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传统历史思维的重要切入点，是要认识《周易》这部典籍在民族文化中地位和价值。在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这座宝库中，《周易》是第一要典。
关于《周易》这门学问，首先，要明确这门学问有“经”、“传”与“学”之分，此外还有术数之类的认识。《周易》有易经、易传之分，《周易》在历朝历代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两派六宗”的易学，易经、易传与易学有联系但又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研究的《易》与术数类作品更要加以区别。术数类的作品有的和《易》有一定关系，但也有一类，只是借《易》的名号以说事，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系统。因而对《易》的认识，要学会选择与识别。《四库全书》编者说：
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以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
还有一个问题对于认识《易》的性质，有必要加以辩论。朱熹确说过“《易》本是卜筮之书”及“《易》本为卜筮设”、“《易》书本原于卜筮”之类的话，他的话对于以清醒的意识认识《周易》是有益处的。但笼统这样说《周易》，是不全面的。他的话只能表明易学发展的最初的阶段的一个特点，我们不能把《周易》与卜筮混为一谈。一方面不要讳言《易》是卜筮之书，但又不能把《周易》，简单看作是占卜工具之书。
一般说来，《易》是我们先民通过“仰观俯察”，把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经过思考和概括，以独特形式表达出来的典籍。
还要认识到，《周易》在经学典籍中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这本书体现出思维的重大价值。我们还是以朱熹的话，作一说明。他《诗》、《书》与《易》作比较，说：
且《诗》则因风俗世变而作，《书》则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悬空说出。当其未有卦画，则浑然一太极，在人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一旦发出，则阴阳吉凶，事事都有在里面。人须是就至虚静中见得这个道理周遮通珑，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说，则滞泥不通了。
他又把《易》与《春秋》作了对比，说：
某尝谓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之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今人才理会二书，便入于凿。若要读此二书，且理会他大义：《易》则是尊阳抑阴，进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虚之理；《春秋》则是尊王贱伯，内中而外夷狄，明君子上下之分。
为说明《易》的特点，他举了个例子，说：“《易》难看，不比他书。《易》说一个物，非真是一个物，如说龙非真龙。如他书，则真是事实，孝弟便是孝弟，仁便是仁”。这也就是要着重从思维上才能得其学术精神。朱熹以这两部经籍作比较，正是有其特殊的意义。从史学的理路上，《易》成为史学的历史思维的基础，而《春秋》之学，是从编纂学上保证史学走上理学化的需要。
《周易》在认识中国民族历史思维特点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周易》原来是经书中的一种。到了东汉，班固写《汉书》，在《艺文志》中，把《易》“从《诗》、《书》、《礼》、《乐》之下，升到《六经》之首。”（顾颉刚语），以后几千年，《周易》和相关的作品，在四部典籍中，基本都是排在第一位。
《周易》是儒家的经籍，也是道家的经典，在古代学术发展过程中，《周易》的思维形成易学产生各种流派，对中国文化的更新，产生重大的的影响。概而言之，至少有三次大的冲击波。第一次是，从先秦到两汉易学的变化，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思考天人关系、总结历史，提供了思想基础。第二次是，魏晋时期，《易》是玄学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周易》不只是儒学的最重要经典，也是玄学的“三玄”（即老子、庄子和《周易》）之一，成为道家的最重要经典之一。第三次是，两宋的易学成为理学的要素，又是会通儒佛道的桥梁。
近代的易学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同样明显。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篇第一大部分，就是以《易》解史，从《周易》中看到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肯定《周易》的辩证思维价值，论述了《易》在思维上与西方的辩证法相通。
《周易》这本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于认识自然和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易》以动态的思维表达出的“自强不息”的理念，形成催人奋进的精神动力。我们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几千年，历经磨难而不屈服，历史不曾中断，就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理念，使我们焕发活力。“自强不息”来自《乾》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按照唐朝孔颖达理解：“健是乾之训，”，“乾”本身就“健”的意思，“乾者，健也”，自强便是健，“不息方为自强”，不能有任何懈怠，要永远开拓，“一刻不自强，即一刻失其健矣”。
有些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清华大学在接受西方科学文化上特别有成就，而清华大学的校训却是《周易》的辞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前一句的“自强不息”来于《周易》的《乾》，后面一句的“厚德载物”，是出于《坤》，“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是包容和合的意思，当年梁启超已有解释。这两句联系在一起，说明自强不息与包容和合联系起来是一个整体。
