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即将成书时，编辑告诉我选篇都为女性故事，我不免诧异，是吗？执业多年，我不在意当事人的身份、年龄、性别，任何人来，都认真做好分内的事。就算是写稿，也没有刻意注意到这一点，却没想到，不知不觉就写出了女性的故事，那就当是一种特别的缘分吧。
我是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出来的人，早早便学会了感同身受，只因成长环境恶劣。一个地方如果落后、闭塞，女性和孩童必定首当其冲，遭受最深的伤害，难以解脱。
我见过被丈夫打得头破血流，没等大夫赶到，就踉踉跄跄走进灶屋，自己用草木灰草草止血，赶着生火煮饭的女人，她坐在灶前喃喃自语：“到点了，孩子们要放学回来了，我得做饭。”我见过因为产后抑郁喝农药自杀的女人，死后被人评头论足，说是“做傻事”，最后成了“短命鬼”。即便同为过来人的女性也不过是轻描淡写：“她就是想多了，过去我们生孩子，死活不论，天天要干活，哪有时间去胡思乱想？有谁没坏（夭折）过几个小孩？”我见过在家中“隐形”的小女孩，父母想要生儿子，对她很是嫌弃。最后一次见到她，她抱着弟弟对我说：“我很怕爸爸，也不对，他都不准我叫爸爸了。”后来，小女孩为了捡弟弟被风吹走的帽子，死在了车轮下。她的父亲到达现场后，只是抱起儿子说：“苍天有眼，还好没事。”
还有很多女性，她们习惯把身体当作武器，却不知法律才是真正的武器。
我受过女性的恩惠，尽管同样苦难深重，但她们还不忘给我拥抱。有一位阿姨，生了好几个女儿，因而被婆家看不起，经常挨打，但她从未哭过，有次我碰到她边跑边喊，“你们莫打了，我当下没空挨打，地里还有几担红薯没有挖”。有人说她是傻的，“女人生孩子最疼了，尤其是过去，可她生那么多孩子都没有喊过一声，后来被摩托车撞得骨头都露出来了，也没哭”。但我见她哭过一次，我祖父去世那年，家里只剩我一个人了，她给我送来了几个鸡蛋，看着我就哭：“我的满崽，你以后怎么办啊，哪有你这么多灾多难的人，怎么办？”我问她：“您不是不哭的吗？”她抱着我说：“我天生不怕痛，但我有心，我疼我的满崽啊。”
被家暴的女人，给我补过扣子；喝农药的女人，给过我几个透红的柿子；出车祸的小女孩，给我抓过虱子；那个不知道痛的阿姨，疼每一个她见过的孩子，包括她的女儿们，“来了就好好活”。
这些女人，有的不在了，但不代表她们没有存在过，她们的爱在我的心头，不会消散；有的还在，一见到我总会满心欢喜。我常常想，除了提着礼品探望，我还能做点什么呢？
我到底没有“烂”在村里，长了她们从未长过的见识，赚了她们这辈子都赚不到的钱，勉强算是村里功成名就的人，可以走得远远的。但她们呢？
执业以后，有次我去看望那个为我哭过的阿姨，刚好碰到她丈夫因一件小事对其大声呵斥，阿姨先是躲在我身后，而后挽着我的手挺直了胸膛回道：“你想怎么样？打了我半辈子了，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天我走到哪里都是笑着的，尽管她可能还会挨打，但总算有底气回击了。
我能做的就是接过她们身上的爱与韧性，踏出去、走回来，与更多的当事人相遇。
我大致盘点了这些年接手的案件，原来女性当事人已多达上百位。时至今日，我仍清晰地记得她们每一个人的眼泪与无助。她们之中，有差点被丈夫打死却仍旧困在婚姻中犹豫不决的人，我虽恨铁不成钢，却还是愿意等等她；有被亲生母亲卖掉几次依旧心怀善意的人，我愿意护送她一程；有被男友拍裸照后奋力一搏逃出生天的人，我愿意站在最前面声援她……她们最终因法律与我交织，有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能给的，只有那一丝温度，让她们有可以相信的东西。
与其说我是律师，不如说是船夫，送当事人去想抵达的地方，然后返回最初的地方继续出发，划过泥泞，拨开迷雾，见证人生。
这本书也如一艘船，我不经意间一看，满船都是流泪的女人。有些眼泪滴在了水里，被淹没了，有些滴在我心里，被记住了，即便下船，还想远远地望一眼她们。
进入大学的第一天，法理学老师曾对我们说：“法是狭窄的，狭窄到只需容纳公正就足够，同时它又是宽泛的，宽泛到与宗教、哲学乃至主义都相互依存，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宽泛到要负责每一个人的经历，不应该有任何的疏忽。法律的制定不是为了大多数人，而是为了所有人，所以，法绝不能是冰冷的机器。”
后来，我常告诫自己，无论看过多少悲凉，经历过多少失望，身为一名法律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温度。
我不想将此书单纯地定义为女性书籍，女性的痛，即为男性的疼，我们共同承受这个世界的好与不好。我不愿意打着任何旗号为自己谋利，我的当事人，她们眼里只有生活，很少为自己发声，但我会告诉她们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厌其烦地说。或许道阻且长，但作为船夫，我尚有逆流而上的勇气。
我无意美化自己的职业，手捧法的温度，是我的追求，也是我想看到的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