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经济真相

3月9日，美韩宣布，特朗普与金正恩将于今年5月前会晤，一时震动世界舆论；美朝韩三方可能是看中这个时间段中国正在“两会”，俄罗斯正在总统竞选，不能集中全部精力料理半岛事务，但此举对我而言并不意外，我也并不认为他们这次就一定能够谈成。

在《香港传真》2011-2（2011-1-7）刊发的《密切关注朝鲜经济复兴的机会》一文中，我已经明确写道：

“尽管美国政府和主流舆论每天对朝鲜恶语相向，但这些并不表明美国企业就不会探索门路打开朝鲜市场，不表明美国政府就不会试探与朝鲜改善关系。实际上，从美国前总统卡特1994年、2010年两度访朝，到2010年3月天安号事件发生后美国一些专家试图访问朝鲜，美国内部始终存在一股势力主张与朝鲜开展接触、交流而不是对峙，朝鲜也一直对西方游客开放，某些做法还显得相当‘体贴’。……”

至迟在2012年的文章《论朝鲜变局及经贸契机与风险》（《战略与风险管理》2012-11）中，我已经提出，朝鲜核武器策略目的是“拥核谋和”，在2013年2月17日《环球时报》刊发的《朝鲜想“拥核谋和”，得见好就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个看法。

所以，这次美朝双方宣布元首会晤，我并不感到意外；我对双方目的企图都不抱幻想，对双方与中国利益的重叠、冲突之处都不抱幻想而持冷静态度，对他们谈成的概率、谈成之后可能的走向也抱有冷静看法。我们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数年来一直在公开主张美朝对话，有些人不必大叫大嚷一副“中必输”的架势。

一、微观迹象折射朝鲜经济复兴

街头时尚？朝鲜？——是的，尽管世人普遍难以将朝鲜这个国家与街头时尚挂钩，因为苏联东欧剧变之后朝鲜曾蒙受了毁灭性的经济危机乃至饥荒，但经历了十余年勒紧裤带的“苦难行军”，时至今日，外部观察者已经可以直观地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看到不少迹象，表明朝鲜居民生活基本需求得到保障且明显改善，近三年多以来国内外媒体上甚至出现了不少关于朝鲜街头普通居民追赶时尚的报道。中国这样的友邦媒体报道自不待言，就是视朝鲜为头号敌人、惯于制造荒诞不经朝鲜负面消息的韩国媒体，这方面报道也比比皆是。2012年10月3日至10日，韩国《中央日报》洛杉矶分社记者李元英访问了朝鲜的平壤和地方城市，这是2010年3月天安舰事件后韩国媒体记者首次访朝，她的报道中就写道，同行中来过朝鲜的人都说，朝鲜女性的服式变化太大了，虽然几乎没有女性穿着露小腿的短裙，但挎包、衣服都利落整洁，养眼的女性比比皆是。年轻漂亮、衣着时尚优雅的朝鲜“第一夫人”李雪主第一次出镜，就让千百万外国读者观众们眼前一亮，其实她的衣着品位就是建立在朝鲜街头时尚之风兴起的基础上，又反过来引导了朝鲜街头时尚的升级。

民以食为天，饥寒交迫者不会有心思去追逐衣着时尚；街头时尚兴起，从侧面表明朝鲜粮食问题即使尚未彻底解决，至少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善，须知 这是一个保留了较多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特点、奉行平均主义的国家。 2010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访问朝鲜首都平壤，就并未看到某些韩国人大肆渲染的营养不良问题的明显迹象。享受下馆子乐趣的朝鲜人也越来越多，不仅传统朝鲜餐馆人流不断上升，近两年来平壤还开始出现了西式咖啡厅，到过平壤的各国旅游者和观察家们普遍注意到了这一点。一些餐厅和机关单位开始安装咖啡机，参加活动和采访时，朝鲜人端上来的不再是本国传统的人参茶或大麦茶，而是咖啡。咖啡流行，不仅表明朝鲜居民饮食和营养水平提高，还表明朝鲜国际收支和对外资产状况已经大为改善（后文将解释这个问题）。

更能体现朝鲜经济状况显著改善的迹象是城市建设，平壤城建规模尤为庞大： 2011年底，光复购物中心、普通江百货等大型商场陆续建成营业；2012年，平壤建设2.5万套住宅，免费分配给平壤居民居住，并相继建成营业了包括滑冰场、保龄球馆、餐饮中心等在内的商业服务综合体，以及大型游乐场、高档洗浴中心等等，金正日和金正恩都数次视察了新建游乐场地、高档洗浴中心，强调要做好服务，满足人民群众需求；连高达105层、停工近20年的柳京饭店也已经复工，计划2013年夏季正式开业，国际知名的酒店管理公司凯宾斯基集团已经拿下该酒店经营管理权，正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平壤城建施工规模之大，以至于外国观察者感觉这座城市到处都在施工；由于新高层建筑较多，且灯光夜景明亮，中国访客普遍将平壤市中心仓田大街等地喻为上海浦东、北京国贸。而且，朝鲜基本建设提速现象并没有局限于平壤、新义州等少数城市，而是出现在很多城市。《环球时报》记者2012年11月从平壤至新义州途中就发现，所经过的城市主要道路都在铺设或已经铺设了水泥道路，路上不时能看见大货车往来，这是以前比较少见的。鉴于朝鲜是一个高度平均主义的国家，既然出现了相当大面积的追赶时尚现象，建设使用了这么多消费和游乐场所，那么，可以判断，这个国家经济已经走出了最困难阶段，即使还没有完全步入快速增长轨道，至少也应该是接近经济复兴起点了。

同时，曾经昏暗多年的平壤等城市夜景明亮起来，朝鲜近两年能够建设一批耗电甚多的商业服务和游乐设施，表明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制约朝鲜的能源电力瓶颈已经大大缓解；加上从中国输入的电力，朝鲜电力供应状况可望继续先行大幅度改善，交通、制造业等各行各业也因能源电力工业率先复兴而初步具备了复兴的条件。

二、中朝贸易透露朝鲜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天机

当然，仅仅凭借这些微观迹象和个别案例，还不足以判断一个两千多万人口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麻烦是我们在判断朝鲜经济走势时还不能如同对其它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国家那样直接援引系统的统计数据，毕竟朝鲜至今仍然面临重重封锁和强大军事压力，难以如同和平环境国家那样无所顾忌全面公开统计信息，统计体系不同也令外界缺乏可比的朝鲜经济统计数据。因此，我们这类旁观者尚难直接得知朝鲜宏观经济走势的具体情况，一个好办法是从对外贸易侧面推断经济运行状况。

一般说来，一国经济增长提速也意味着进口提速，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因为此时该国对进口技术装备、原料、能源的需求都会增多；而在困难时期，由于国际支付手段短缺，一国会尽可能压缩进口，抛售黄金储备，万不得已之时还会被迫倒账，如同我国1981年1月公开宣布无力执行1978年已签约的一批大型成套设备引进项目那样，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在国际市场信用蒙受重创。中国是朝鲜最大、最可靠、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韩国银行专门研究员崔志英8月30日发布的《近日朝鲜对外经济政策变化》报告称，对华贸易占朝鲜贸易总额比重已从2000年的20%提高到2011年的89%，因此，中朝贸易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代表朝鲜对外贸易总体形势。考察中朝贸易，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可以发现，2002—2012年间，中朝贸易额和中国对朝鲜出口（即朝鲜从中国进口）增速高于我国贸易总额和出口总额增速。2002—201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从6207.66亿美元上升至36418.64亿美元，增长487%，同期中朝贸易额从7.3851亿美元上升至56.3940亿美元，增长664%；中国出口总额从3255.96亿美元上升至18983.81亿美元，增长483%，同期中国对朝出口从4.6771亿美元上升至31.6476亿美元，增长577%。

