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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也是一名军转干部

解放军报  · 公众号  · 军事  · 2017-03-02 12:32

正文

习主席多次指出,“军转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而且强调对他们“要倍加关心、倍加爱护”“要安置好,也要使用好”。


今天出版的《解放军报》以整版篇幅聚焦军转干部,刊登文章《军转干部:是财富不是包袱》。


据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共有近440万名军队干部转业地方,在社会各领域,不乏军转干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面刻着军队,一面刻着家国”。


第六次全国军转表彰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模范军队转业干部相聚一堂。在这次大会上,习主席一句“我也是一名军转干部”让他们倍感亲切。王建民摄


来自人民,又回归人民

军转干部:是财富不是包袱


这个春节,赵耀转发了朋友圈里友人拍的一盘尖椒肥肠的照片,并配上了“羡慕并无奈着”的留言。


“思念祖国了吧?”很快,在军转干部培训班上认识的“转友”发表了评论。“是啊,中国的味道,可惜这边没有。”赵耀回复道。


2016年五一节后,作为所在央企的业务代表,赵耀常驻非洲肯尼亚。此时距离他转业不过两年。 



在非洲的另一个国家马拉维,军转干部刘文穿梭在街头开展市场调研。2013年,偶然到马拉维旅游的刘文,发现了这里的商机,与合伙人一起把智能手机卖到了这个国家。现在,他销售的国产智能手机成为马拉维第一品牌,分公司分布在马拉维、赞比亚、乌干达等国家。


一位计划分配安置到央企,一位自主择业创业——他们是两位普通的军转干部,曾经枕戈待旦、为国戍边,而今走出国门、征战商场。


“军队、学校、企业”


在出国前一周,赵耀受邀参加了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央单位企业管理培训班十周年”座谈会。


从2006年起,这个被喻为“军转黄埔”的培训班,共培训了2300余名安置到央企的军转干部,其中很多人先后担任了所在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


座谈会上,参加第二期培训班的军转干部钟志军介绍,他所在企业10年间接收了大约40名军转干部,相继被安排在关键岗位。第六期培训班的崔君明也做了统计,近几年所在集团接收的军转干部中,有9名被提拔为处级。“听说这些,感到很荣幸,也很自豪。”赵耀说。



央企国企的“军转干部”现象只是“冰山一角”。《向解放军学习》一书的作者张建华,曾经站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为培训班的军转干部授课。他本人从军23年,曾在世界知名跨国企业工作10年。与许多研究者一样,他专注于将解放军的“治军理念”融入现代企业管理。他曾提及一个数据:营业额在中国排名前500位的企业中,有军人背景的总裁、副总裁占40%之多。


还有一个数据被媒体反复引用:中国本土企业家队伍中,有军人背景的占30%以上,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则高达60%以上。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有待考证,但在中国,军旅企业家确实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群体。军转干部接受党和军队多年培养,政治信仰坚定、组织纪律严明、工作作风过硬,这些军人品质成为他们征战商海的独特优势。


不久前,《2016胡润百富榜》公开,王健林以2150亿财富第三次成为中国首富。他在接受采访中,多次提及13年从军经历对事业成功的重要性。万达的企业文化被王健林概括为“军队、学校、企业”,首先是一支部队,然后才是一家公司。从近日网络上曝光的王健林日程表,可以看到年逾60的他至今保持着军人作息习惯。



2016年12月、2017年1月,华为先后斥资1.5亿美元、4200万美元,收购了以色列两家数据安全公司,保障其下一代网络和企业安全产品。华为的事业版图不断扩大,据报道,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使用华为的服务。对军旅生涯保持低调的总裁任正非,在2015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上,首次公开回应曾入伍在基建工程兵,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并于20世纪80年代转业到深圳创业。


柳传志、王石、郑永刚、郭凡生、徐宪泽、孙广信、汪海……这些从军营走出的优秀企业家,一直是中国商界的耀眼明星。他们一手打造的企业管理模式和团队文化,无不散发着浓浓的军旅气息。


“我也是一名军转干部”


1950年,《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颁布下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复员工作开始。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共有近440万名军队干部转业地方。


