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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一度处于优势地位。为彻底打败中国，曾一度制定“五号作战”计划——从西安、武汉攻入四川。但随后因日军在中途岛等处遭遇惨败，该计划被迫取消。1943年，日军大本营制定的“对华作战指导计划”是这样的：
1、空中作战，主要是“防止敌空袭帝国本土”，2、地面作战，一方面须抽调中国关内5—6个师团至其他战场；另一方面，争取“打通京汉线南段”。①
中国方面的战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以贯之。概而言之就是：
“争取与盟军共同胜利”，“连续实施局部攻势，使日军不能抽兵南进，以减轻敌人对盟军之压力；同时派兵入缅，协助盟军作战，待获得物资供应后，则断行总反攻，歼灭入侵之敌，收复失土。”②
基于此种战略，中国先后派了7个军入滇，并于1943年10月，发起了反攻缅甸之役。
为应对缅甸战事，防止更多中国军队入缅，日军遂决定在原有计划外，组织一场“常德歼灭战”。③
之所以将战场选择在常德附近，是考虑到“东南可监视长沙、衡阳，西方可顾及四川东部，成为足以威胁重庆的战略要冲”，且常德有“粮仓”之称，是中国第六战区的经济中心。④
常德会战是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以来，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大的一次会战，有10余万日军、40余万国军参战，时间从1943年11月—1944年1月，前后历时60余天。其中余程万率57师，坚守常德16天，则是整个会战中最为惨烈的一役。
日军战史称：
“这次作战总的来说是顺利的，但在常德却意外地遇到了敌人顽强抵抗，经过艰苦的战斗才予以攻占。”⑤
中国方面则称，日军伤亡约2万上下。此役是开罗会议后，中国获得的第一次大捷，国际舆论为之一变：
“此战役至少可使有关于中国军队力量薄弱及日军可任意攻入中国内地之谎言宣告平息。”⑥
图注：参加常德会战的74军57师机枪阵地
第六战区是常德会战的主战场，战区对会战有着细致的总结。
关于胜利的原因，第六战区的报告特别强调了两点。
其一，敌情判断准确。“敌情及其企图始终明了，各部队均肯争捕俘虏，夺取文件，实为本会战最大之进步”。如“44军在荐祖溪击毙敌重要军官，获得要图与日记，即知敌3D、68D、116D集中之位置，并敌第一期攻击目标为宜都，第二期会师目标为常德。”
其二，中美空军的支援得力。常德会战中，“空军保有大部制空权”，实现“自会战开始至末期，空军除受天候影响外，逐日均能照预定目标轰炸或扫射，确实保有大部制空权，迫敌不得不于黎明前及日没后行动。且据各方报告，敌受我空军之伤害颇大。”
同时，第六战区还总结了此战暴露的国军20项劣点，其中有4项同无线电使用有关，当算是常德会战中，国军暴露中的最大问题。
通讯问题，是国军作战长期的两难问题。一方面，集团军总部为与上级及友军保持有线通讯，往往与前线部队相距过远，影响指挥。另一方面，又不敢使用无线通讯，以缩短与前线的距离，因为无线通讯常常被敌收译，“致我各部队行动多被敌侦知”，“如162师、194师战斗中所发之要旨报告，18军两河口之位置及九战区之追击部署等，俱记载于所获敌之文件中。”
此外，国军主要劣点还包括：“构筑据点工事时过于顾虑民间建筑物，致工事位置不当，射界亦未能清扫”、“缺乏对敌伞兵之训练”、“水雷不能发生作用，甲雷以不能十分发扬效果”、“未能争取伪军”、“损失武器过巨，弹药亦未能节约与爱护”等。
有关日军，第六战区列有10项优点。
分别为：“敢放胆抽调兵力”、“能以少数兵力守备广大正面”、“死守据点之精神特强，虽至全部歼灭亦不放弃、溃退”、“军官战术思想一致，惯用包围迂回、钻隙渗透”、“惯用便衣队袭击我各级指挥部”、“修筑公路力颇强”、“对于攻城及巷战，能运用各种小战法”、“伪装良好，空中、地下均不易于发现”、“陆、空联络及炮兵协同均较良好”、“后方诸勤务颇良好，尤其遗弃伤兵颇少”。
日军的劣点则有8点。
包括：“战意低落、攻击精神与企图心均不如前之旺盛”、“无飞机及优势之炮兵，每不敢放胆攻击”、“战术上颇多轻敌”、“后方过于空虚，不能确保已占要点与联络线”、“战场上遗弃尸体较前众多”、“无战略预备队，一至战局危急，无法挽救”、“夜间行动火炬烛天，企图不能秘匿”、“兵员不足，编制缺额甚多”。⑦
从日军的战意、遗尸、兵员等方面来看，其战斗力与战争初期相比，有了明显下降。这是由于太平洋战争以来，日军在华精锐很多调往东南亚造成的。
血战后的常德城内尽成瓦砾