——《周易》以独特的思维，从多方面展示在追求历史美好前途的途径。《易》是变化之书，要求人们在变化中顺应历史潮流，“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乾·文言》）；宣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人们在历史中追求至德之境界：“广大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义配至德”（《系辞上》），等。
历史发展体现出重民的观念，“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临·象》），《周易》讲讲悦民、保民，讲进德修业，讲知进退存亡，等等。《周易》的思维是一座智慧学的宝库。
《周易》讲事物发展前景有吉凶悔吝，讲盛衰的变化，为的是追求太平盛世。这就是历史思维的价值的体现。
《易》在讲盛衰，讲盛衰包含，明确了为长治久安，要保有忧患意识。世界万事万物都处在的盛衰变化中，吉凶与盛衰相互包含，盛中有衰，这就要有忧患意识，《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忧患乎。”这要的思维对于当代事业，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国家今天发展是巨大的，但仍然要有忧患意识，我们国歌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歌词，提醒我们，即使强大了，也仍然要保持清醒的认识，盛中有衰，我们要长治久安，要科学的持续的发展，就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大到国家，小到一个部门，都要有这样的意识。
——《周易》的思维体现出圆融和谐的发展理念。突显“保合太和乃利贞”（《乾·彖》）的意义，《周易》开篇是《乾》之四德，是做人做事的原则。这四德是“元亨利贞”：“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做一切事，一开始就要有好的观念，求利，要认识这个“利”是“义”之“和”也，离开“义”去追逐“利”，不符合《周易》的精神。《乾·文言》又说：“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利”最为称道的，是“以美利利天下”，这是求利的最终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周易》变通思维的重大价值。《周易》是一部讲变化方面学问的专书。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是：“《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周易》以经、传文字与卦爻形式相配合，说明了世界一切事物永远处在变化中。变化又是与一定条件相联系，以《周易》的形式展示，六十四卦是一个大系统，每一卦也是系统，卦有上下“体”，各爻又有“位”的不同；各卦相互联系，有“本卦”与“之卦”的关系。因此，论事物的前途、变化，总是和一定条件，即系统中的“体”、“位”以及“时”有关。有这样的思维，才可以趋吉避凶。
《周易》的思维对于人们从事各项事业都有价值。古代的君王与朝廷官员，是通过学习经书，得到思维训练。君王和各级官员从小学习经书，朝廷按经书内容来选拔官员。《周易》在《五经》之首，在于这部经籍从思维上教育各级官员如何管理社稷。可以说，这是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学。其他经书也灌输类似的意识，但从思维上说，《周易》在其他经书之上。从这个角度上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周易》一直是处在群经之首。
关于《周易》体现出思维是丰富的，最有特点的辩证的通变思维、整体系统思维等，这着重谈谈《周易》的意象思维。《周易》是一部“变化之书”，彰显出我们民族思维丰富性与具有的特点，“同印度《吠陀》、欧洲《圣经》并称为影响世界文明三大宝典的《周易》，以其文字系统和符号系统相互渗透的独特理论结构，与象数义理相统一的神密特色和内在价值，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周易》最大特点和最神秘之处，在于它是用筮与卦来表达思想”。
《系辞》对“象”从不同角度作了讨论，更进而对历史作了解喻。
《系辞》开篇说到“象”的形成过程与特点，是“象”、“形”，并且把《周易》基本的“变化”思维寓于其中，因此，《周易》的“象”就不是简单的某种具象：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综合《周易》的《传》（十翼）中有关说明，可以看出其“象”思维基本要素。
第一，“象”是《易》作者历史思维的产物。
《系辞上》说：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这些“象”，不仅是“现象”、“表象”，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这些现象是自然、人事的历史变动的反映。因此，《周易》是“象”本身就是历史思维的产物。
第二，“彖”与“象”是不可分的整体，“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因此，称《易》“象”是意象，可以全面一些。而“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则表面《易》之“象”要从整体系统上去理解，这就是《系辞》说的“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马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第三，“象”的拟定者，寄寓对历史中盛衰吉凶变动与前途的理解。
下面两段，可以说明问题。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在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者，莫大乎蓍龟。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执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第四，卦象拟定，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特点的表征。这在《系辞下》中有一段集中的解释：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睽》。
概而言之：
——包羲氏社会的情况是“盖取诸《离》”。
——神农氏社会是“盖取诸《噬嗑》”。
——黄帝、尧、舜时代的治理基本特点是“垂衣裳而天下治”，以《乾》《坤》两卦象来表征，所谓“盖取诸《乾》《坤》”；又以《涣》、《随》、《豫》、《小过》、《睽》几个卦象表明当时社会交通、交换、治安、生产等各方面进步的特点。
结合各卦的内容，很可以看出“象”之“意”了。
这里，举一例，以说明《易》对历史的解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