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溪
：今天，和大家分享
“人到中年，为孩子为自己，换个活法”
的真实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不同寻常。以往的此类“移民”
故事，结局皆大欢喜的居多：成功移民、找到工作、新生活顺利展开、孩子茁壮成长 ...
然而，人间百态，现实要丰富、多样的多。
本文作者是一名颇有成就的记者。她在2019年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从北京来到德国柏林，开始了一段赴德访学的旅程。
最初，只是两年的访学安排，然而后来就变成了漫长的居留，在异国他乡苦苦追求生存之路。
她的故事发表后，很多人留言，说她的这个选择比较“自虐”，也有很多人说，佩服她的勇气，在异国他乡找到了生命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2024年的最后一个周日，和亲爱的花友们分享这个特别的故事。
虽然篇幅比较长，但作者文字功底深厚、叙事能力很强，很容易读下来。
你怎么看她的选择，欢迎读完后留言评论。
本文转载授权自公众号：天使望故乡
作者：罗洁琪，前“财新传媒”法律记者，哈佛大学尼曼学员
生活像列车，沿着约定俗成的轨道奔跑。
前方应该是目标，可是我心存疑问。
某一天，我决定中途跳下来，向另一个方向跑去，
思考人生另外的可能性 ...
2019年8月12日清晨，从北京出发的飞机降落在柏林的泰格尔机场。
我左手推着行李箱，右手推着婴儿车，里面躺着2岁多的儿子；7岁的女儿挽着我的手臂，拉着儿童行李箱。想着只是访学一年，行李箱里只有每个季度的3套衣服。
下飞机后，第一时间就要带孩子们上厕所。出来后，排队过海关的乘客已经排成了长队。儿子又困又渴，迷蒙着眼睛哭，不管我横着抱，还是竖着抱，都不安静。那个时刻，好像所有人都把视线投向我。
其实，过海关之前，所有人都紧张得只顾得上自己。我一边安慰哭泣的儿子，一边担心过海关不顺利，焦灼不安地向前挪动，虚汗浸透了衣服。等到三个护照都盖了大印，才长舒一口气。
在计划里，这只是短期访学，并非移民“润出去”。
无论投资移民还是读书移民，都需要太多钱，而且牵扯到复杂的家庭安排，是我不敢想象的
。所以，以为这次也像以往那样，学习期满就回国。
无论去哪里，我都带着孩子，像朋友们说的那样，是袋鼠妈妈
。似乎一旦受孕，母性的忧虑就植入我的血液和神经。我舍不得，也不放心离开孩子。
2014年，我获得哈佛大学的尼曼新闻奖学金，为期一年，2岁半的女儿同行。
2018年，获得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的奖学金后，我也带着1岁半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到京都大学访学四个月，研究主题是“亲密关系里的日本妻子”。
日本的项目负责人问，就四个月而已，能否不带孩子，既能简化出国手续，也能专心研究? 我说，如果不能带孩子，我就不去了。
那一年我39岁，陷于中年来临前的慌张，觉得人生似乎就要开始倒计时。这样的想法带来莫名的紧迫感，不是关于人生是否成功，而是日益紧迫地追问自己，目前的人生，真的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吗？
关于那次访学我写了一系列文章。2018年9月25日发表的那篇，开头是这样的：
“我在‘正午故事’做记者，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生活像列车，沿着约定俗成的轨道奔跑。前方应该是目标，可是我心存疑问。某一天，我决定中途跳下来，向另一个方向跑去，思考人生另外的可能性。我不习惯远虑，只能想到第一步，就是离开现在。”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对日本女性心存刻板印象，即“温柔顺从的妻子”。我明白刻板印象的误区，于是很想了解她们真实的生活。特别是在亲密关系里，她们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在角色的面具下，她们的灵魂如何自我言说？
在安静又自律的日本社会很难找到愿意讨论私人生活的采访对象，只有几位女性打开了心门的一条缝。