特别是2007年以来，中国对朝鲜出口（即朝鲜从中国进口）和从朝鲜进口增长数次均快于全球贸易额增幅，在2009年的全球危机时期，降幅也小于中国外贸和全球贸易总额降幅， 根据这些迹象，可以判断朝鲜经济正在提速：

2007年，中国对朝出口增长13.0%，进口增长24.7%；

2008年，中国对朝出口增长46.0%（当年中国出口总额增长17.2%），进口增长30.2%（当年中国进口总额增长18.5%）；

2009年，中国对朝出口下降7.1%（当年中国出口总额下降16.0%），进口增长4.3%（当年中国进口总额下降11.2%）；

2010年，中国对朝出口增长20.8%（当年中国出口总额增长31.3%），进口增长50.6%（当年中国进口总额增长38.8%）；

2011年，中国对朝出口增长39.0%（当年中国出口总额增长20.3%），进口增长107.2%（当年中国进口总额增长24.9%）；

在中国对外贸易漫天阴霾的今年，对朝鲜贸易依然保持着两位数增幅。1—7月，中国对朝出口增长18.3%（同期中国出口总额增长7.8%），进口增长15.6%（同期中国进口总额增长6.4%）。

注释： ①在《海关统计》中“进出口商品贸易方式总值表”上，援助和捐赠表现在以下两个项目：“国家间、国际组织无偿援助和赠送的物资”，以及“其他捐赠物资”，其中后者截至2007年为“其他境外捐赠物资”项目，且进口为零。这两个项目下的出口即一国对外援助和捐赠，进口即接受外部援助和捐赠。本表中“当年援助出口总额”即上述两项目之和，“假设对朝出口额”指的是在假设当年我国对外援助出口全部是援助朝鲜的极端情况下，从出口总额中剔除援助额后的中国对朝正常贸易出口额。

②本表计算四舍五入。

资料来源：《海关统计》，有关历年。

在某些政府管理废弛、地下经济份额巨大的国家，走私可以发展到极其巨大的规模，以至于官方贸易数据丧失反映真实贸易状况的功能 。但显然中国和朝鲜均不在此列，两国之间的走私贸易尽管存在，但还不至于发展到显著影响官方贸易数据准确性的程度。

在理论上，大规模援助和捐赠会扭曲贸易数据反映一国宏观经济走势的能力，因为如果进口猛增不过是因为经济困难而接受了更多的援助和捐赠的话，那么这种进口猛增就不是经济增长提速的反映，而是相反。根据《海关统计》，我国无偿援助和捐赠总额相当小，今年1—7月无偿援助和捐赠物资出口合计3.3304亿美元，对朝鲜的援助和捐赠又是其中一部分，还不至于根本扭曲中朝贸易数据，根据朝鲜从中国进口判断其国内自主需求和宏观经济走势的方法大体上还是可靠的。如表1所示，假如将2002年以来每年中国对外援助、捐赠出口全部算到朝鲜名下，即使在这种假设的极端情况下，以下结论依然成立：2007年以来中国对朝鲜出口增长快于全球贸易额增幅，在2009年的全球危机时期，降幅也小于中国外贸和全球贸易总额降幅。

当然，一国进口高增长也有可能超越该国对外偿付能力，埋下外债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祸根，朝鲜是否属于这种情况？ 在这里，鉴于朝鲜兴起了咖啡消费热潮，我们可以推断，尽管朝鲜货物贸易进口增长较快（换言之即对外支付增长较快），且2000年以来对华贸易始终是逆差，但该国整个国际收支压力正趋向减小，储备资产趋向增长，对外支付能力增强。为什么？因为咖啡并非生活必需品，亦非朝鲜传统饮料，更不是朝鲜国内所产；在国内经济困难、国际收支濒临危机之际，政府必然希望压缩咖啡这类非必需消费品进口，力保技术设备和能源等进口，如同1980年代后期匈牙利等深陷债务危机的东欧国家政府试图压缩咖啡进口一样。在一个政府对外贸管制松弛的国家，即使政府努力压缩，这类非必需消费品进口也完全有可能在国际收支危机时保持不变，甚至有所增长；而在朝鲜这样一个政府强力控制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国家，又奉行平均主义，假如政府因国际收支压力而决定严厉压缩咖啡这类非必需品进口，其效果必定相当显著。既然现在朝鲜国内咖啡消费显著增长，甚至在很多场合开始取代人参茶、大麦茶这类本国出产的传统饮品，那必然是因为该国国际收支改善，储备资产增多，对外支付能力增强，政府对国际收支危机的忧虑减轻，从而放松了对咖啡这类非必需品的进口限制。

由于朝鲜外汇收入已经不止传统货物贸易出口一条途径，而是开辟了多条渠道：对中国和俄罗斯劳务输出；吸引中国等国直接投资；在海外开设朝鲜餐馆；……我们不必对朝鲜国际收支改善、储备资产增多感到过分意外。

三、开辟朝鲜新市场

开辟新市场——在经济学大师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笔下，这是“创新”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实践中，这又从来就是高收益的源泉，无论是改革开放早期进入大陆的港商，还是苏联东欧剧变后最早闯荡俄罗斯的中国“倒爷”，他们的经历莫不说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制造”已经覆盖几乎整个地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寄希望于引进中国投资之际，我们的邻邦朝鲜是否会成为一个潜力较强而尚待开发的新市场？

我们已经看到了金正恩接替最高权力以来这个国家在政策取向、机构设置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上任伊始便提出要建设经济强国、让人民富裕，在朝鲜党和政府最高会议上指示将发展经济列为头号目标，一再公开强调发展经济，6月更提出确立“朝鲜式新经济管理体制”；朝鲜高级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等场合一再强调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越来越多的人们判定朝鲜正在走向优先发展经济、改革开放的道路，而朝鲜的这一转变又是建立在外部安全环境改善、组织基础和人才储备、基础产业等方面条件之上的。特别是根据微观、宏观两个层次多方面迹象侧面推断，我们可以判定，就总体而言，朝鲜已经走出了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经济复兴在望，正在为这个国家启动全面经济建设创造良好条件，也在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创造越来越多的机遇。

“立足本国，放眼世界” ——金正日2009年在金日成大学讲话中提出的这条标语目前在朝鲜已经随处可见，而在朝鲜的经济复兴和可望来临的开放经济发展浪潮中，中国企业不仅有近水楼台之便，不仅有中朝两国政治关系的支持，更拥有其它国家企业所不可企及的对朝经贸基础。因为我国是朝鲜最大、最可靠、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上文所述，对华贸易占朝鲜贸易总额比重2011年已达89%，鸭绿江界河大桥等一批双边合作重大基础设施正在加紧建设，中朝合作开发的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罗先经济贸易区等开发区也已经全面步入实质性阶段，朝方在去年就完成了相关立法工作，双方共同编制完成了有关规划纲要，推动机制建设、人才培训、详细规划编制、法律法规制定、通关便利化、通信、农业合作以及具体项目建设都取得了新进展，成立了罗先经济贸易区管理委员会和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尤为直观而突出的是，中国企业在朝鲜可以享受到直接使用本币人民币、免于货币兑换成本及汇率风险的好处。在中朝边境贸易中，朝鲜边民和商人使用人民币早已相当广泛；即使在朝鲜内地市场，大额交易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使用人民币结算。面对这一现实和人民币国际化进展的前景，朝鲜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人民币在其国内一定范围内流通，在2012年9月26日的经济区投资说明会上，中朝两国有关管理部门宣布罗先经济贸易区和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可以流通人民币。