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也专门用一天，检讨了国军在常德会战中的得失。
蒋首先谈了各路援军的问题：
“我为什么要特别着重赴援部队行动的快慢一点呢？因为我们过去的会战，都没有这种大军行动，昼夜赴援的战况；以后我们……一定常有遭遇这种战况的可能。”
蒋痛心地提到，有的援军因为选择道路失误，而遭受损失，“这种血的教训，希望大家以后要警心记取，特别注意改进才好。”
第二点，蒋谈到牺牲军官比例问题，指出一支军队牺牲了很多军官，并非是好事：
“要知道我们培植一个中级官长，至少要五年以上的功夫，如果是不应牺牲而牺牲了，实在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常德会战中，国军的风纪问题，也是蒋介石关注的焦点。蒋说：
“我们根据各地绅耆民众的报告，一般部队的军风纪都不很好”，并举了很多现实的例子。比如第10师“有连排长率领，强占民房，调戏妇女，翻箱倒箧，杀猪宰羊”；第3师一部“见一家只有数人在内，怪他不办招待，其连长某，就火焚民房”；军政部卫生第13大队“此次转运伤兵，沿途遗弃甚多，已经抢救下来的伤兵，亦往往两三天不替他们换药，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
蒋介石着重评论了余程万及57师的功过。蒋说：
“一般中下级的官兵——尤其是已经牺牲了的将士——可以说已经尽到了他们守土卫国的责任，无愧为总理的信徒。不过后来到了最后的五分钟，余程万师长竟敢不奉命令，悄然退却，以致全师的战绩与荣誉完全为之丧失。这是最可痛惜的一件事。”
蒋介石当时一再表示，要对余程万施以军法。
对于余程万的守城功绩，蒋介石是给予肯定的：
“余程万此次率领全师，守卫常德，苦战十余昼夜，使国军的荣誉为之声价十倍。这种战绩当然值得记取。”
但是余程万犯下的两个错误，让蒋介石无法原谅。
其一：
“他在守卫常德的期间，几乎天天叫慌，总是说弹尽粮绝，要求赶快增援……这种无线电报，一定是要被敌人偷译的，敌人偷译了这种电报，知道我们守城主官这种慌乱的情形，就可以断定你决不能死守到底，所以他们毫无忌惮的更要积极的来进攻，不肯罢手了。”
由于余程万一再表示自己无法坚守，使原本有意撤退的日军加紧进攻，攻陷常德。
其二，坚守衡阳期间，57师阵亡了5000余人，可是：
“到了最后，我们作师长的竟不能实践其与阵地共存亡的教训，卒致决心动摇，单独潜逃，这已经是不对了，何况后来新十一师进城的时候，在城内还发现我们伤兵三百余人？这是被敌人入城以后残杀所余的数目，可知当时遗留在城内的伤兵之数必多过几倍是可断言。你看师长为了他个人的生命，不顾他所遗留的几百几千的呻吟待救的部下，我认为这是最不道德的一个军官！”⑧
最后，蒋如此总结常德会战的意义：
“我们的抗战，经过这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了。”
注释
①③④⑤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昭和十七、八的中国派遣军（下）》，中华书局1984年，第9、110、119页；②蒋纬国：《抗日御侮（第八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第7页；⑥朱清如：《常德会战的战略地位与作用》，《黄埔》2013年第6期；⑦《第六战区常德会战经验教训汇编》（1943年12月31日），《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4》，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66页；⑧蒋介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
1943年末的常德会战，关系中国抗战前途甚巨。战事胶着之际，正是蒋介石代表中国，以“四大国”身份，参加开罗会议之刻。前线成败牵连国际视听，故蒋“几乎终日为常德战况不明所困，繁虑无已”，一再致电前线将领，“务希严督所部，与常城共存亡”。①
因是之故，常德之役至为惨烈。战事结束后，大公报记者“入城内各处视察，全城已成一大修罗场，街道虽尚可辨识，然竟未见一完整房屋……全城所馀者不及百分之一二”。②至于具体牺牲，日军伤亡过万，国军则付出伤亡6万余众之代价，其中军官牺牲比例尤高，以致蒋在稍后的南岳军事会议上，特别提到“高级官长和中级官长（的）伤亡比例”，肯定其“大有进步”。