一位全职妻子说，她很痛苦，不是丈夫不爱她了，而是她不再爱丈夫了。她和丈夫是高中同学，青梅竹马的一对儿。丈夫早出晚归地工作，她辞职在家照顾儿女。为了方便育儿，夫妻分床睡，见面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她觉得丈夫像陌生人一样了。伦理上，她应该爱丈夫，一个兢兢业业养家的男人。可是，她再也爱不起来，又难以说出口。她觉得被困在妻子的角色里了。
另一位80多岁的日本女性，她和妹妹都患了阿尔兹海默症，退休后一起住进了养老院。
我问她，“你在这里过得开心吗？” 她回答，“与其说开心，不如说我别无选择”。她的回答让我至今难忘，并且在心里反复问自己，
“在别无选择之前，我要怎么活？为人妻为人母，我的自己在哪里？”
9岁的时候，妈妈就开始训练我做饭洗衣服。我还太小，需要踩着小板凳才够得到灶台，挥动得起锅铲。
在妈妈的思想里，
女人会做家务，贤惠勤劳，就是好女人。好女人就能当个好妻子，好妻子就必然有个好丈夫，好妻子和好丈夫就等于好的人生
。
我成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那副牌顺利地打了下去，我的父母很宽慰。我和丈夫都是中国社会平稳发展时期的获益者，受过良好的教育，安居乐业，有儿有女，我顺应着社会时钟履行着世俗的角色。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像一辆绿皮火车，到站就停，到点就走，路线是固定的，终点是确定的，我却觉得缺氧，是混沌，是麻木。常常渴望着大风吹来，把橡树叶吹得“哗啦啦”地响，就像舒婷的诗里所写的那样，有风中的“互相致意”。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等着风来。有时候会胡思乱想：既然我自己无力改变，会不会有辆车冲过来，让一场意外成为改变人生的外力？
2018年秋天，我回到哈佛大学参加尼曼基金会80周年庆典暨同班聚会 。一位前财新同事过来会面，在校园里散步聊天时问起我未来的打算。我说，还是想继续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在国内做媒体的挑战越来越大，选题比较单一，工作简单重复。
另外，
我希望孩子们以后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英美的教育太贵，法国和德国的公立大学是免费的，我想先去体验德国或者法国的社会制度。
他说，那就去德国吧，德国是欧洲的中心，经济最强盛。
于是，我开始把视线投向德国。
我梦想过移民吗？谈不上
，投资移民需要很多钱，而且出国后能干什么工作呢？想着都觉得累，所以，就没去做那样的梦。我相信水到渠成和运气。
如果有好时机，就顺势而为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那次散步，我了解到罗伯特.博世基金会
（ Robert Bosch Stiftung ）
的跨国境研究奖学金项目
（Crossingborders Fellowship）
，回北京后就提交了研究申请，题目是“德国老人的爱和欲望”。
德国社会的老龄化严重，其老龄人口比例仅次于日本，但是养老制度却比较先进。我希望采访老人，是因为很想知道，站在人生终点的临界往回看，在一生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被当今社会不屑讨论，甚至忽略的爱和欲望，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2019年8月12日，我和两个孩子来到柏林，搬进了提前租好的公寓。
楼下的信箱里躺着一封信，是附近小学给我女儿寄来的入学通知书。
她在义务教育的年龄，所以无论父母是买房还是租房，她都能就近入学
。后来，我的儿子也进入幼儿园，就在姐姐学校的马路对面。
我花了一个多月才把两个孩子都安顿好，生活慢慢地有了新的节奏。
我们的公寓在一栋百年老房的一层，四层高的单元楼加起来有30多户人家，窗户就对着社区的花园。花园中心的沙池里摆放着儿童玩泥沙的玩具，旁边挂着秋千，沙池左侧是一块足球草坪，右侧是一块更大的草坪。花园的四周则围绕着灌木丛，穿插着苹果树，紫丁香，西梅树，榛子树和栗子树，以及更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
一个5岁多的小女孩常常躺在大树上面，没有玩伴，百无聊赖。我们搬进来没几天，她就和我的两个孩子一起玩了。她不会说英语，我的孩子们不会说德语，虽然是“鸡和鸭讲”，可是玩得很欢乐。后来，更多的邻居孩子加了进来，