就总体而言，我们如能早日介入朝鲜经济复兴，虽然要承担较多不确定性，但可望得到较多机会，否则就会噬脐莫及了。不仅东北地方企业，一批全国知名企业也已经将眼光投向朝鲜市场，海尔为开拓朝鲜市场而设计生产了带有朝文标识的洗衣机，比亚迪汽车是朝鲜目前为数不多较受欢迎的外国品牌汽车，该公司在平壤建立了自己的售后服务店，免费向朝鲜顾客提供汽车保养和更换三滤；……其他中国投资者将如何积极稳妥抓住这一契机呢？

（初稿2012.11.15，修订2012.11.26，仅代表个人意见）

2月12日，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也是金正恩执政以来第一次核试验，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由于时值春节假期，加之担心边境地区遭受核辐射损害，中国社会对此举抨击声浪高涨，实属理所当然。然而，中日韩俄四个邻国在各自国内检测结果均未发现核爆炸辐射泄露，地理方位和风向更决定了此次核试验即使发生泄漏也不会波及中国，中国社会对此次核试验的最紧迫忧虑当可消除。进一步在更大背景上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朝鲜“拥核”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拥核”本身，更不是企图藉此征服世界，而是“谋和”，是希望藉此赢得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外部安全环境。

一、“安全优先”是严酷国际环境下的不得已抉择

本来，根据正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发展的方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从“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即相对欠发达国家甚至是非常落后的国家打开突破口，对经济发展、赶超发达国家的期望更为殷切，以至于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如此断言：“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资本主义以外的阶段，而是对它的替代——一种没有分享工业革命的国家能够效仿工业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不同的竞争规则下取得迅速积累的手段”。然而，置身严酷的现实国际环境，从苏联、中国到朝鲜，后发社会主义国家是否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推行何种经济发展战略，并不完全取决于当事国自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所面临的外部安全环境。因为作为守成霸权，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将后发社会主义国家视为对其霸权的最大挑战，对其实施了全方位的经济封锁，乃至直接武力干涉，苏联、中国和朝鲜都曾对此深感切肤之痛。美国对华全面贸易禁运始于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之时，直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方才取消，当初中央情报局指挥台湾当局海军抢劫海峡过往船只的指挥站就设在离福州仅30公里的白犬岛，直到1958年解放军取得了一系列海空战斗胜利后才不得不撤出。四面受敌的严峻安全威胁，迫使后发社会主义国家在立国之初和特殊时期不得不首先集中精力谋求生存，包括优先发展军备和重工业；直到外部安全和政权生存问题初步得到解决，才有条件将更多精力转向发展民生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胜利，没有钱学森、邓稼先、于敏等两弹一星元勋的伟大贡献，中国就不可能有条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可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以平等地位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从这个角度观察朝鲜，在法律意义上，1953年以来朝鲜半岛的状态并非和平，而仅仅是停战， 朝鲜与美国、韩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并未解除，韩国“胜共统一”、依靠美国支持颠覆、吞并朝鲜的图谋始终没有消除，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和韩国颠覆朝鲜政权的压力更是陡然高涨，朝鲜之所以推行先军政治，关键就在于这里。卡扎菲接受西方要求放弃核开发计划，结果数年后就在内战中遭受西方狂轰滥炸而无招架之功，最终惨死，更进一步坚定了朝鲜领导层的上述决心。包括笔者在内，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喜欢看到邻国开发核武器；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先军政治、航天技术和核开发本身并不是朝鲜决策者的目的，而是借以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放弃武力颠覆和吞并、转而同朝鲜开展正常和平互利经济政治交往的手段。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在外部军事政治安全保障提高之后，朝鲜党和政府工作重心必然逐渐转向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尽管这个渐进过程会一波三折。

二、经济“变革”显露朝鲜“拥核谋和”策略端倪

事实上，自从金正恩接替最高权力以来，过去一年里已经陆续传来一系列朝鲜国内政策取向、机构设置、建设方向等发生变化的消息，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东北亚区域内各国对此尤为重视：

金正恩上台伊始就提出要建设经济强国、让人民富裕，在朝鲜党和政府最高会议上指示将发展经济列为头号目标，一再公开强调发展经济，2012年6月更提出确立“朝鲜式新经济管理体制”。 2013年1月1日，金正恩发表新年致辞，为金日成逝世以来19年间朝鲜领导人首次发表新年致辞，他在致辞中以“创新”“变革”和“大转折”寄语2013年，说“最重要任务”是建设经济，包括提高生产和改善民众生活，“让我们以征服太空所展现的精神和勇气，在建设经济巨人方面带来大转折。”

朝鲜高级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等场合一再强调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在2012年10月1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朝鲜副外相朴吉渊发言说：“我们亲爱的可敬元帅金正恩下定决心，要让克服了重重困难的朝鲜人民在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过上心满意足的幸福生活。朝鲜人民满怀信任地跟随亲爱的可敬元帅金正恩，一心一意地团结在他周围，以对未来的饱满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走向最后的胜利。”

传闻朝鲜农业管理体制正在酝酿和实施改革；

外媒报道朝鲜领导层2012年废除了掌管海外朝鲜餐厅、饭店和外汇商店等流通服务企业以筹措外汇收入的秘密资金管理组织“朝鲜劳动党38号室”，将经济管理权力集中到内阁；

金正恩与外国大使等外宾会面的次数比金正日大大增多，范围大大扩大；

……连金正恩夫人李雪主的频频亮相，也令许多人为之耳目一新。

综合各方面因素判断，朝鲜应该确实是在试图从原来的“先军政治”转向集中精力优先发展经济，并积极探索更大范围引进市场机制，推行改革开放，尽管朝鲜国内并不使用“改革”这个词汇，而是使用“变革”、“革新”。之所以如此判断，关键原因并不是金正恩本人有在瑞士留学经历等等个人因素，而是朝鲜在外部安全环境、组织基础和人才储备、基础产业等方面具备了推行如此转变的条件，其中首要的原因就是核弹和导弹技术开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朝鲜领导层保障政权安全的底气强了许多。这次核试验，连同去年12月12日成功发射“银河三号”远程火箭，将“光明星三号”二期卫星送入轨道，其根本目标都是“谋和”，希望美国、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眼见朝鲜政权不易颠覆而与之实现关系正常化，同时收获在国内提高金正恩威望、吸引韩国民族主义者支持等附加成果。在被视为“新年执政方针”的2013年元旦致辞中，当金正恩提出“创新”“变革”和“大转折”时，他心目中所指，恐怕就是通过“拥核”实现与美日西方国家关系的大转折，进而全面开启经济建设。

