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浩
Grace同学抓了一把松子，放在我的面前。
已经是写作课的第九堂课，也是正式课程的最后一次碰面了，大家的气氛更轻松，把零食也带来了，边吃边聊。
松子棕褐色的外壳中间，有一条微微裂开的缝。我挑着口子开得稍大点的，用两手拇指的指甲往外用力，一颗包裹着浅褐色外衣的松仁蹦了出来，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有几颗缝开得不特别大的，或者甚至没有裂口的，我便把它们略过。“反正也不一定要全吃完的”，我心想。
是的，我是一个很嫌麻烦的人，或者说，很懒。连水果我也不怎么爱吃，因为用手拎起来，汁水沾到手指上，还要去一趟洗手——除非是被切成小块端上来，配有牙签或者小叉子，我可以不弄脏手，那大概会赏脸吃上几块。
这个小小的饮食习惯，彰显了我性格中的闲散。但我更愿意认为，一个成年人能保持这样，与从小的成长环境有莫大关系，是父辈给了我充分的底气，面对任何事情，我都可以选择按照自己舒服的方式来。
在这个写作课刚开始的时候，我基本踩点才到课室。要么先到楼下的学而优书店逛逛，差不多到点才进来，避免要聊一些课堂内容以外的话题。
“反正，我也不是来社交的”，我这么跟自己说。
思呈老师的风格，让这样的游离方式，也是被允许的。
老师通常背一个深色的双肩包，穿一袭素雅的长裙，恬淡随和。就像是在大学校园里迷路了，你知道上前找她问路，不会被冷脸拒绝的那类同学。
虽然看着像刚从图书馆里走出来，但其实老师已经出版过好几本著作，写家乡的风土人情，写食物的情感羁绊，写生活的静水流深，文字一如她本人，真诚、亲切。
松弛，是我上完了前几堂课以后的感觉。
布置的课后阅读作业，或者写作功课没有完成，老师也不会有责怪。因此课上需要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地说一句，“没有看”。因为这周工作太忙，或者因为风格不喜欢，读不下去。或者就是没看，连解释理由的从句都不加。
老师淡然地转向下一位同学，或者另起一个话题继续讲起来。
写作的功课完成以后，老师让我们发到群里，大家可以互相借鉴和评论——学会文学评论和鉴赏也是提高写作水平的一种途径。
第一堂课的主题是“逃离”，课后我写下了一段郁积在心中很久的经历，并发给老师评审。
老师细致地提了修改的意见，甚至还直接上手，帮我分了章节，补充了几句关键的点睛之笔，让整篇读下来更有节奏。
然后鼓励我，“可以发到群里。”
我随口答应了。但总感觉有点别扭，仿佛赤裸裸地把自己暴露在刚认识的陌生同学面前，于是就没发——老师不一样，就像是病人在第一次见面的医生面前脱衣服，也不大会尴尬。因为他们是专业的，见过的比我们都多。他们不会随意评判。
我不想让其他人阅读，还因为我懒得回答想象中会被问到的前因后果。生活的琐碎像一张错乱交缠的旧渔网，远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而且还可能勾起被刻意封存的复杂情绪。
但老师并没有催我。不发，也是被允许的。
彼时，邻桌的Yvonne同学也在经历一段关系的结束。某次课后的交谈，她与我分享了一个建议：如果想彻底放下一段关系，可以尝试给对方写一封信，哪怕最后没有寄出，但在心里的藤蔓，借由书写将会得到清理。内心的洞穴被腾空以后，才有机会迎接新的美好生根发芽。
于是我们在那次的作业里，分别写下了各自的那封信。Yvonne要比我勇敢，她率先发在群里，接受同学们的检阅。“当你已经可以不在意这一切时，才是真正的释怀。”
而我，仍然把自己包裹在一层若有若无的外壳中。我只是把自己过往的故事，套在一个虚构的叙事框架里，当成作业发出来了。那个真实的“我”，还是隐藏在暗处，只作为一个叙述者存在。
没想到，这样的小心思，竟然被爱璇和毓英无意间揭穿了。那天课后，她们说，“你仿佛把真实的自己，藏在一个壳里面。”
仿佛一根仙女棒突然在脑海里被燃着，星星点点的火花绽开。我才意识到，我以为做得足够小心翼翼的自我保护，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
Beau同学也引用了《清醒地活》——我也很喜欢的一本书——里面的话来作为印证：孩童的心灵是纯净而透明的，成长过程中的很多经历，被包裹成一座一座的小房子，驻扎在心里了，所以才让我们变得沉重且凝滞。
