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勍
来源｜端媒体
卡斯特罗的女儿阿林娜·费尔南德斯是他最著名的“叛逆之女”。阿林娜与父亲一直不合，三十七岁那年乔装打扮离开古巴，归入美国。她接受CNN聘请，成为驻迈阿密撰稿人。2015年5月初，作家周勍在意大利米兰DE ANGELI家族庄园举行的一次反卡斯特罗聚会上，遇到阿林娜，在翻译Mexi Can的帮助下，进行了以下采访。这是两人的对话第一次发表。
和父亲的反对者们聚会，我有种赎罪与解脱的交织之感
问：在意大利典型的资本家庄园里和你父亲的反对者们一起开会，你觉得荒诞吗？
答：刚刚开始和他们接触的时候，当然觉得有些怪怪的，不过现在好了。刚开始（ 1993年）时，我用西班牙假护照骗过边检人员，从哈瓦那机场飞往西班牙的马德里，然后再辗转到了美国并获得政治庇护后的那个时期还是比较艰难的——每当我在公共场所出席活动或者会议，这些现在已成为我朋友的同胞们（她边说边看着身旁陪同的古巴流亡者们冲我坏笑）不是大声呵斥我闭嘴，就是对我嘻戏嘲弄。
他们有时也会用西方民众对付政客的鸡蛋，对我劈头盖脸狂砸。每每面对头上、身上粘糊糊的鸡蛋汁液，我很不理解甚至有些愤怒，因为我当时还算年轻，年轻的女人都爱美呀，何况这又是在公共场合，你想那有多狼狈呀。
不过随着和这些流亡的同胞们接触时间愈久，这种感觉就开始慢慢消退了，到后来甚至有种解脱和赎罪交织的复杂——因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我父亲革命时期的战友，随后却被我父亲迫害、甚至是很多年的黑狱关押，出狱后为了要逃避我父亲的继续迫害，冒死偷渡流亡美国。忍受这几十年背井离乡不能和家人相见的苦痛，更可怕的是这种苦痛漫漫没有尽头。
他们当中的不少普通流亡者，也大都遭受了牢狱、酷刑甚至家破人亡。而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我在古巴是闻所未闻的。后来随着大家一起举办抗议古巴当局的聚会等活动，我们逐渐相互了解，不少人还和我成了不错的朋友。
我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源自看管我父亲狱卒的一次故意使坏
问：能否谈谈你所知道的父母感情经历？
答：我的母亲叫雷韦尔塔，是当时我父亲那个革命圈子里有名的大美人儿：飘逸的长发，深绿色的大眼睛，漂亮的咖啡色肌肤，性格浪漫，热情似火。我母亲的战友们后来都当着我的面，夸赞那个时候的她确实是人见人爱呀。
多年以后听妈妈讲，我能够顺利来到这个世界上，还要感谢当年看管我父亲的一个狱卒一次故意使坏——我父亲在1953年入狱前已经有了婚姻和子女，可他在1952年遇到在一家大公司当秘书的母亲后，两个热情似火的理想主义者一见钟情，立即电闪雷鸣，火花四溅：他们在一起谈文学，谈革命，憧憬着古巴的未来。
但好景不长，我父亲很快就因参与革命而入狱，他在狱中难耐对母亲的思念，不断给她写情书，狱卒就有意识地把父亲写给母亲的情书递给了父亲当时的妻子，使得父亲的婚外情曝光。
而我母亲对爱情也非常勇敢，1955年父亲获得大赦出狱那天，在欢迎的人群中，母亲兴奋高呼父亲的名字，忘情地投入了他的怀抱，两人立即便不顾一切的生活在了一起。
我1956年出生在哈瓦那一家著名的医院里。在我出生前一年，父亲才获得大赦出狱。而在我母亲怀我时，父亲又离开我母亲去了墨西哥建立游击队。随着我的出生，父亲和母亲就再也没有生活在一起过。
2016年11月26日，一幅卡斯特罗的画像悬挂在哈瓦那一家工厂。摄：Enrique De La Osa/REUTERS
三四岁时，看动画片成了我后来叛逃的最早原动力
问：你的童年过得如何呢?