放学后一起踢球和抓迷藏，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景象。
8月是盛夏，才30度的气温就让德国邻居们叫苦连连。他们在花园里摆上了充气的大浴盆，用浇花的水管灌满水，孩子们脱得精光，纷纷跳进去；大人们则围着花园中央的石桌聊天喝啤酒。我担心大人中会有猥琐的眼光，给丈夫打电话。他说，我们的孩子还是要穿上裤子，我们中国的文化不一样。于是，场景变得滑稽，只有两个中国孩子穿着内裤在玩水。再过了几天，我发现所有玩水的孩子都穿上了内裤。
傍晚7点，金色的夕阳仍然贪恋着红尘。妈妈们开始从窗户喊各自孩子的名字，要他们回家吃饭。而我是用中文大声喊，“桐桐，辰辰，吃饭啦”。两个孩子玩得满头大汗，饥肠辘辘。一冲进家门就问，“妈妈，好香啊，好饿啊，今晚吃什么？”
我喜欢孩子自由地奔跑，也喜欢那一刻当妈妈的感觉
。
花园的生活，像我儿时的样子，有玩伴，有邻居。2019年底，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领略柏林的风情，国内就爆发了新冠疫情；没多久，德国也有了病例。德国的疫情政策是优先保护老人，所以我中断了对老人的采访。
没料到的是，疫情发生后两个月，“正午故事”就被某新闻公司整体裁员。
在40岁的时候，我突然失业了，而且身在国外
。疫情和失业像一场暴风雨，把我和两个孩子冲上了一个新的岛屿，与我的昨日世界骤然分离。
疫情发生后半年，德国的社交限制放松很多。2020年5月的一天，和另外的一家约好，我骑车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和他们的孩子玩耍。结束后，我们去他们家用洗手间。那对夫妇正在闹离婚，俩人恶言相向，房子很大，却乱糟糟的。
回家后，我坐在餐桌旁边，沉默了很久，心情很低落。那对夫妇在柏林已经5年了，妻子是亚洲人，丈夫是欧洲人，生活仍然过成那个样子。
我——一个失业的中国人，有什么能力过得更好？
女儿关心我，过来询问。我说，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船长，船上有她和弟弟，行驶在迷雾笼罩的大海里。我很迷茫，无法回中国，那里正发生疫情，我有幽闭空间恐惧症，害怕被隔离。21天的隔离，对于她和弟弟来说，也是折磨。而且，她和弟弟的中文已经跟不上国内学校的进度。
如果往前，我又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怎么合法留下来？怎么谋生？
女儿说，妈妈，我们不需要往前，也不需要往后，想一下，
我们还有第三个选择，就是在柏林，就在这里，这里盛开着鲜花，充满阳光。
接着，我说了另一个顾虑。如果留在柏林，就意味着她和弟弟的成长缺乏爸爸的陪伴。我不想他们长大后抱怨我，因为妈妈决定留在柏林，造成他们人生中无法弥补的遗憾。
她说，是的，她很爱爸爸。如果回北京，我们只有爸爸，没有了柏林的生活；如果在柏林，爸爸永远是爸爸，我们仍然有柏林的生活。
于是，我打开了手机，请女儿对着摄像头重新说了一遍。我要留下证据，给长大后的孩子们看。
对于这样的选择，我的丈夫很难过。他说，每次在院子里看到别的父母遛娃，家庭团圆，就难过得哭起来。后来几年的疫情，更是加重了他的孤独和艰难。我远在国外，鞭长莫及；而我在柏林的困境，他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对于这样的境况，我很自责。
另外，也被我妈妈和哥哥责备，好像是我一意孤行，导致夫妻分隔两地，以及孩子们和父亲的分离，也逃避了赡养母亲的义务。
但是，更难以启齿的是我的慌张和自卑，
人生第一次失去了独立的经济来源，要依靠丈夫来保障生活。
而我曾经是拿了一次又一次奖学金的新闻工作者，是拥有独立银行账户，自由支配生活的人。
思绪千条万缕，可是，身在孤岛，只能背水一战。但又并非真的勇士，而是一边搏斗，一边疑虑：
“我可以吗？
万一不可以，耽误了孩子们，怎么办？我可以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吗？万一我有什么意外，孩子怎么办？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没有父亲，怎么办？”