回顾历史,17万解放军官兵“铸剑为犁”开发大西北、10万官兵转战北大荒、3万余名转业官兵参加大庆石油会战、51万名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大批军队干部或解甲归田、屯垦戍边,或充实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或转战到工业、农业、文化、体育、商贸等各个领域。时至今日,在治国理政的干部队伍中,在搏击商海的精英中,在科研战线的领军人物中,在文化艺术界先锋中,到处可见军转干部的身影。


2014年,习主席在接见第六次全国军转表彰大会代表时表示:见到大家感到十分亲切,因为我也是一名军转干部。官方资料显示,1979-1982年,习近平曾担任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是一名现役军官,后转业到河北省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



查阅在网上公开的简历,不难发现,我国很多高级官员是军转干部。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组长赵洪祝,曾在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内蒙古扎兰屯军马场工作,担任政治处主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志军曾在海军北海舰队服役,担任技师。被媒体多次报道的中央第十三巡视组组长朱保成,曾服役21年,参加过著名的华北某地军事演习和建国35周年大阅兵等重大活动。


在其他社会领域,也不乏军转干部的杰出代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莫言,1976年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教员、干事、创作员等职。1997年,莫言转业到《检察日报》社工作,他曾说:“部队永远是我的家!”


因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为人熟知的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也有10年的军旅生涯。“我当的是被称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工程兵。人是不能够忘本的,我现在所交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是军人。”二月河认为部队是学校,奠定了自己的世界观基础,培养了战胜困难的决心意志。


“一面刻着军队,一面刻着家国”


脱下军装,融入社会,大多数军转干部将军旅过往深留心底。普通人对他们的认知,更多来自朝夕相处、耳闻目睹。


西安市新城区韩森寨街道咸东社区的居民们,有事都习惯“使唤”一名民警,他叫汪勇,转业前服役17年。起初,咸东社区很多商户都不怎么待见这个唠叨多事的民警,还给他起了个“汪长老”的外号。


多年来,在社区片警岗位上的敬业职守,让汪勇走进了群众心里。“其实他干的就是一些防盗、治安、办证等生活中的琐碎事。但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工作,却能看出他的人品和热心。”一位社区居民说。2013年,汪勇荣获第八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次年被表彰为“全国模范军转干部”。2015年,汪勇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并先后在多地巡回演讲。


在云南怒江州贡山县普拉底乡,少数民族群众一直记得一位可亲的大姐,她叫马永俐。自主择业后应聘到太平洋证券公司,马永俐从普通员工成长为党群工作部总经理,担负起公司的对口扶贫任务。她先后8次深入到普拉底乡落实扶贫项目,筹资修路、捐资助学、加强乡村党建。2011年,她因车祸殉职在扶贫路上,当地干部群众自发在怒江沿途寻找她的遗体,受到她资助的学生们哭着用稚嫩的文字图画寄托思念。2012年,马永俐被追授为“全国模范军转干部”。



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石桥乡平陵村,军转干部何瑞生在村民中声望很高。2001年自主择业回乡,他带领村民致富,捐资助学,扶残助残,还出资将千亩废弃窑坑治理成村民的生态公园。村里已有上百年历史的河北梆子和老调剧团,也由何瑞生出资支持。2014年,他高票当选村官,获评“全国模范军转干部”。


自1986年以来,国家共举办了六次全国军转表彰大会,受表彰的1077名模范军转干部来自各行各业,基本都在基层和一线岗位。他们响应号召,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岗位上继续出色工作、活出精彩人生”。他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社会广泛的尊重和信任。


有人说,军人是一块励志石,一面刻着忠诚,一面刻着奉献。来自于人民,又回归于人民,军转干部也是一块励志石,“一面刻着军队,一面刻着家国”。


(《中国退役军人》杂志编辑  杨学娟) 


军转政策一路与时代同行——

赋予转业干部更多选择权


2001年初被确定转业时,杨科是某部队一名软件工程师,出身军人世家的他,犯愁自己转业后会被安排到什么单位。


恰在此时,《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中发[2001]3号)颁布,团职干部和军龄满20年的营职转业干部可以选择自主择业方式安置。


