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对非洲进行了规模庞大、持续漫长的援助，非洲经济却没有起色。中国的大凉山地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接受了规模可观的援助。
把这一笔钱平摊到每个当地人身上，足以让他们过上不错的日子。直到现在，大凉山地区依然非常贫穷。援助不能扶贫，基本已成共识。
原因何在？经济学家薛兆丰给出了解释。
原文标题：行善的困难
最近到贵州出差，沿途所见的景象，让我感觉当地的经济状况与江南一带有差距。想到援助与脱贫的话题，住进酒店后，便上网买了本名著，用阅读器翻看了整晚。
这是纽约大学的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教授所著的《白人的负担》（ The White Man’s Burden ）。
该书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和《金融时报》评为“ 2006 年最佳图书”，而作者曾经在以国际扶贫为己任的世界银行工作过 16 年，他提供的数据有说服力。
作者写道：
“过去 50 年，西方对非洲的援助达 2.3 万亿美元，却未能给每个儿童 12 美分让死于疟疾的全部人数减半，未能给产妇3美元让 500 万儿童免于夭折，未能给贫穷家庭3美元以购买蚊帐……
然而，就在 2005 年 7 月 16 日这一天，英美两国却能设法把 900 万册《哈利·波特》送到读者手里，书店即使出现缺货也能迅速补上，而整个过程无须政府的干预，也并没有什么关于《哈利·波特》的马歇尔援助计划！……
国际社会一方面演化出高度有效的系统，来为富人们的娱乐服务，另一方面却无法给濒临死亡的儿童 12 美分，这种对比令人痛心。”
为什么？
浅白的答案是，欧美有高效的物流系统。
深一层，是因为欧美搞市场经济，是逐利和竞争，逐步促成了高效的物流系统。
再深一层，是非洲尚未具备建立市场经济的条件。
说到底，是非洲多国的历史传承、政府政策、公民意识、社会传统以及知识分子的歧见，深刻地妨碍了他们建立市场经济。令人唏嘘的是，总是有些人群，像受到了诅咒，无法摆脱苦难的生活。
读者朋友会问：为什么非要建立市场经济不可？难道救济不是一种帮助？难道救济也要讲求经济效率？既然讲求经济效率，那还算什么救济？让我逐层解释。
首先，商业本身就是最大的慈善。
亚当·斯密（Adam Smith）写过两部名著，一是 1761 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二是 15 年后在 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
许多人以为，斯密有两套互相对立的主张，即他既主张搞市场经济，又主张商人讲道德。说这些话的人，其实并不知道斯密在说什么。
事实上，《道德情操论》不是道德教条，而是斯密对人情冷暖的深入观察。
斯密认为，人虽然自私，但都具有同情心。然而，斯密也指出，人的同情心是随着人际关系亲疏远近变化的——离自己越远的人，能唤起的同情心也越弱。
斯密说，要是一名英国绅士，听说远在中国的某地发生了一场地震，上百万人伤亡，那这位绅士也只会感慨一下世事的变幻无常、生命的脆弱无助，接着就会继续忙自己眼下的事情了。就如今天的网友，转发两条带“关注”字眼的微博，就继续忙自己的事情一样。
问题是，人们无时无刻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哪怕是我们手头的一支铅笔，也是经过成千上万人的劳动才生产出来的。没有他们，我们穷毕生的努力，也不可能造出一支铅笔来。
既然人们需要互相依赖，但每个人的爱心又只能波及极其有限的范围，那么就只能靠市场的力量，才能抵消仁慈和爱心的脆弱和偏颇，才能使那些不被注意的、不受欢迎的、未被热爱的人的需求得到满足。
因此，每当我们看到那些在贫困中生活的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的，不是我们自己极其有限的爱心能帮助他们多少，而是他们是靠什么活到今天。
毫无疑问，他们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基本上还是靠市场，即那些为了牟利而向他们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个人和企业；而他们即使接受了我们短暂而有限的捐助，他们也得继续依靠市场活下去。
当然，这并非要完全排斥慈善。正如斯密所说，人皆有同情心，而行善能满足同情心。尽管力量有限，但世上总有人行善。问题是，行善要不要讲效率？而如果要讲效率的话，为什么行善的效率往往不如商业？
行善当然要讲效果。以有限的时间、金钱和资源，最大程度地满足行善者的同情心，就是效率的标准。漫无目的地派钱，是疯子所为；行善的人，往往是有的放矢地捐助、一丝不苟地策划、客观审慎地评估的。
为了满足同情心，就需要落实一些具体的指标，例如将多少药物交到多少病人手里，帮助多少穷人脱贫致富，帮助多少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等等，而这些就是行善的效率指标。
既然如此，为什么行善的效率不能令人满意，甚至如伊斯特利教授所描述的那样触目惊心？我认为原因至少有四。
其一，是行善往往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在商业世界里，做对了的决策，就得到奖励；做错了的决策，就自然引来惩罚。这种负反馈机制非常灵敏，以致人们会迅速地往符合目标和减少浪费的方向靠拢，结果就是效率的提高。
行善则往往只注重付出，不仅不在乎反应，而且往往没办法得到反应——接受捐助的人只能报以赞许，而不能以钞票准确地为行善人所作所为作评估。在这种很弱、乃至缺失的反馈机制下，行善就往往达不到行善者期望的目标。
其二，行善过程中也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捐资者未必是行善者，前者是委托人，后者是代理人，而代理人未必依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
捐资者亲自“花自己的钱替别人做事”，与代理人“花别人的钱替别人做事”之间的效率有很大区别。伊斯特利教授曾经服务过 16 年的世界银行，就属于后者这种代理人。
据伊斯特利教授介绍，世界银行里每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迫切地要把资金和资源用掉，以便保证该部门次年的预算得到保证，他们因此很少真正关注资金和资源带来的真实效率。
其三，是当地政府的管治。许多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并非缺乏启动资金来摆脱“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而是其政府管治机制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果把国际救援送到这些本身就是贫困的始作俑者的政府手里，那就无异于“肉包子打狗”。
不解决政府的治理结构，而只是向其注资，那么在浪费了巨额捐助的同时，也丧失了挽救生命和减少痛苦的机会，那就无异于谋财害命。
其四，是永久的和官办的慈善体系会自动地制造贫困。人是会对政策和制度做自适应的。只要慈善体系对穷人给予无条件的捐助，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变成接受捐助的穷人。
对此，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在其 1835 年出版的《济贫报告（Memoir on Pauperism）》中睿智地写道：“我深信任何永久的、例行公事的、旨在满足穷人需要的行政体系，都会滋长更多它本身所不能缓解的不幸，诱导它本要帮助和安抚的人们变得堕落，而随着时间的推延，最终将富人沦为穷人的佃农……现代文明的进步运动将渐渐让越来越多的人依赖慈善而生存。”
人类社会需要慈善，也一定存在慈善，而慈善要提高效率，比商业还要困难。解决之道，就是让捐助者和行善者以自愿的民间方式结合，以相互竞争的方式来提高行善的效率，达到以有限资源最大程度地扶贫除弱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