服务业占比已经从2005年的51%左右提高到近70%；根植于上海血统里的国际交往意识和契约规则意识，帮助这座城市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
反观天津，重大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是主流，早已形成路径依赖。
早年间，中央决定建设环渤海经济圈时，天津由于其特殊地位而能持续引入大项目，诸如空客A320总装线、中航直升机总装基地、中船重工造船等。这类项目的特点是投资额大，短期直接拉动GDP增速高，但持续力不强。投资密集的2007年-2011年间，天津投资增速保持在每年2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超过40%，天津GDP也由此收获年均15%的“繁荣”；然而到了2012年-2016年，投资增速从18.5%降至8%，天津GDP也从14%骤降至9%左右。
重大投资拉动经济的另一面，也折射出天津市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理念更新上的滞后。
近几年来，天津经济总量中有近一半都是来自工业的贡献，其中重工业的分量不容小觑，除了一些高端装备制造外，其他方面的产业结构和邻近河北省的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在新的经济转型形势下，天津的经济数据难免遭受重创——2017年的限产“环保风暴”中，天津很多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业企业直接被关停，直接影响到了天津工业体系的上下游协同运作，全市GDP增长在这年呈现巨大滑坡态势。这一年，天津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了0.5%，大大低于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2%的水平。
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一直依赖投资的天津，其服务业的孱弱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有观察人士指出，2006年滨海新区就获国务院批准，成为继上海浦东之后全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时获得多项扶持政策，包括设立东疆保税港区、进行金融改革试点等等。然而十多年过去了，除了渤海银行，天津似乎推不出第二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金融机构。从上市公司看，也多集中在工业、能源、交通和房地产等领域，几乎没有金融和服务业企业的影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的数据，2017年天津非金融企业存款增量仅有194.18亿元，只相当于2016年的三分之一，2015年的七分之一。
要而言之，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口上，天津经济的增长模式依旧过于粗放，转型已是迫在眉睫。
无怪乎在2018年1月天津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闭幕时，会议通稿和全会决议都用这样一句话来定位2018年：“对天津来说，是抢抓历史性窗口期，实现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生死攸关之年。”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天津最需要清楚的是，自身优势究竟在哪里？如何发挥这些优势？
4、留住人才是关键
“一线城市留不住肉体，三四线城市留不住灵魂。”中国大城市的漂一族经常这样感叹。
那么，如果有一个强二线城市，既能“留住肉体”又可以“释放灵魂”，特别是当它急切地敞开胸怀、试图包揽四方来才的时候，大家有什么理由不去看看呢？
这就是天津——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北方工业重镇、高考和教育的天堂——在公布人才新政后几乎一夜之间涌入30万人的理由。
天津这次的人才新政，叫做“海河英才”计划，最大的特点就是落户门槛低，因此引起一场轰动全国的人才涌入狂潮。截至5月21日，通过“海河英才”计划直接落户已达5800余人，领取调档函2.7万多人。
毋庸讳言，无论是在天津工作的外地人，还是在外地想来天津发展的人，或者是那些“不受欢迎”的所谓三无人员，很多是冲着天津的“高考红利”来的。
众所周知，中国的高考制度是“省内竞争”。大学做出招生计划，切块给各省市自治区（省级区域）。一般来说，高考在省级区域内是统一试卷、统一成绩划线、统一录取的。由于考生人数不同、招生人数不同，还由于拥有高等院校数量不同，最终每个省级区域内的竞争激烈程度是不同的。
天津是直辖市，在高考招生上是一个单独的区域。北京、上海、天津三大传统直辖市，一直是高考的红利区——如果你在这三大城市参加高考，被名校录取的几率大增。
对于中国的中产阶层来说，还有什么是比孩子的教育更让人焦虑的问题吗？
在媒体整理的2016年、2017年各省“一本录取率”民间表格里，可以看出天津的“一本录取率”甚至超过了上海，仅次于北京。换句话说：天津是中国高考红利的“亚军”，落户天津将可以给孩子谋到很大的福利。目前北京、上海户口的获得难度非常大，天津户口突然打开了这样大一个缺口，大家当然要抢了。
这其实是人之常情，没什么好回避的。但“引入狂潮”不应该是终点。对于天津来说，更关键的是，用教育优势把人才吸引来之后，提高自身修炼留住人才。
如果一直是重工业立市、低端产业遍布，怎么能留住真正的高层次人才呢？天津的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刻不容缓。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早已给天津指明了方向。2015年3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把天津明确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和改革开放先行区。
“一基地三区”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天津不能囿于局部利益，必须着眼大格局，秉持大胸怀，融入大战略。2017年，天津市在落实中央对天津的定位时也提出四个专项《实施意见》，包括：
着力打造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十大支柱产业为重点、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的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提高全社会研发支出占比，增强产业创新能力；
突出天津港在环渤海区域的核心枢纽地位，搞好港口协作，增强服务辐射三北地区功能；
加大金融创新发展投入力度，扩大金融总量规模，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以建设改革开放先行区为统筹，把解放思想、更新理念、创新体制机制摆在首位，为实现中央对天津城市定位提供原动力。
如果说前三项，特别是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和国际航运核心区——是天津传统固有优势的话，最后一项即建设改革开放先行区方面，天津其实更是大有可为空间。其原因在于，和上海一样，天津这个城市坐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双自”）的双重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