一旦倾向于留下来，马上就面临身份的焦虑。访学签证只有一年，就算以疫情为由延签，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在签证到期之前，我必须找到工作或者申请到大学读书。
在国内工作的15年，从来不觉得雇佣合同很重要，当心情不爽时，就会想”大不了跳槽”。而且，有着工作经验，哪怕暂时失业也不至于慌张。
可是在国外，雇佣合同成了几乎是唯一重要的法律文件，而且有时间紧迫性，涉及到能否再及时延签以及在德国合法居留。
它成了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对自己说，
只要有一份雇佣合同，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
。我急于摆脱在异国他乡的不确定性，太渴望稳定下来了，因为它意味着安全，能让我瞬间冲破那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像很多新移民一样，我是那么焦虑，而那种焦虑是那么容易被人识别。
2020年夏天，在花园吃晚饭时一个邻居坐过来闲聊，我问起他如何在德国找工作。他显得很体恤地说，他会帮助我，一步步地在德国安顿下来。
首先是解决住房问题，毕竟在柏林很难找到长租合同。他买了新房，我可以随后搬进他现在所租的公寓；然后，如果我通过了德语Telc B2的考试，就可以去他所在的公司上班，而且是无期限的工作合同。
他的一番话，听上去像仙人指路一样，轻易地“渡我过河”，到达“安居乐业”的彼岸。
从那以后，我开始上德语课，疫情期间只能线上听课，每天起码有8个小时的上课和复习。很多个夜晚，孩子们入睡后我就在餐桌上写作业，写到深夜就坐着睡着了。
6个月以后，我撑着僵硬酸疼的腰背，一次性过了Telc B2的考试，而通常这最起码需要一年。
那一份无期限的雇佣合同，像诱人的鱼饵抛给了慌不择食的鱼，只要咬上去，就能永久地解决身份的焦虑，我只能竭尽全力。
几个月后，我上岸了，而且办公室就在我家附近，一切都像天公作美，我感慨自己的幸运。
可是，有一天，那个男邻居——也是我的上司之一说，他要带我去做有happy ending 的按摩。作为女性，我感觉到职场上的性骚扰，而那个职场是我很费劲才爬上去的码头。可是，我不想失去自由，就是挺直腰板，无欲则刚的自由。
2008年向《财经》杂志求职时，我经历了一整天的笔试和面试。很多年后，我问当年面试我的副主编张进，我既不学新闻，也完全没有新闻的工作经验，为什么录用了我？他思考了片刻，眯起眼睛，未言先笑，“面试的时候，你不卑不亢，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闻人的重要特质”。
我不知道自己身上是否真的有那样的特质， 既然张进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而我的后半生无论如何也都要不卑不亢，才对得起他。
入职两个月后，还没过试用期，
我收到了柏林工业大学的offer，是为期一年的欧盟能源法和国际能源法专业的MBL项目
。气候保护是德国社会的重要议题，已经融入了大众的生活方式。
我当时想，也许学完欧盟能源法就能找到工作。尽管仍然是未知数，
我仍然决定辞职，再次把自己扔进巨大的不确定性里。
拿到大学通知书后，我和幼儿园的园长及老师谈了读书及育儿的冲突，请求得到帮助。两位女士当即表示会全力支持，并且鼓励说，“你做得到的，女性也可以很强大。”
我填了一张表格，向政府申请将两个孩子的托管从下午4点半延长到6点，以及将上学的时间从8点提前到7点。我把政府福利券交给了幼儿园和学校，它们将据此得到政府额外的财政支付。
在柏林，幼儿园和1到3年级的课后托管是免费的；从4年级以后，根据家庭收入，家长需要支付小部分的费用。
这意味着，
从早晨7点到下午6点，
整个白天是政府育儿，无论学费还是午餐都是免费。
另外，
无论移民还是德国公民，每个孩子在18岁前每个月都可以得到250欧元的儿童津贴，可以覆盖基本的生活需求。
托管班（Hort）是德国政府提供的托管服务，包括照护和免费的兴趣班。政府网站上解释了政策的初衷：“学生按需得到不同的照料。目标是让学校成为学习和生活的地方”。孩子的生活权利，被德国立法者开门见山地明确下来，它保障了我在柏林兼顾照料儿女和读研的可能性。
在德国幼儿园
我骑着自行车在火车站和孩子们的学校之间疾驰。那是一辆很老旧的二手自行车，暗红色的油漆都掉得有点斑驳了，相对于我的身高，它显得太高太笨重。坐上车之后，哪怕把座椅调到最低，我的腿都不能着地。我不会开车，打出租车又太贵，坐公交车也很贵。最初的三年中，在这个异国他乡，那辆有儿童座椅的老车是我忠诚的“战马”。