至于中下级军官，伤亡虽多，惜其名姓，多已湮没不彰，惟查阅当日媒体报道，尚可见只鳞片爪。譬如，某师少校参谋郑勋，在阵地动摇之际，“不顾危殆，率部逆袭”，自上午战至傍晚，“于反复肉搏中壮烈殉职”。某师四十四团连长尹文弟，为策应正面攻击，“自请充任敢死队长……（率部）冲至敌寇指挥所”，血战殉职。该团排长杨健龙、班长彭传德，主动率部突击，“冲入敌阵，血战成仁”。③……1944年2月，蒋介石亲命《扫荡报》刊文《坚守常德八勇士》，表彰其在常德失陷后仍坚守不退，继续游击直至城池被收复，则可谓对此役中下级军官牺牲精神的最高肯定。④
略言之，常德之役国军中下级军官的牺牲精神，并非个案。自淞沪会战始，因国军士兵程度普遍不佳（客观教育水平所致），一线战斗，对中下级军官的临阵指挥依赖程度极高，故牺牲也极大——此役，约半数参战中下级军官牺牲，占10年抗战准备所训练军官总数的十分之一强。另据军委会军政部统计，抗战爆发时，国军中下级军官（上校至少尉），共13.4万人。战时伤亡惨烈，每年须补充中下级军官4.5万人。牺牲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于正规的军校教育，已完全不能满足战争需求，及至1943年，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已仅剩37587人，只占到全部中下级军官的27%左右，余者全部来自行伍提拔及各种速成培训班。⑤
日军炮火下的常德，全城已成瓦砾
换言之，抗战期间，国军的战斗力，主要依赖于中下级军官的牺牲精神。1944年8月，蒋曾在军委会整军会议上，引用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明确表达对中下级军官的认可与对高级军官的不满：
“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⑥
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专为总结常德会战的经验与教训。期间，蒋通过谈话、观察，对参战的中、高级将领多有评估。对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蒋的评语是“进步甚多，可喜”；对第五十八师师长张灵甫，则盛赞“此次又得将才矣!”此中的程度区别，颇堪玩味。
值得一提的是，常德之役，国军曾缴获相当数量的日军文件，其中即颇多涉及到对国军战斗力的评估。这些文件，对今人了解国军战力，颇具参考价值。譬如，日军认为，“支那军虽多年退败，且……国际援助路线被我遮断，但因抗日教育之彻底，及锐意整训之成效……其战力亦不容轻视”。其文件还将“支那军”区分为三大部分，分别评价如下：
“（甲）中央军（直系军）：素质训练装备均优，但如败退时，其战力亦甚低落。（乙）地方军（旁系军杂军）：素质低劣，无坚强战意，作战时逃亡归顺之事特多。（丙）共产军：长于游击战，专心注力于中国之赤化，利用民众，潜行战斗，谍报谋略等工作，未可忽视。”⑦
和蒋介石的看法大略一致，日军同样认为，中下级军官，乃国军战斗力的核心——“支那军……干部多为军官学校出身，抗日意识旺盛”，“如失干部，战斗意志即消失，故特须注意阻击其干部。”
日军还特别提到，对由国军中下级军官组成的督战队（在战场上监督士兵，以防逃逸，有权就地处枪决逃亡、退缩的士兵），“须首先予以压制”，理由是“敌正面之防御，战斗力甚强，或（因）背后有督战队，或因地形上无退路时，均必顽强抵抗。”⑧此外，冈村宁次也曾对何应钦言及，“中国兵负于日军，系由于各高级将领之研究不够”。⑨⑩
今人对在抗战中牺牲的国、共高级将领，大多耳熟能详；至于中下级军官，则往往面目模糊，惜哉。
常德会战中缴获的日军文件，第六战区1943年12月编订出版
注释
①蒋介石日记，1943年12月3日。②大公报，《常德一片瓦砾》，1943年12月25日。③中央日报，《常德战役英雄别录》，1944年1月23日。中央日报，《常德战役英雄续录》，1944年1月25日。④这八名勇士，尚有姓名可考者有四：吴炳南（班长）、周善福（班长）、哲文斌（班长）、邝尚武（上等兵）。见：扫荡报，《坚守常德八勇士》，1943年12月31日。⑤（台）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下册，P562。⑥（台）蒋中正，《整军训词》，收录于《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P208。⑦第六战区参谋处/编：《第六战区常德会战获敌文件汇编》，1943.12.23，P01。⑧同上，P02-05。⑨(台)何应钦：《冈村宁次将军会谈记》，收录于《何应饮将军讲词选辑》，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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