实际上，将先军政治、航天技术和核开发视为摆脱美国武力威胁的工具，目的是藉此为集中精力开展经济建设创造条件，这种认识在朝鲜干部群体中相当普遍，从基层到高层皆然。2012年10月3日至10日，韩国《中央日报》洛杉矶分社记者李元英访问了朝鲜的平壤和地方城市，自2010年3月发生天安舰事件、韩国政府当年5月24日宣布“限制对朝交流措施”后，这是韩国媒体记者首次访朝。10月3日在平壤举行的晚宴上，朝鲜干部们一方面并不讳言“众所周知，祖国非常困难。即使生产了很多好东西也没地方卖”；另一方面表示“正是实行了先军政治，我们才有了核武器，才摆脱了对战争的恐怖（美国的侵略）”， “现在我们可以大力发展经济了。” 而在2012年10月1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朝鲜副外相朴吉渊一方面称朝鲜的核“威慑”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强有力武器”，一方面强调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而且，即使是在“苦难行军”最艰苦的时期，朝鲜也不曾忘记提出各种经济建设和民生目标，如“住瓦房、穿绸缎、吃米饭、喝肉汤”之类；近几年朝鲜已经在经济体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且表现出了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意愿，2009年以来尤为显著。如金正日2009年12月视察罗先市后表示“应以进攻的态度开展对外活动，继续拓展对外市场领域”，随后，罗先特区开放步伐明显提速，且升级为特别市。

三、朝鲜“拥核谋和”策略成败关键何在？

朝鲜领导层的“拥核谋和”策略本身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实施结果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握好分寸与转折时机。须知小国和大国对同一策略的承受能力并不相同，并相应决定了小国和大国在实施同一策略时回旋空间存在明显差距。“拥核”初衷的合理性并不能掩盖其副作用与高额成本，除了经济成本之外，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损害朝鲜与其最重要支持者——中国之间的关系。因为“拥核谋和”策略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与风波必然会干扰中国已经获得、并且极为珍视的和平发展环境，中国决策层和公众对核泄漏的担忧天经地义，朝鲜核与火箭技术的进展也必然会使中方担忧其未来在意外变故下可能成为对付中国的武器。中国固然需要在朝鲜半岛拥有一个毗邻的友邦，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相对实力明显上升，中国新领导核心个性更为强势，这些因素也会降低中国决策层和公众对别国“任性”行为的容忍度，对友邦并不例外；中国决策层和公众可以理解邻国寻求合理安全保障的动机，但也需要邻国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明辨利害、举止有度的友邦。朝鲜决策者对此如果没有充分的认识，把握不好分寸与转折时机，必然会付出可观的代价。

有鉴于此，在成功发射银河三号火箭和完成第三次核试验之后，朝鲜决策者走到了岔路口：一条路是继续投入过多资源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条路是见好就收，巩固与中俄传统关系，利用已经取得的政治军事资本，通过政治手段实现与美日关系正常化，争取早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显然，前者偏离了“拥核谋和”策略的初衷，是自取灭亡之道；后者才符合“拥核谋和”的目标，而且具备现实可行性。

从安全环境来看，朝鲜已经初步具备了集中精力优先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外部安全条件。 毕竟，中国基本上已经平稳完成权力过渡，朝鲜对俄战略盟友关系也已经进一步理顺和巩固，对西方立场强硬的普京以明显优势再次出任俄罗斯总统，并可望连续执政12年；美国、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眼见朝鲜政权不易颠覆，且担心韩国坐大后跋扈难制，数年来已经逐步调整了半岛政策，明里暗里越来越不支持韩国吞并朝鲜、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图谋。

从组织基础和人才储备来看，经过10余年的摸索和向中国派遣学生、干部进修学习，朝鲜已经初步拥有了一批具备市场经济运作知识（哪怕是还相当初级）的人才，朝鲜还在更大规模地派遣学生、干部到中国等国家学习、进修、考察，为金正恩推行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路线创造了人才条件。

与此同时，经过多年艰苦奋斗，朝鲜经济熬过了苏联东欧剧变的毁灭性冲击，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领域初步具备了经济复兴的基础，这一点在能源领域尤为突出。须知苏联东欧剧变对朝鲜经济的最大冲击便是使得朝鲜丧失了不花费西方硬通货便可低价从苏联进口燃料和电力设备的机会，本来在1970年代已经高度机械化的朝鲜农业顿时全面瘫痪，发电量也锐减。朝鲜电力工业产能在1976年已经达到330亿度，发电量1975年已经达到281亿度，1989年达到292亿度的历史最高纪录，此后便连续下降十年之久，有的报道称1998年朝鲜发电量只有170亿度。 在能源瓶颈扼制之下，电气化水平曾经远远领先中国的朝鲜经济猝然深陷困境：

朝鲜新义州至平壤铁路干线早在1964年就实现了电气化，而中国东北直到2000年还没有电气化铁路；1978年底中国人口9.6259亿，当年发电量2566亿度，人均266.6度；而朝鲜1970年人均发电量已达1184度，达到当时的初等发达国家水平；但1990年代以来，停电成为朝鲜多年的常态，许多偏远地区每天只能供电1小时左右。更糟糕的是朝鲜供电质量大大恶化，由于电压不稳定，电机难以转动，精密的电子设备常常被烧掉，不少现代工厂因此沦为手工作坊，火车也时停时开。在2002年以来的初级产品牛市中，国际市场上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行情一路高涨，朝鲜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然而，依托价廉物美的中国电力设备，通过近年的大力发展水电，朝鲜熙川、金野江、礼成江、渔浪川、白头山青年、元山青年、金津江青年等一系列水电站已经全面施工建设或陆续投产，加上将燃油电站改为燃煤电站，朝鲜能源电力工业已经率先恢复了元气。近两年外国来访者能够看到平壤等城市夜景明亮起来，平壤等城市能够建设一批耗电甚多的商业服务和游乐设施，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加上从中国输入的电力，朝鲜电力供应状况已经大大改善，并可望继续先行大幅度改善，朝鲜交通、制造业等各行各业也因能源电力工业率先复兴而初步具备了复兴的条件。

四、国际社会应理性应对朝鲜安全忧虑

有鉴于此，中国和其它国家既要适度施加压力，防止朝鲜滑向错误方向；更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化解朝鲜对其安全环境的忧虑，让朝鲜看到转向经济建设的可行性与利益。特别是美韩两国某些势力不应采取过度激化矛盾、令局势复杂化的行为，美、韩、日三国必须明确认识并接受一项基本原则，即无论朝鲜国内局势如何演变，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同二战结果一样不容更改。韩国官方和社会某些势力对延边乃至中国东北整个东半部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提出领土要求，不仅在亚洲冬季运动会这样的国际场合公然挑衅中国观众，还在2011年8月16日悍然宣布成立所谓“间岛临时政府”；近年来美韩两国密集军演；高调部署射程1500公里的玄武-3C远程巡航导弹（覆盖中国京沪等数十个大城市）；李明博提议开征“统一税”；2010年8月16日至26日，美韩联合军演首次加入假设韩国统一部官员接管平壤政权内容；今年10月7日，韩国政府宣布美国同意修改《韩美导弹协议》，将韩国弹道导弹射程从300公里延伸至800公里，同时将300公里射程导弹弹头重量上限从500公斤提高到2吨；……这样的做法，不应继续出现了，希望即将执掌韩国政权的朴槿惠政府能善用与中国和朝鲜的交往资源优势，制定实施更合理可行的对华对朝政策。

（初稿2013.1.6，修订2013.2.15，仅代表个人意见）

一、对朝经贸：战略价值远超一时贸易额比重

作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对朝经贸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甚低，远远不能与韩国相比。2011年，我国对外贸易36421亿美元，其中对朝贸易56.4亿美元，占0.15%；对韩贸易2456亿美元，占6.7%。2012年，我国对外贸易38668亿美元，其中对朝贸易60.3亿美元，占0.16%，对韩贸易2563亿美元，占6.6%。然而，仅仅根据贸易额及其占比来衡量对朝经贸的重要性是错误的，因为现实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并不仅仅包括经济关系一个方面的内容，单纯注重一时的贸易数据必然误导。