读书那年，早晨7点多就要把儿子放进后座送往幼儿园，8岁多的女儿骑车跟在身旁。把孩子们送好，我急急忙忙地骑车赶到火车站，把自行车锁在附近，再乘火车到柏林工业大学上课。
全天的硕士课程从早上9点持续到下午5点，我总是在放学时第一个冲出教室，小跑着去赶火车，再骑车去接孩子们放学。儿子很多次哭着责备我，因为妈妈总是让他成为幼儿园里最后回家的孩子。
我承诺他，如果妈妈不用上课，不用写作业，他一定会是第一个被接走的孩子。可是，那样的情景确实很少发生，
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写一篇论文或者参加考试，每次的成绩又会影响到是否有资格写毕业论文。
我很想在孩子不在家的时候专注学习，但事实上也很难实现。毕竟还要买菜，做饭，洗衣服，拖地，搞卫生，回复孩子学校的邮件，带孩子们去各种医生的预约，参加他们朋友的生日party, 生活被撕得七零八碎。
到了冬天，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从10月到来年5月，柏林的下午四点天就黑了，大部分都是昏暗寒冷的阴雨天，日复一日，漫长得挑战人类的耐心。雨天路滑骑车，每年冬天，我都会马仰人翻几次。幸好，儿童座椅上有安全带，儿子戴了头盔，就算倒挂金钩，也不至于受伤。在我的自行车后座，儿子从两岁半长到了五岁。
读书——毕业后找工作——申请工作签证，
这是我的三部曲计划。
2021年底，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完成硕士论文，却恰逢德国新一波新冠疫情来袭。我和儿子都再次感染，在全身疼痛、咳嗽发烧一个多星期后，我申请了论文延期。等到重新启笔时，又感染了流感；流感病愈后，就到了学校的秋季假期。孩子们无学可上，我需要一天三顿地做饭和陪伴。毫无意外，我的论文没通过，需要重写。
没有拿到德国学位，找工作就更难了。
我只好延签学生的签证
。延签的时候，外国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随意说了一句，“这是最后一次了”。尽管我知道，按照法律，那是吓人的废话。那个人可能只是心情不好，说了一句无心的话，却足以让我惶恐。
身份焦虑就像悬在头顶上的一把利剑，时刻担心它会掉下来。我很着急地去解决它，无法忍受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里。于是，焦虑成疾导致了身体的虚弱，而我却不自知。
早上，总是急急忙忙地给孩子做早餐然后赶去学校，而我自己却来不及吃东西，甚至没喝上一杯水。
2022年5月的某一天，送完孩子们去上学，我在学校门口感到天旋地转。身边的朋友帮我叫了救护车，我平躺在人行道上，看着蓝天上漂浮的白云，像被撕开的稀薄的棉球。救护车来了，两个强壮的工作人员把我扶进轮椅，升上救护车。
那一刻，我的情绪无比放松，笑呵呵地对他们说，如果我的丈夫是个医生多好啊。他们很疑惑地问为什么? 我回答，“我会觉得很安全。”
叫救护车的经历让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失去了对身体的自信
。害怕一个人做任何事情，害怕陌生的环境，不敢独自去拥挤的火车站，不敢独自坐地铁，甚至去超市买菜的时候，也怕一个人在超市晕倒，因为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帮助我的成年的熟人。
可是，以前在国内做记者时，我习惯独自采访，无论多么偏远；在过去十年，我也是一个人带着孩子横渡地球。没想到，来德国后，变成一个畏惧出门的病人。
后来，我去看心理医生。我问他，在咨询期间我可以从书包里拿一片面包吃吗? 叫救护车的经历使我害怕饥饿，担心血糖太低，所以书包里随时放着面包和巧克力。
心理医生告诉我，世界上有很多人对事物有依赖，相比于酒瘾和毒瘾，我对面包的依赖简直不值一提。只要能让自己放松和觉得安全，就随便吃面包，想吃就吃。但是，如果所担心的事情没发生，就要记得给自己买一个冰淇淋，这是鼓励和提醒自己，担心只是担心，不是事实。
最后，当我们谈到对陌生的恐惧，心理医生问我，万一我又在大街上晕倒，难道只有熟人才会施予援手吗？我想了想，回答他，不是。
The days are long but the years are sh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