答：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是1959年1月1日他以传奇英雄般的经历夺取古巴革命胜利时，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他，当时我刚刚三岁。母亲告诉我电视上那个经常讲话的人就是爸爸。我对他的印象很模糊，就像黑白电视屏幕上经常闪着雪花的儿童动画片中的人物。
问：你父亲经常回你母亲这里吗？你的成长过程是否得到过父亲的特殊照顾？
答：父亲经常来我母亲这儿，一般都是晚上很晚了才来。而他来的时候，电视上就又开始播放动画片了。因为我要等着电视上父亲讲完话继续看动画片，也就睡得很晚，所以经常能见到他。他本人和电视上区别并不大，而且他每次来都会给我带不少好玩的玩具，因而对他我既不惊讶，也不陌生。大概是在我10岁左右，才知道他是个大英雄，如何如何了不起。因为我学的书本上和我周围的人都这么讲他。
我在古巴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很多照顾，从小周围的人们都知道我和父亲的父女关系，自然对我也就非常骄纵和溺爱。每年我的生日都会收到在当时古巴罕见的很多礼物，而这种特殊待遇在平常的生活上就更不用说了。
问：你何时有了逃离古巴的想法？
答：说来大家恐怕都不会相信，我在三、四岁时就有了离开古巴的冲动——当时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非常喜欢看电视上播放的动画片，可每每当我看到紧要处，父亲就从电视屏幕上跳出来，大声而激情地讲着我听不懂的话题，而这时候正在播放的动画片不得不中断，我便守在电视旁等着他讲完后再继续看动画片。可往往是我等得实在熬不住睡了一小觉醒来，他还兴致勃勃地在电视屏幕上讲着，我就很沮丧。
后来听从墨西哥回国定居的邻居小朋友讲，在他们那儿，动画片是连续播放的，甚至还有个专门给孩子们看的频道，我就有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能到那里去该有多好呀，可以持续不断地看动画片。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去那里——能连续看动画片的地方！所以谁也没想到，看动画片竟然是我叛逃的最早原动力。
我的三任丈夫不是被父亲关押，就是遭遇他的冷落
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你的父亲有分歧的？
答：大概是在我14岁左右的时候，父亲看不惯我的打扮和叛逆行为，而我也正处在叛逆期，觉得古巴很不自由，就萌发了逃到外国去看看的想法。可当时年龄小，也没有什么出逃的渠道，只限于少女烂漫的幻想而已。
真正和父亲发生冲突，是在我中学毕业选择专业的时候——父亲主张送我去莫斯科学化学，而我自己却想学医或者学文学。我们僵持着，各不相让。最后父亲还是让步了，可结果中途我又休学、退学地折腾，其间又在哈瓦那做了兼职的摄影模特儿。这一消息不知怎么就让外国媒体捕捉到了，还发了个标题为《卡斯特罗私生女大获成功》的耸人听闻报导，惹得父亲暴跳如雷，弄得我也很不舒服。
随后而来相关我的恋爱和婚姻问题，把我和父亲的关系推到了崩溃的临界点上——我的三次婚姻都因父亲强烈且粗暴的干预，以失败告终。而我的这几个丈夫不是被父亲关押，就是遭到他的冷落。
对我的三任丈夫，我的母亲每一个都不喜欢。尽管父亲不断有各种女人，母亲却对他情深意浓，再加上母亲是父亲信仰的坚定支持者，而我早已不信任父亲的想法和信仰，因而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太好。
我的第一个丈夫，我们是自由恋爱，当时我16岁，他30多岁，是个很棒的舞蹈家。我热烈地爱上了他，可他一直顾虑我父亲的态度，最后我们的婚姻在父亲的干预下无疾而终。我的女儿阿林娜·萨尔加杜是上帝赐给我的最好礼物和安慰，她是我和第一任丈夫所生。女儿出生后，我的父亲还是干涉我们的生活，同时我还要照顾孩子，就感到很不舒服，但是没有别的办法，我很爱我的女儿。
我的第一次婚姻让父亲十分生气，父亲对我生活的干预也令我非常不满，从此我就成了他“最叛逆的女儿”，我们两人经常争吵。
后来我相继有过三次短暂的婚姻，第二和第三个丈夫都是军人，父亲似乎满意了，可他们与我的生活和兴趣却格格不入，婚姻关系很快解体。我的第四任丈夫是个南美人，来美国后结的婚，也没有维持多长的时间。所以我离过四次婚，三次是在古巴，一次在美国。
不少拉美国家有悼念卡斯特罗的活动。2016年11月26日，智利有民众拿著古巴国旗及卡斯特罗肖像上街悼念。
假扮贵妇，我成功出逃了
问：请谈谈你的逃亡过程？
答：我从14岁开始叛逆，经常和父亲发生冲突，就有了出逃的想法，也试过几次都没有成功。等稍微又长大了一点，接触了古巴文化界的一些异议分子，这种想法就更强烈了。期间我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过一些异议分子和政治犯。
1993年12月19日，我在一个古巴移民阿莫斯和他妻子的帮助下逃离了古巴。那天，在一番精心准备之后，我头戴假发，穿着昂贵的衣服，打扮成贵妇模样，凭一本西班牙假护照和浓重的卡斯蒂利亚口音，骗过边检人员，从哈瓦那机场乘飞机去了马德里，然后转到美国的迈阿密住了下来。逃出来以后，我还和阿莫斯夫人在俄亥俄首府哥伦布市共同居住了好几年。
我在美国出版回忆录，父亲阻止过，流亡者也不高兴
问：能不能谈谈你在美国的生活？
答：在美国我有一个广播节目叫Simplemente Alina（简称阿丽娜），工作地点就在迈阿密。每周二和周四播出，是个综艺类节目。访问对象主要是古巴流亡美国的画家和音乐家，偶尔也谈谈古巴的政治与现状，而这类谈话总是沉闷和忧伤的。同时，也去一些大学和机构演讲，这也就是我在美国的主要收入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