即使不谈身为周朝诸侯的箕子朝鲜侯国，即使不谈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四郡，至迟从隋唐以来，半岛局势就开始纳入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地缘政治基本原理和千百年来的历史教训无时不在告诫中国人，中国必须在朝鲜半岛拥有一个毗邻友邦。韩国官方和社会某些势力对延边乃至中国东北整个东半部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提出领土要求，韩国女运动员在长春举行的亚洲冬季运动会上公然挑衅中国观众，并因此在归国后被视为“英雄”而备受追捧，表明此种建立在捏造和歪曲基础之上的历史观和领土野心几乎已成韩国社会共识，韩国某些人更在2011年8月16日悍然宣布成立所谓“间岛临时政府”；近年来美韩两国密集军演；高调部署射程1500公里的玄武-3C远程巡航导弹（覆盖中国京沪等数十个大城市）；李明博提议开征“统一税”；2010年8月16日至26日，美韩联合军演首次加入假设韩国统一部官员接管平壤政权内容；2012年10月7日，韩国政府宣布美国同意修改《韩美导弹协议》，将韩国弹道导弹射程从300公里延伸至800公里，同时将300公里射程导弹弹头重量上限从500公斤提高到2吨；……所有这一切，让中国一次又一次看到了美韩某些势力的野心，深切感受到何谓唇亡齿寒，户破堂危。虽然朝鲜接二连三的核试验对中国周边环境构成了不可忽视的严重干扰，理所当然在中国社会招致了强烈的反感，但与在可预见未来也不具备实战能力的朝鲜核武器相比，驻韩美军和韩国海军射程上千公里的巡航导弹对中国东部经济精华区的威胁更为实在，更不用说韩国某些势力图谋借朝鲜核爆之际将美国核武器引进半岛了。尽管目前对朝贸易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但地缘和战略决定了我们不能将朝鲜与那些对华贸易额相当的国家等量齐观。

二、朝鲜经济曾经辉煌

同时，我们也不要因为朝鲜这些年遭遇的经济困难而低估该国经济潜力，特别是不要低估这个国家发展开放经济的潜力。朝鲜这些年的经济困难并非主动闭关锁国所致，而是暴露了开放经济和石油农业的风险。须知朝鲜经济本来并不封闭，而是相当深入地参与了前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分工体系，也因此而受益不浅，多年保持着比中国更高的生活水平，某些工业比中国更先进，农业比中国更现代化。

在工业领域，朝鲜比中国更早完成了工业化。 早在1970年，工业在朝鲜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已经达到65%；同年中国GDP构成中第二产业所占比例为40.3%，其中工业所占比例为36.6%。1978—2010年间，中国GDP构成中第二产业所占比例在41.3%（1990年）—48.2%（1980年）之间，其中工业所占比例在36.7%（1990年）—44.1%（1978年）之间。2000—2011年间，工业占比在39.4%（2002年）—42.2%（2006年）之间。在单个工业部门中，最突出的是朝鲜化纤工业曾长期领先于中国。朝鲜著名的咸兴二八维尼纶厂于1961年投产，到1970年化纤就占纺织品70%以上；而中国直到1963年才与日本仓敷人造丝株式会社签约引进维尼纶成套设备，北京维尼纶厂1967年投产，但产量规模长期比不过朝鲜同行。1984年5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参观咸兴二八维尼纶联合企业时，就很赞赏朝鲜化纤工业取得的成就，表示在化纤工业方面中国要向朝鲜学习。直到1980年代末，笔者的同学中还有人被派往朝鲜留学，学习轻工专业。

在农业领域，根据中国学者温铁军（曾被联合国请到朝鲜担任农业顾问）提供的数据，到1980年代，朝鲜已经装备了6万台拖拉机，从而全面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年收入人均900美元。虽然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朝鲜农业蒙受了毁灭性打击，韩国统计厅公布的联合国粮农组织资料显示，2010年朝鲜大米、玉米等粮食产量仅有452万吨，但在朝鲜外部贸易环境正常时期，其粮食产量1976年便达到了800万吨，人均粮食800斤。即使在苏联已经解体的1993年，由于外贸体系尚未彻底破坏，其粮食产量仍然创造了913万吨的最高纪录。

在工业化和农业生产两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的基础上，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朝鲜城市化人口比例已达70%。与此相对应的是，1978年末我国总人口9.6259亿，其中城镇人口1.7245亿，城镇化人口比例17.9%；2011年末我国总人口13.4735亿，其中城镇人口6.9079亿，城镇化人口比例51.3%，首次突破50%大关，但仍未达到朝鲜30年前的水平。

正是基于较高的发展水平，1945年朝鲜半岛南北分裂以来第一次正式物资交往就是1984年朝鲜援助韩国，当时朝鲜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遭受水灾的韩国提供了5万石大米（一石大米=59.2公斤）、50万米布匹、10万吨水泥和一些药品等救灾物资。由于苏联东欧剧变，朝鲜原来参与的国际分工体系崩溃，这个国家才陷入如此经济危机。特别是建立在石油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使得朝鲜人丢掉了传统的农业技术，一旦苏联东欧剧变导致其外部石油来源大部分断绝，朝鲜农业顿时陷入全面困境，饥荒蔓延。

三、困境中的稳定与进步折射朝鲜经济社会复兴潜力

尽管如此，在严峻军事威胁下经历了近20年经济冲击和封锁而仍未发生大规模动乱，反而在航天、核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开发方面取得了相当进展，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朝鲜社会的凝聚力，也显示了这个国家在度过难关、实现与西方大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具有经济复兴的潜力。

更重要的是，朝鲜的人力资源基础相当不错，这是一个继承了上千年儒家文化和社会主义国家重视普及教育与医疗卫生保障双重传统的国家，一贯重视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制度。与世界其它主要共产主义政党党旗不同，朝鲜劳动党党旗除了有象征工人和农民的锤子镰刀之外，中间还多了一支毛笔，充分显示了朝鲜劳动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的重视。多年来朝鲜一直保持着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100%的纪录，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定义的“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此项指标平均也只有93.2%，巴西、印度、南非三个“金砖国家”目前分别只有90.0%、62.8%和88.7%，以至于印度总统普拉纳布·穆克吉也要为印度文盲众多而喟叹不已。美韩方面屡次声称朝鲜网军威胁巨大，将美韩多次重大网络故障归咎于朝鲜网军，美韩联合司令部司令、驻韩美军司令詹姆斯·瑟曼于2012年10月底声称朝鲜网军多达6万人，为世界第一；他们的指责恐怕不乏夸张成分，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朝鲜为跟上世界网络技术发展潮流付出了很大努力，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即使在严重经济困难之际，朝鲜仍然尽力在教育和医疗保障两个方面维护其人力资源。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参与并认可的2008年朝鲜人口普查数据，虽然经历了苏联东欧阵营崩溃后的连续多年饥荒，1993—2008年间朝鲜人口仍然年均增长0.85%，从1993年的2120万上升至2008年的2405万。虽然多年的经济困难已经使朝鲜平均寿命缩短，1993年人口普查平均寿命为72.7岁，2008年人口普查的平均寿命缩短至69.3岁，但仍然优于全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某些“金砖国家”。2006—2011年，朝鲜出生时预期寿命从67.0岁提高到68.8岁，在五个“金砖国家”中低于中国和巴西（73.5岁），与俄罗斯相等，高于印度（65.4岁）和南非（52.8岁）。其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印度、南非这样的“金砖国家”。2010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访问朝鲜后，称赞朝鲜医疗部门人力资源充沛，卫生体系可让很多发展中国家羡慕，国民可以得到全面的医疗保健服务，其免疫接种及妇幼服务工作尤受称赞，确实是有据而发。