无论是房子，是茧，或者是壳，他者如镜子一般的观照，才让我觉察到了自己所处的困境。
“课程马上都要结束了，我是不是可以试试敞开自己一些？”——“既然都写出来了，在小范围内安全地释放一下？”——一个接一个细碎的念头沉下，又浮起，像一锅文火慢炖的老火汤，终于煮开了，冒着温吞的泡。
时间来到了最后一节课，主题恰好是“重生”。
那天有几个同学都带来了零食，大家都有些不舍，像是要特意互相表达心意。我也带上鲜花，准备送给每一个人，共同来庆祝大家相伴走到一个小句点。
当我坐在座位上，剥着Grace同学带来的松子，我突然发现，眼前这颗松子，不正是我自己的隐喻？
松仁是被硬壳包裹的美味，而我在硬壳之下，有一颗敏感的内心。经过这两个月的相处和交流，在不断的书写之中，我的那层硬壳，似乎已经不知不觉地褪掉了。
当我在课堂上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当我在课后阅读她们慢慢熟悉的书写风格，我觉得我们不再是陌生人了。
所以，最后一节课，我把自己的两篇文章发到了群里，感觉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那天的课堂正好要讨论《芭贝特之宴》，我们也像从四面八方来赴宴的宾客，享受这每个夏天的一期一会。
我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同学们都表现出了我意料之外的包容和理解。
然后我们聊到了《芭贝特之宴》，书中的女主人公——本是巴黎著名餐厅主厨的，哪怕在穷困逃亡的经历中，也坚定地认可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身份——花光中彩票得来的一万法郎，只为呈现一桌完美的法国大餐晚宴。
被艺术家的自我实现所打动，同学们互相勉励，要成为“生活的艺术家”。
其实，愿意在繁忙的工作和家务事之余，抽出时间来报名上写作班，学习这种“无用”的技能，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足够艺术。
芭贝特用做菜这件事情来完成自我表达，而我们是写作。除此以外，无论是绘画、演奏、歌唱、表演、摄影……什么形式都好，只要是从无到有的表达，我认为都可以纳入到“艺术”的范畴。
而艺术的最大意义，是让我们在重复的日常以外，找到安放身心的处所。去做一些“不那么实际”的事情，反而能让我们感知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
“哦，我喜欢做这个事情，纯粹就是喜欢。”——当我把它做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得到了满足和快乐。
写作也一样，对我而言，我依然延用了我从小就形成的风格——松弛、随性，完全按自己舒服的方式来。首先是把自己写爽了，写下释放，写下治愈，写下了外在坚硬的壳一点一点消融的过程。
而在写作之中，我也逐渐看清楚了自己内心对于艺术的向往，为下一个阶段的路向，拨开了遮挡视线的藤蔓交缠。
感谢学而优书店，还有思呈老师，感谢这个夏天的写作课上相遇的各位同学。就像在最开始的海报上打动我的那句话：
写下一点，它的意义就改变一点。
文｜方浩
93岁的黄婆婆，看见我们进来，连忙从床上站起来，招呼到室内仅有的两把椅子坐下。
我环顾四周，房间里干干净净，没有陈腐的味道。但有点空荡荡，连衣柜都是不锈钢的，透出一丝冰冷。婆婆的床上特意收拾过，一张老式的大红花毯子，叠得整整齐齐。
床尾挂着一件浅咖啡色的罩衫，迎着阳台吹进来的风，一起一伏，像一开一合的嘴巴，无声述说着它的过往。室内没有开灯，床后的窗户透进黯淡的光，照在婆婆的背后，把她的脸埋在暗影中。
黄婆婆一个人住，房间的另一头，是一张暂时空着的单人床。
“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
这是她的开场白。跟老人家聊天，你永远不用担心没有话题，因为他们有一辈子积累起来的故事，像泉眼一样随时往外涌出。
我和同事作为义工，来探访她所在的从化敬老院，主要任务就是陪伴和聊天——基本是在倾听。
“这里很好，有邻居聊天，有电视看……”
