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nathan Romney
译者：易二三
校对：Issac
来源：《电影评论》
贾樟柯的纪录片《海上传奇》中，有很多旅程发生在水上——大部分是在上海的港口地区和苏州河上。这是贾樟柯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中国电影中率先反映的一个主题——中国社会和经济永不停歇的流动。
但「流动」一词对于《海上传奇》中的紧要问题几乎是轻描淡写，该片回顾了上海的历史，提供了一幅经常发生剧烈变化的社会图景，并留下了许多充满不确定性的遗产，这与影片的英文片名微妙地吻合——在一个场景中，一位衣冠楚楚的老绅士深情吟唱着这首美国民谣。
《海上传奇》
如今，《海上传奇》终于在美国得以公映（译者注：原文刊载于今年一月）——该片由上海2010年世博会委托制作（《电影评论》于2011年在林肯中心做过特别展映）——影院放映的版本为118分钟，比2010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放映的版本少了20分钟。这部电影距离贾樟柯混合了纪实与虚构的《二十四城记》过去了两年。从表面上看，它是一部更传统的作品：它展示了上海不同年代的街头生活，以及与上海历史相关的电影片段。还有贾樟柯的伴侣兼缪斯赵涛偶尔串场，穿着白衣白裤，她漫步在城市的不同景观之间，看上去显然很焦虑——接近尾声的时候，世博园区幽灵般的荒芜大道处于建设之中——似乎是在隐晦地表达片名所暗指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围绕着18个采访对象展开，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他们的个人经历反映了上海历史的不同方面。观众可以从贾樟柯的电影中了解到很多关于上海以及更广泛的20世纪中国历史的信息，不过事先了解一点背景知识可能会有所帮助。片头的一段文字描述了1842年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以及租界的建立，这使得上海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国际港口，与此同时，也造成了黑道的兴盛。影片中还反复提到了1949年5月27日和上海这座城市相关的政局变化——这一场景在1959年的电影《战上海》中以一种必胜主义的宣传风格重现，并由许多临时演员出演。这一时刻引发了大批人涌向香港和台湾，最终又返回上海，或搬到东南亚各地。这种地震般的转变——以及后来的那十年带来的社会冲击——是影片中许多不同叙述情节的关键。不少受访者回忆起过去的动荡和创伤时，都带着一种偶尔被逗乐的平静，尽管这种平静可能只是表面的。杨小佛回忆道，在蒋介石的命令下，他的父亲在自己的车里被枪杀，并倒在当时14岁的他身上。张原孙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位穿着得体、哼着民谣的歌者，他出现在老年人舞厅里，回忆起自己身为业余歌剧演员的父亲——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全中国第一个拥有空调的人——以及身为实业大亨的祖父。十年动荡期间，红卫兵来找到张家，拿走了所有东西，只留下了一张精致的竹床。王佩民回忆道，她的父亲地下党员王孝和以毁坏发电机的罪名被审判。她说，自己是从报纸上的照片认识父亲的，因为他在她出生前不久就去世了。这些照片让人震惊，照片中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被挟持，脸上挂着以一种轻蔑的微笑——接着是他倒在地上的画面。王佩民的母亲抑郁之极——1949年，当军队沿着南京路行进时，她确信自己的丈夫也回来了。一些故事揭示了早已被遗忘的上海旧社会的习俗。杜美如回忆起她父亲杜月笙白手起家、后来成为了黑道大佬，最后却裹了一张席子草草下葬。她还谈起，一个女人嫁入黑道，成为了一个已故去男人的妻子，以及拥有许多妻妾的富人，和条理复杂的相亲习俗。黄宝妹讲述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故事，关于她在纺织厂成为模范工人的经历。在歌剧院，她坐在领导人旁边，然后在一部1958年的电影中扮演她自己。然而，其他人的故事却揭示了剧烈且毁灭性的命运翻转。韦然谈到了他的母亲——成为演员之前在一家照相馆工作——著名的上官云珠，她主演了谢晋1964年的经典电影《舞台姐妹》，经历了三段不幸的婚姻，被卷入十年动荡期，1968年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后自杀。