杨科毫不犹豫选择了自主择业,应聘到某知名软件公司任高级工程师。自主择业后的10多年间,他数次跳槽,经历越来越丰富,工资越来越高,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如同3号文之于杨科,一项政策的实施,经常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也随之改变很多家庭的命运。这个文件颁布当年安置的43900多名转业干部中,就有8200多名选择放弃政府安置,成为历史上第一批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如今,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的数量已经达到18万余名。也就是说,18万余个家庭的生活轨迹因为自主择业安置政策的实施而改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共有400多万名军转干部,在军转政策的框架之下,转身走向了地方。而军转政策,也在为转业干部服务的使命中不断调整而走向成熟。 


时光回溯到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颁布下发。


当时,刚成立的国家百废待兴,数十万参加过革命战争的军人回到家乡,参与地方经济建设。这项政策,也奠定了新中国军转安置工作的制度基础: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成为60余年来军转安置工作总的指导方针;“必须妥善安置,使之各得其所”则成为军转安置工作始终贯彻的原则;按照“复员军人须经过一定时期的集中训练”的指示要求,数以百万计的转业干部在接受教育培训后融入经济建设的滚滚洪流中。


在这个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安置文件之后,国家又陆续出台了诸多关于军转安置的政策文件。


杨科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复改转”政策。杨科的父亲曾是一个经历战火的革命军人,在文革中被安排复员。时年10岁的杨科,因此和母亲、兄妹一起,跟随父亲来到一个山村里,在日复一日繁重的农务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数年后,复改转政策不但让他父亲在城里落实了工作和职务,而且分到了房子,一家人在城里安居下来,母亲紧锁多年的眉头终于打开。在文革结束后,40余万家庭与杨科一家有着相同的“复改转”经历。



改革开放后,军转安置工作一路与时代同行,赋予转业干部更多的选择权。


多年在陕西省宝鸡市从事军转工作的转业干部符世雄回忆,在1985年百万大裁军期间,宝鸡市每年安置的转业干部数量是往年的两倍多。按照当时的政策,转业干部一般回县里安置。但为了照顾功臣模范、鼓励干部安心服役,他们市规定,立作战三等功和平时3个三等功以上以及在艰苦边远地区工作15年以上的,可以照顾到市里安置。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很多地区的转业干部已不用再像计划经济时代一样,由政府指令性安排工作。他们可以参加军转干部双向选择会,向接收单位投递简历,选择自己中意的岗位。1992年转业进京的齐明礼,在北京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把自己多年来发表的作品复印了上百份,带到双选会上投递给接收单位。双选会后,他接到了10多家单位的面试通知,最后凭着自己的出色表现进入某中央单位。“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齐明礼对此十分自豪。


时光进入新世纪,转业干部可以通过考试考核积分选岗、填报志愿、双向选择等多种方式,实现自己的岗位选择。这些安置政策,可以让他们更多地致力于提升自身能力,而非热衷于“找关系”。


到2016年,已有20多个省区市实施考试考核安置军转干部的办法,让转业干部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功绩和能力去博得属于自己的岗位。“以前,转业干部们大多热衷于递条子、找关系,但现在,他们大多去跑新华书店、图书馆,考一个好分数才能在安置中获得主动权。”一位军转办工作人员说。


在安置去向上,政策同样给予了转业干部们更多选择权。2001年,划时代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颁布,军转干部们在安置地上也多了几重选择。除了回原籍安置外,他们还可以到配偶、父母户口所在地等符合条件的地区安置。比如杨科,来到妻子户口所在的某二线城市安置,结束了多年分居生活。


在历次裁军中,为妥善安置转业干部,中央也会出台政策,给予转业干部更多选择权。在此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期间,选择自主择业的年限从服役满20年放宽到18年,师职干部选择转业的年龄从50岁放宽到53岁,军转干部安置地去向条件也进一步放宽。


“我经历过三次裁军,每次裁军都会带来转业干部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但政府每次都会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一位资深军转安置工作者说。 


(《中国退役军人》杂志副主编  周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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