与此同时，南非世界杯足球赛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朝鲜人民顽强拼搏的精神，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灵魂，也是目前西方大吹大擂的某些热门新兴市场国民所缺乏的品质。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上，任何个人、任何国家都不能指望永远不遭遇危机冲击，只有勇气、奋斗精神才是应对危机冲击的最可靠支柱；朝鲜已经度过经济危机最严峻时期的考验，某些热门新兴市场一旦遭遇经济社会危机冲击，其国民缺乏顽强拼搏精神的致命弱点将使得这些国家原形毕露，阿拉伯国家近两年的动荡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我们还将在拉美和非洲国家继续看到这一点。即使是西欧这样的发达国家，“活在当下，立即消费”的民风也使得他们只能继续“啃老”，消耗祖辈开拓留下的经济政治遗产，却不可能打开持续发展新天地。加上朝鲜政府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待到朝鲜彻底度过经济危机、国际环境正常化之后，这个教育普及、人民勤奋守纪、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完全有可能成为外向型制造业领域的一支强劲新军。

四、美朝接触动作不断鞭策中国企业开拓朝鲜市场

根据朝鲜经济和社会复兴的潜力，中国企业不能漠视这个市场，同样的道理对西方企业也一样成立。开辟新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家不可遏制的内在冲动，企业家眼里的朝鲜并不例外，重要战略地位更大大提高了开拓朝鲜市场的重要性，尽管美国政府和主流舆论每天对朝鲜恶语相向，但这些并不表明美国企业就不会探索门路打开朝鲜市场，不表明美国政府就不会试探与朝鲜改善关系。实际上，从美国前总统卡特1994年、2010年两度访朝，到2010年3月天安号事件发生后美国一些专家试图访问朝鲜，美国内部始终存在一股势力主张与朝鲜开展接触、交流而不是对峙，朝鲜也一直对西方游客开放，某些做法还显得相当“体贴”。中国学者熊蕾2010年访朝时，她所乘高丽航空公司北京至平壤航班满员，除了她那一团中国人和个别朝鲜人，都是西方游客，其中不少美国人。而且，为了让这些通过正常途径到朝鲜旅游的美国人回国后免于麻烦，朝鲜方面特地给他们另纸签证，以免在他们的护照上留下前往“敌对国家”的痕迹。至于2013年邀请美国前篮球明星罗德曼访问，甚至不顾罗德曼的奇装异服及其劣迹必然招致朝鲜民众反感，更充分体现了朝鲜决策层突破对美关系的迫切心态。

中国与朝鲜关系进一步紧密，中朝经贸进一步深化扩大， 朝鲜经济基本面继续改善，将促使美国等西方大国迈出对朝扩大接触、交流的步伐，从而进一步改善朝鲜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提高开发朝鲜市场未来成功的概率。天安号事件后美国政府阻止了美国专家的访朝要求，金正日2010年8月访华后却批准一个由美国专家组成的代表团从9月18日起访问朝鲜6天，与朝鲜官员讨论两国“民间”经济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代表团成员包括朝鲜问题全国委员会负责人卡琳·李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主任苏珊·舍克等人。随着缅甸官方政策发生变化，开始比较积极地试探接触西方，美国内部主张与朝鲜接触的势力还会受到进一步的鼓舞。与此同时，也只有不断给中朝友谊充实新的内容，中朝友谊才能不断巩固发展，这一点与对朝鲜一意孤行的极端行为实施适度制裁可以并行不悖。

就总体而言，我们如能早日介入朝鲜经济复兴，虽然要承担较多不确定性，但可望得到较多机会，否则就会噬脐莫及了。如果我们及早介入朝鲜经济复兴打下坚实基础，未来西方认识到无法武力颠覆朝鲜而不得不承认现实与朝鲜关系正常化时，他们的企业也将需要依托中国才能开拓朝鲜市场。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和自己的地缘、人缘优势。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在规划发展策略时需要前瞻，而不是被动地随大流，须知任何人更信任的都是与其“共苦”者而不是“同甘”之辈。愿中国投资者积极稳妥抓住这一契机。

（初稿2013.1.6，修订2013.3.15，仅代表个人意见）

一、对朝经贸当从何处着手？

对朝经济制裁是否意味着中朝经贸关系的根本质变乃至断绝？毕竟，我国同意并参与了朝鲜第三次核爆之后的对超经济制裁，且制裁力度之大，在中朝关系史上堪称前所未有。答案是——否！制裁改变不了我国是朝鲜最大、最可靠、最重要贸易伙伴这一事实。对朝鲜一些不顾及我国利益和感受的自行其是，我们无疑应当令其接受教训而避免再犯，我国新领导人需要通过果断措施向世界各国和地区展现维护我国利益的意志与实力，降低他们日后企图试探中国底线、得寸进尺干扰我国的风险；年轻的金正恩执掌朝鲜政权不久，可望连续执政相当长时间，尤其需要他和他的智囊团接受教训，在未来的长期执政实践中充分考虑中国的利益与感受，降低涉华非理性行为的概率。但我们的目的不是如同美国那样用非武力手段削弱朝鲜国力与潜在威胁，同时利用一个弱而激烈的“敌人”为自己创造长期盘踞朝鲜半岛、控制韩国军力的理由；也不是如同韩国那样颠覆、吞并朝鲜；而是要求其决策和执行避免损害我国利益，伤害我国人民感情，朝鲜内政并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关于对华贸易在朝鲜对外经贸中的重要性，韩国统计厅从2000年开始搜集中朝贸易及贸易依存度资料，其2012年12月27日公布的《朝鲜主要经济指标》报告称，朝鲜2011年对华贸易依存度从上一年的56.9%上升至70.1%，系首次超过70%大关；某些研究机构得出的数字更高，韩国银行专门研究员崔志英2012年8月发布的《近日朝鲜对外经济政策变化》报告称，对华贸易占朝鲜贸易总额比重2011年已达89%。 在实践中，中朝两国政府与企业还在继续投入很大力量拓展双边经贸：

经过数年磋商，中朝双方于2010年2月签署《中国和朝鲜关于共同建设管理和维护鸭绿江界河公路大桥的协议》，确定建立一座新的鸭绿江界河公路大桥。目前，大桥正在紧张施工，建成后可望成为丹东实现对朝路港区一体化的枢纽工程，在国家的东北亚经济开发战略中发挥重大作用。

2011年6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会议通过《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黄金坪和威化岛指定为经济区》的政令，并相继修订《罗先经贸区法》，制定《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法》。在中朝双方努力下，黄金坪和威化岛两经济区开发计划目前已经全面步入实质性阶段，双方共同编制完成有关规划纲要，推动机制建设、人才培训、详细规划编制、法律法规制定、通关便利化、通信、农业合作以及具体项目建设都取得了新进展，成立了罗先经济贸易区管理委员会和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在2012年10月中旬举办的首届中朝经贸文化旅游博览会上，20多个国家、6000多名中外客商云集丹东，其中朝鲜派出了由贸易省、外务省、文化省、国家观光总局、国际展览社、万寿台创造社等六大中央机关带领的500多人的庞大团队参展，仅朝鲜企业就达300多家，级别之高、人数之多，近年来非常罕见。