黄婆婆边说边指向我身后的电视机。电视机是新的，敬老院也是这两年刚建好，环境不错。但看电视基本就是老人的主要娱乐了。
聊起过往，婆婆的思路很清晰，除了耳朵有少许不灵光，偶尔需要我们重复问题，她都能给出很完整的回答。
“以前在砖厂干活，个子太小，一担砖100斤呢，那时候没办法，也就这样扛过来了。所以现在半边身子老是疼，风湿啊……”
婆婆在柬埔寨出生，很小就随父母回国，才上了一年级，就没机会读书；后来跟着叔婶生活，帮忙做点杂活。工钱太少，便独自出来找到砖厂的工作，钱是多了些，但也熬坏了身体。
我问她来敬老院之前，在哪里生活。她说之前租的房子，被拆迁了，就找不到地方住了，因为上了年纪，别人不愿意租。
甚至在高架桥底，露宿了好几年，遇到了好心人，才被送来敬老院入住。
这时候，院长进来，示意还有其他的长者，不要只在一个房间聊太久。
我揣着满脑的疑问，因为这中间有大段的空白。院长猜测，婆婆是从市区流浪来到从化，虽反复询问，但她从来不提自己是否有家庭或者子女。因此只能被归类成“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义务人”，由民政部门管辖的敬老院收养，保障其基本生活。
不知道是怎样的曲折岁月，让一位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长者，仍无法释怀，将一整批记忆的底片封存在暗房里。但至少，黄婆婆让我记住的是，她表现出来的体面与平静。
她没有控诉命运不公，没有哀怨落泪，她只是一直感谢当下所有。在她身边，能感受到一种无声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真正能感同身受的时刻，其实少之又少。就算全说出来，旁人也只能当个听众，无法改变已凝固的历史。
想起了我的奶奶，同样是经历岁月沧桑的年迈女性。她离开我们的时候，也是90多岁。爷爷比他走得早，后面的十年里，基本都是各个姑姑轮着到家里陪伴。
一直到80多岁的时候，她还很健康。皮肤白里透红，没长什么斑。一头银丝，仍带着光泽。偶尔还能下厨，或者在姑姑们的陪伴下，出门吃饭喝茶。
但渐渐地，人还是会走向衰弱。我记得奶奶的房间原来在二楼，虽然只是家里短短一段楼梯，但她也越走越吃力，膝盖总疼。终于在一楼客厅里支起一张小床，四角用竹竿撑起一床白蚊帐，床里也铺着一张老式的红色花毯子。
走的时候，奶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被胃疼折磨了好长时间。本来就娇小的她，瘦得更厉害了，从裤管里露出的一截小腿，只剩我的手腕粗。蜷曲着的身体，只能侧卧，已经不太能言语。
奶奶生了八个小孩，兄弟姐妹们，都陆续来到床前，陪伴她的最后一程。但即便家人在旁，悲泣、煎熬，仍然无法分走半点她身上的痛苦。就像每个人拥有的时间，最慷慨的慈善家，也无法将自己的时间，像砝码一样匀到别人的命运天平上。
奶奶最终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按照佛学的理论，我们所经受的一切，其实都源于自己曾经洒下的种子，在生命的土壤里结出相应的果。无论是脑子里的记忆，还是身体上的痛苦，最终，每个人都必须承受自己的业果。
从敬老院出来，暮色已深。天空有些泛黄，将落未落的红日，孤悬在半空。但只需一个晚上，这轮红日又会从另一边探出头来。
这几年，因为从事养老行业，听到了许多人间疾苦，见过了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得越多，越需要找到一个底层的原则，来回应对这些无常之事的追问。
于是我逐步接触了佛学的体系，尝试用因果的角度来看待，能让自己稍微抽离一些，不轻易地任由情绪把理智带偏。
就好比黄婆婆和我的奶奶，两名普通的中国老年女性，同样的平凡同样的柔弱，但她们的晚年又如此不同：一个无亲无故，一个儿孙萦绕。她们的命运看似差之甚远，但其实从更抽离的视角来看，所有的业力，都来源于过往种下的种子。
正如这循环了数十亿年的日落月升、昼夜更替，业与果彼此相接：业为因，果为报，因果接续，循环往复。而我们能做的，唯有接纳这个世界的无常，在因上尽力，于果上随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