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738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695篇原创文章。
中国经济疫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普遍认为政策端会像以前那样实施货币、财政大宽松,就像2009年面对次贷危机造成的需求塌缩推出“四万亿”,2015年面对周期性衰退推出棚改(差不多五万亿)。但是预期一再落空,政策层
保持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定力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语境中,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克制。
实际上,政策端并非不努力,而是
面临多重困境
,有自己的苦衷。对货币政策来说,
内部困境
是在房地产和地方基建熄火后,
缺乏利率和货币敏感型的行业
,导致宽松所取得的效果极为有限。我们都知道,
货币政策要取得理想的效果,需要有对利率和杠杆比较敏感的行业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
,这样降息、放水等宽松政策才会取得显著的效果。但是“三条红线”和地方债务大治理以后,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就消失了,因为降息无法明显改善其它行业的成本和需求,
即使降到0,也不过是流动性陷阱
。另外又不能像美国、日本等金融成熟国家那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通过股票等风险资产价格的上涨来创造财富效应以改善人们的预期。因此我们看到,最近两年来央行也在不断的降准降息,但是经济仍然没有明显摆脱需求收缩的困扰。
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货币政策宽松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有效渠道……
【详文歉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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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央妈的苦衷——最应该宽松的,不应该是货币
》原文因恶意举报而被删除无法阅读。但我们理解并尊重每一位西京研究院读者对于高质量内容的追求。为了提供一个更加专注和纯粹的阅读环境,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加入我们的研传会平台。在这里,您可以享受到以下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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