同时， 中国企业在朝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直接使用本币人民币、从而免于货币兑换成本和汇率风险的好处。 在中朝边境贸易中，朝鲜边民和商人使用人民币早已相当广泛；即使在朝鲜内地市场，大额交易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使用人民币结算。面对这一现实和人民币国际化进展的前景，朝鲜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人民币在其国内一定范围内流通，在2012年9月26日的经济区投资说明会上，中朝两国有关管理部门宣布罗先经济贸易区和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可以流通人民币。在可预见的未来，人民币在朝鲜境内对朝鲜元的“货币替代”仍将进一步深化扩大，发展空间较大。

在商言商，面对朝鲜政府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经济开发可望全面启动的形势，中国企业要开发朝鲜变化中的经贸契机，宜从何处入手？根据我国和朝鲜的经济规划布局，在参与朝鲜经济复兴时，我国企业宜优先选择东北为基地。在可预见的未来，除了朝鲜国内消费等行业之外，港口及转口贸易、采矿、加工贸易应当具有较大潜力。

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朝鲜港口和转口贸易的潜力首先体现在中国国内沿海贸易本身就有较大规模，且因为“两头在内”而风险明显较小。根据我国《海关统计》，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口中进口来源地为国内的金额每年都增长较快，从2002年的150亿美元上升到了2011年的1226亿美元，2012年以来又有持续提速之势：2012年前7个月为725亿美元，同比增长8.1%；全年为1429亿美元，同比增长16.5%；2013年第一季度为398亿美元，同比增长40.0%。

这部分从本国国内进口的贸易额中一部分是来自保税区等“境内关外”地区，还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国内跨省沿海贸易。而吉林省和整个东北北部地区由于陆路货运距离较长，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参与繁荣的国内跨省沿海贸易，因为清末丧失了乌苏里江东领土和日本海出海口，致使吉林省和整个东北北部地区货物要想输往关内市场，只能通过陆路向南运输700至900公里、乃至1000公里，抵达大连、营口等港口后再装船南运，甚至全程陆运两三千公里。高昂的物流成本大大削弱了吉林省和整个东北北部地区货物的竞争力，窒息了这一地区的潜在经济发展活力；而朝鲜的天然良港罗津-先锋、清津有望成为未来吉林、乃至整个东北东部的出海口和加工贸易基地，为东北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发挥重大作用。尽管我们也可以开发利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港口，但只有同时开发利用朝鲜港口，才能打消俄罗斯某些势力拒中国投资于门外或漫天要价的不现实心态。同时，我国东北地区充裕的物流供给、我国已经跻身世界前列的港口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我国港口装卸效率为世界之冠）也为中国企业切入朝鲜市场这一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港口开发和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转口贸易得到一定发展的基础上，中国企业未来可以进一步利用罗先的区位优势发展加工贸易。

在实践中，吉林省已将租用、开发罗先港区列为长吉图（长春、吉林、图们江）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计划的重要内容，希望借此打通物流通道，相继取得了罗先港口、码头的租用权和经营使用权，当地港口改建工程和连接国内与罗先的铁路、公路、输电线路已经投入使用或正在加紧建设，无需太久，罗先就可摆脱朝鲜国内基础设施供给瓶颈的制约，为投资者提供合格的硬件设施。

采矿是中国投资者可在朝鲜优先选择的第二个领域。 朝鲜矿产资源比较丰富，而我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初级产品进口国、多种矿产资源的最大消费国，中朝两国在这个领域能够形成互补。根据韩联社2011年1月5日报道，韩国统计厅《朝鲜主要统计指标》报告显示，以2008年为基准计算，朝鲜矿产潜在价值为6993.5936万亿韩元（约合41.1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韩国（289.1349万亿韩元）的24.1倍。其中主要矿产蕴藏量为：黄金2000吨金，白银5000吨，铜290万吨，铅1060万吨，锌2110万，铁5000亿吨，钼5.4万吨，石墨200万吨，石灰石1000亿吨，磷灰石1.5亿吨，菱镁矿60亿吨，无烟煤45亿吨，褐煤160亿吨，……在实践中，中国企业已经拿下了预测储量30亿吨的朝鲜茂山铁矿50年开采权、朝鲜最大铜矿惠山青年铜矿51%股份等项目。鉴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行情下行，矿产资源供求关系逐步转向买方倾斜的趋势尤为显著，通过实施反周期策略，资金充裕、流动性压力不大的中国企业可望以较低成本切入这一领域。

朝鲜加工贸易也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事实上，中国和韩国企业向朝鲜企业分包加工业务已有数年，朝鲜政府方面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这项潜在优势并力图发扬，在2010年9月2日的长春第四届东北亚经贸合作高层论坛上，朝方代表、贸易省副相具本泰表示将把罗先经济贸易区建设成为世界性加工贸易区和转口贸易区，就表明了这一点。对于中国产业来说，利用勤奋、有纪律、有文化的朝鲜劳动力，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抵销国内成本上升给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带来的压力，延长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命周期，与朝鲜这支潜在的外向型制造业新军携手共进实现互利，避免其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在近期，有实力、敢于承担风险的中国投资者可以一开始就深入朝鲜内地，为避险起见，谨慎的中国企业可以更多地利用丹东的工业园区招纳朝鲜工人在此劳动，或是进驻中朝共同开发的黄金坪、威化岛两个经济区，在积累了更大实力、取得了较多经验、开辟了更广泛关系网络、朝鲜投资环境也进一步开放改善之后进一步进入朝鲜内地。

二、做好对朝经贸波折的思想准备

不仅东北地方企业，一批全国知名企业也已经将眼光投向朝鲜市场，海尔为开拓朝鲜市场而设计生产了带有朝文标识的洗衣机，比亚迪汽车是朝鲜目前为数不多较受欢迎的外国品牌汽车，该公司在平壤建立了自己的售后服务店，免费向朝鲜顾客提供汽车保养和更换三滤；……然而，好事多磨，朝鲜发展经济、中国对朝经贸虽然有较大发展潜力，但其发展进程也必然一波三折，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在这个进程中出现。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开拓朝鲜市场时必须为这些潜在风险和问题做好思想准备。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风险之外，朝鲜的相关法制法规、投资环境还需要一定时间不断完善，尤其是软件。朝鲜政府和企业部门不仅需要完善贸易投资国际结算等配套软硬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更多的市场经济运行知识，更新观念，从而消除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与要求，实现双赢。朝鲜官方已经多次表示，朝鲜基于平等互惠原则积极欢迎外国客商赴朝投资，朝方会在法律上保护外国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在一些重点招商领域，朝方将给予投资外商以政策倾斜和扶持，对外国投资人、投资企业不仅附加税种类不多，而且会提供企业所得税减免、退还等多项优惠政策。但确定基本原则指导思想与落实到方方面面的细节并不是一回事，由于对国际市场行情不够了解，期望不够现实，朝鲜有关机构在中国招商时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与中国合作者在一些项目上围绕利益分配的矛盾已经有所浮现：

2012年7月底，朝鲜贸易省参赞金正基与朝鲜国家科学院、朝鲜电子贸易开发中心官员、翻译等部门人员来华招商，与浙商全国理事会组织的浙商代表交流时，提出朝鲜土地使用权价格可以参照杭州、义乌水平，“比如，每平方米20元”；但这样的期望价格显然过高而不现实。

又如有消息称中朝鲜合作开发的咸镜北道茂山铁矿项目出现问题，原因是在全球经济下行、铁矿石国际价格暴跌之际，朝方昧于国际市场行情走势，要求涨价20%以上，这一要求将吞噬中方合作伙伴全部利润。