不少电影人参与了访谈，包括歌手兼演员潘迪华，她参演了上海出生的王家卫导演的《阿飞正传》，这部电影与其他几部作品的片段——《舞台姐妹》、费穆导演1948年的《小城之春》和侯孝贤导演1998年的《海上花》，都出现在了《海上传奇》中。台湾导演侯孝贤短暂地出镜了一会儿，分享了自己关于影片中出现的上海「青楼」或者是妓院的想法，但他也坦承，在拍这部电影之前，他对这座城市几乎一无所知——这可能会让那些觉得自己被这部电影的历史洪流吞没的观众感到些许安慰。但或许最有启发性的电影故事来自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的纪录片《中国》。朱黔生还记得自己被派去与这位意大利导演合作，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拍摄「落后」的画面。他很困惑地意识到安东尼奥尼看待中国的视角是不同的，而安东尼奥尼对朱黔生认为自己没有为国家做贡献所表现出来的形象感到十分有趣：「他认为一切都很好——我们的标准十分不同。」朱黔生适当地进行了抱怨，历史证明他的担忧是正确的；两年后，他因为参与拍摄一部被认为是「不正确」的电影而被捕。「直到现在，」朱黔生说，「我也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拍了什么……我从来没看过这部电影。」当然，贾樟柯本人并不反对拍摄那些不怎么好看的画面：比如建筑工人被灰尘弄得脸色苍白、扛着水泥袋的慢动作镜头，他们仿佛是在亲自搬运这座城市象征性的历史重量。《海上传奇》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之间的切换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我们从1999年苏州河贫瘠的河段和上海摇摇欲坠的工业海滨区一跃而过，来到这座发达城市2009年更加绚丽的景观——然而，在影片的开头，我们看到了这一年海滨区同样荒凉的景象。当然，尽管有世博会委员会的支持，贾樟柯似乎只是口头上承认官方持有的城市有吸引力的看法，而旅游本身并没有给人留下有吸引力的印象：他从19世纪豫园壮丽的图像切换到今天的场景，那里挤满了成群的游客。我们也看到了台湾的渡轮乘客，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2010年从香港维多利亚港跳到上海的镜头——时不时地，赵涛出现在某个地方，看起来很茫然。但这种拼图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故事的复杂性，其中包括从上海到台湾、香港甚至巴黎的无数次混乱的离境故事。费穆的女儿费明仪记得她父亲于1949年动身前往北京，而其余的家人则启程去香港——「一切以一种无法无天的、杂乱无章的方式发生」——后来她和兄弟姐妹「像一堆绑在一起的胡萝卜」又回到了上海。与此同时，贾樟柯捕捉到了上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虽然——除了人们站在桥上、在水里旅行的画面之外——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这座城市独有的。一位老妇人在麻将馆高高兴兴地和摄影机互动，还有一个不错的、几乎有些轻佻的并置镜头：一个人出生在50年代早期的老人回忆起童年时代的倔强小孩，贾樟柯将镜头切到一个当代的瘦小男孩，他展示着自己的肌肉，大声喊道：「谁想打架？」，像试穿爸爸的大鞋一样展现着他的阳刚之气。仿佛是为了说明上海的命运一直都是由金钱主宰的，影片以一个狡猾的金融场景开场——狮吼的声音响起，一个人擦拭着上海交通银行外的铜狮。果不其然，当采访在影片结尾转向现代上海时，咆哮得最响的是金融——杨怀定回忆起自己曾经一文不名，直到他尝试在证券领域投机，最后把赚来的钱装在手提箱里四处跑。最年轻的受访者韩寒是一位小说家、媒体新星和赛车手，回忆起第一本书的成功让他买到了梦寐以求的车。不久前，我们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100层俯瞰了上海的全景。但影片以一些可能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的画面结尾：昏昏欲睡的地铁通勤者，无论他们是在早上半醒着，还是在一天的工作后筋疲力尽。与其说它是一个熙熙攘攘、经济繁荣的城市，不如说它是一个疲惫、沉闷、永远无法休息的地方。在贾樟柯充满争议的作品序列中，这些沉睡者的形象是一部虽不起眼但引人入胜的电影的结尾，也是他此后创作的其他充满忧虑的中国梦（《天注定》《山河故人》《江湖儿女》）的前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