2012年8月，辽宁省民营企业西洋集团披露该公司投资朝鲜2.4亿元人民币铁精粉选矿厂项目遭朝方毁约，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为此，朝鲜方面极其少见地由中央通讯社发表对外经济投资协作委员会发言人的谈话，反驳西洋集团的指责，声称西洋集团应对其和朝鲜公司的合同毁约负主要责任。

东道国和外来投资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并不罕见，我国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改革初期刚刚开始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时，我方许多谈判者因缺乏经验、害怕吃亏而往往一心只考虑我们单方面的利益。1979年中方与法国雷诺汽车公司谈判时，我方一连提了多项要求，包括技术转让及其价格、培训、外销比例等等；对方听后，承认其中不少要求原则上是合理的，别的要求也可以接受或可以谈判，但向中方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没有提到同你们合资对我方有什么好处呢？”朝鲜也需要经历一段时间与中国和其它国家投资者磨合，逐步理解东道国与海外投资者之间只有平等互利才是可持续的关系。

朝鲜面临的外部安全环境并不十分稳定，这就决定了朝鲜的开放进程不会直线凯歌行进，而必然有起伏有波动。 同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朝鲜的改革开放探索也不例外，它可望加快朝鲜经济增长，也必然会在朝鲜国内制造一些新的问题，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包括腐败、收入分配失衡乃至两极分化。这些问题意味着中国投资者的朝方合作者、朝方管理者存在“落马”的风险；意味着朝方完全有可能出现个别胆大包天的腐败分子，为攫取一己之私利而践踏朝鲜党和政府吸引外资的政策法规，敲诈、勒索中国客商和投资者，或是实施“钓鱼”欺诈，酿成贸易投资争端；意味着朝鲜社会上可能出现一些不满情绪，也意味着朝鲜领导层可能会审时度势微调改革开放的范围、速度。

三、因势利导渐进摆脱朝鲜社会极端民族主义遗产干扰

在更高的层次上审视，极端民族主义负面思想遗产对有意赴朝发展的中国和其它各国的投资者都构成了干扰，朝鲜执政者和朝鲜社会需要充分认识到东北亚和全球实力对比的发展趋势，走出昔日过于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将正常的独立自主与客观经济规律区分开来。

我们不能忘记，朝鲜政权有着极其强烈的独立自主倾向，这种倾向又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年轻资历浅的金日成当年之所以能够在朝鲜劳动党党内斗争中击败所谓“延安派”和“苏联派”，把朝鲜劳动党控制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树立起自己个人的绝对权威，最主要原因就是1950年后入党的许多新党员都抱有浓烈的朝鲜民族主义观念，认定延安派和苏联派是外国势力安插在朝鲜劳动党党内的代理人，都不代表朝鲜民族利益，只有金日成是能让朝鲜彻底摆脱苏联和中国控制干涉的唯一人选，因此在党内斗争中选择无保留地全力支持金日成。连相当一部分韩国亲朝人士，也是出于这样的思想感情而推崇金氏父子祖孙。同时，当时中国国力尚弱，东北亚区域中美苏（俄）三大国鼎立、中国最弱的国际格局也为朝鲜创造了纵横捭阖的空间，成为其极端化“独立自主”政策的基础。

而且，朝鲜半岛社会的这种思想感情已有数百年源流，起自满清入关后李氏朝鲜对满清政权的蔑视，在甲午战争后一度发展到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和武装侵犯行为。满清入关之后，李氏朝鲜朝野上下士大夫阶层视清为夷狄，不承认清朝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坚持尊明排清，倡导“尊周”大义，并逐渐从否定满清政权发展成为否定现实中国，不仅不愿再从中国输入文化，反而自居为正统华夏文明所在而产生了对中国的鄙视之心。甲午战争之后，李氏朝鲜脱离中国附庸地位而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这个国号本身就带着强烈的“去中国化”意味，因为“朝鲜”国名源于作为周王朝诸侯国的箕子朝鲜，李朝初建时之所以将这个国名列入候选清单呈交朱元璋定夺，朱元璋之所以为其选择这个国名，用意之一就是凸显朝鲜半岛悠久的华夏文明渊源及其与中原王朝长久的政治关系。相反，“韩”国号源于秦汉之间半岛南部马韩、辰韩、弁韩三个自治的部族系统，不曾纳入箕子朝鲜或卫氏朝鲜统治，也不在汉武帝设立的朝鲜半岛四郡域内，舍弃“朝鲜”国号而选择“韩”，意在掩盖、割裂半岛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历史。

当时李朝的政治文化精英群体中滋生了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希望如同日本那样打败中国，迫使中国割让辽东和整个东北地区，赔款八亿元。这种野心一度发展到与沙俄合谋侵占延边地区的地步，为此，韩国曾趁八国联军之乱、沙俄侵占东北全境之机，出兵侵占延边地区。在沙俄撤兵、清政府重新组织吉林全省政权和军队之后，韩国军队还多次越境进入中国领土烧杀抢掠，其中1904年（即日本通过1905年《乙巳保护条约》控制韩国外交前一年）4月出动入侵延边的军队竟多达五六千人，在清军自卫反击之下溃败。即使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身为亡国奴的朝鲜人中也有很多人极端蔑视、欺侮中国人，一部分朝鲜知识分子不敢直接反抗日本统治者，而是从解构对华关系历史着手，企图以此激发朝鲜民族精神，进一步强化了朝鲜半岛社会的这种思想感情，并给其中注入了大量的偏激成分。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遗产基础上，尽管朝鲜经济和对外经贸对华依存度甚高，尽管近年朝鲜决策层作出了许多对华示好的举动，但朝鲜决策层还是会有意识地力图降低对华经贸依存度， 从而将一些优质项目交给第三国企业，而不是交给中国投资者。朝鲜之所以引进国际市场上名不见经传的埃及公司开展移动通讯业务，而不是引进全世界名列前茅的中国移动通讯公司作为合作伙伴，未尝不是出于上述考虑。

对此，我们如之奈何？在中长期，在全局上，我们可以对朝鲜渐进摆脱极端民族主义负面遗产干扰、更加充分考虑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利益的前景抱着乐观期望。须知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任何时候都只有依托一个较大的市场方能获得较多经济发展机会和增长空间；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与较大市场割裂都是对该个人、该群体自己的损害；这条冷峻的客观经济规律不因任何人的感情而改变，试图与客观经济规律对抗，必然碰得头破血流。中国国力已经今非昔比，东北亚和全球实力对比的发展趋势已经、并将继续压缩朝鲜极端化“独立自主”的空间，极端民族主义负面思想遗产必将因在实践中四处碰壁而渐行渐远。有鉴于此，在具体工作中，对他们的这种感情，我们最好的做法是就事论事，避免商业事务政治化，因势利导，让事实教育他们修正自己过于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接受客观经济规律，而不宜选择直接对抗。尽管他们选择第三国投资者的做法通常注定缺乏商业合理性而难以持久，但我们倘若贸然对此作出过激反应，结果常常就只能使本来可以再日后矫正的问题变得不可收拾，却让别人渔翁得利。如果我方领导人能够在重大政治事务上使朝鲜领导层认识到极端路线之害并切实纠偏，实施务实路线，在具体商业项目中的一些不合理做法自然会纲举目张迎刃而解。

（2013.1.6，修订2013.5.15，仅代表个人意见）

推荐关注中国经济学人新启动的专栏号

经济深观察 ｜经济的热度 观点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