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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或《传记文学》第75卷第2期

陆徵祥外交总长一行定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一日抵达瑟堡，但船到瑟堡的准确时间未定，火车到巴黎的准确时间更无从得知。公使馆参赞和武官几次向我们通报有关抵达时间的情况。我在唐（译音）将军家里，其他外交官在自己的寓所或公使馆内，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候着去车站迎接从北京来的外交总长和其家眷以及随行人员。一直到凌晨四时，我们才确知火车将于半小时内到站。大家急奔车站，总算及时赶到。这次迎接的阵容声势浩大，凡是当时在欧洲的中国外交使节团的团长，几乎全部出席，在月台上排列成行，同法国外交部和新任命的和会秘书长办公厅的许多法国代表以及许多法国代办站在一起。陆总长一行下车后随即前往吕特蒂旅馆。那是中国代表团的总部，所有的中国外交使节团团长在那里都有房间，我也有一个办公室。

当天下午，陆总长召开首次会议。与会的中国外交官们所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能够指派几名代表出席和会。显然这个问题在陆总长的心目中也占主要地位。据悉仅分给中国两个席位，他显然对此大失所望。起初，陆曾得知主要协约及参战国每国将获五个席位，他认为中国总可获得五个席位的，所以不仅给我，还给其他大约五六名公使发出电报，邀请我们每人都参加代表团，并作为一名代表。现在，陆先生的处境十分困难。他是一个优秀的法语学者，他和法国一直保有密切联系，因此他毅然往见法国外长和据悉将任和会主席的法国总理，他对这两位先生寄予极大希望。

与此同时，陆先生让施肇基先生和我分别与英、美代表团再次就席位问题进行磋商。美国代表团一如既往，对此深表同情。他们向我保证，威尔逊总统将给予支持。他们还指出，席位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利益，与其他国家也有关系。例如，巴西和西班牙也在请求增加席位。然而，中国代表们的四处奔走共同努力并未能带回多少鼓舞人心的消息。我们感到，仅有美国将支持中国的要求，如不能获得五席，至少也要多于两席。

法、英的反应令人沮丧。法国外交部的回答尤其如此。他们向陆徵祥先生解释说，一个国家在和会上的地位是要由该国在战争中为协约国所做过的努力来确定的。当时获悉，巴西有发言权的代表已由两席增至三席。陆以此为据，在法国外交部进行争辩，强调也应照此对待中国。但是，法国说，中国对协约国方面实际帮助甚少，而巴西海军曾巡弋南大西洋，保护了协约国运军火的船只，对协约国贡献甚大。

一月十八日下午，和会正式开幕前三十六小时，陆总长召集中国代表团开会，中国驻欧各国使节团团长全体到会，自然也有我这个从华盛顿来的驻美公使。许多从国内来的顾问和主要驻欧使节团的参赞也出席了会议。会议要决定中国参加和会的正式代表，以便陆总长呈请大总统颁布任命。但此类涉及人事的问题，在座的公使没有人愿意提出任何建议。有人建议由总长决定。这时，陆情绪激动、踌躇不决，很是为难。但他最后终于宣布，为国家全局利益，并鉴于需要美国、英国以及当然还需要法国的帮助，拟请大总统任命五位代表。这也是因为陆总长已在法国外交部弄清，中国虽然仅有两席正式席位，但每次与会人员可以掉换，不限于固定二人。陆总长接着说，他想让王正廷任第二代表，我任第三、施肇基博士任第四、魏宸组博士任第五代表。他说，他所以考虑让魏任代表，是因为魏曾任外交部和会筹委会秘书长并擅长撰写中文公文，对此经验丰富。他还说，他极愿让驻巴黎公使胡惟德先生任代表，所憾席位有限，无法如愿；但是，胡虽非正式代表，将和正式代表享有同等地位，同时他将有赖于胡的合作，而驻巴黎公使一职正可使胡为代表团助力，他希望胡能理解这一点。

胡惟德是个具绅士风度的老式外交家和学者，态度自然地答道，他虽无特别头衔，亦将继续效劳；请陆总长放心，他于头衔并无所求。

接着，我便发言。我说，此次任命还以我列第五为宜。在外交界，施博士资历比我深，魏公使年龄比我大。而且，魏在一九一二年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是我的顶头上司，我那时只是他手下的一名秘书。不管怎样，名次对我是毫无影响的，我将继续工作，一如既往。我所感兴趣的只是即将开展的工作。

陆总长说，就那些与中国利益有关的问题而言，和美国代表团的接触最为重要。而我是与美国代表团保持密切接触的当然人选。至于魏先生，他是负责用中文起草文件以及负责代表团内务工作。魏先生列第五也符合他本人意愿。

我又坚持道，关于魏先生的情况，我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施先生，还是将他列于我之前为妥。陆总长最后总算是理解我的想法了，他宣布，名单将排列如下：陆徵祥先生、王正廷先生、施肇基博士、我和魏宸组先生。于是驻巴黎公使馆参赞、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负责准备致和会函件，签字后立即发出。魏先生负责拟写电文，呈请中国大总统按所报名单予以任命。电报也及时发出。

对我来讲，我觉得困难问题已经解决。但出乎我意料，北京推翻了这种安排。第二天是星期天，岳先生打来紧急电话称，陆总长想立即在他下榻的吕特蒂旅馆和我见面。我先去秘书长办公室，弄清为何如此急迫。他让我看打字机上快打完的函件稿。这个函件请求撤销二十四小时前致和会秘书长的函件，说明顷接大总统训令，中国代表名次应排列如下：陆徵祥总长、顾维钧、王正廷博士、施肇基博士、魏宸组博士。我当即对岳先生说：“请勿发出，我要与陆总长谈谈。”

到陆总长那里之后，我发现他身体不适，心烦意乱，衣着不整。他默不作声，递给我一封电报，那上面有大总统关于五位代表名次的训令，将我列于王博士、施博士之前。我对陆说，这种改变令我吃惊。总长可以对北京进行说明，正式通知已经发出，不宜仅为代表名次而撤销原件，另发新函。我又说，任何这类突然变化都会使人产生不良印象，或者损害总长本人威信。外交总长毕竟是和会上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代表。

陆总长虽然看上去心情有些不快，但他态度很坚定。他说，不，由他签发的函件只不过是外交部函件，而载有大总统训令的电报高于任何外交部函件；总统的意愿必须尊重，我们都是政府的仆人。我对陆说，我名列第二还是第四，对我本人都一样，但是您身体欠佳，恐不能保证参加所有的会议。在我坚持己见时，他说道，他曾接过一封非正式电报，告诉他国内的形势，也表示了大总统和政府方面对他健康状况的忧虑。在北京政府心目中，如陆不能自始至终坚持工作，则应由我去代他为中国辩护。陆认为，在这点上北京是正确的。鉴于国内政治情势，如陆本人因健康关系不能经常参加会议，自然不便让南方的代表王正廷博士来代表中国政府。他最后说，他叫我来仅仅是为了通知我此项训令，至于函件的拟稿及发送已让岳先生去办理了。

看到没有争辩的余地，我只得告辞。从旅馆出来，我便去岳先生的办公室，将情况告诉岳先生。我让岳先生去请陆总长再考虑一下，先勿发文，名次问题仅涉及两名代表，事情不大。但岳先生说：“陆老让我速拟函件，他要立即签发。”我回答道：“这是我们内部之事，与和会并不相干。”岳先生说：“你我都知道，他一旦拿定主意是决不变更的。”我便说，我去和施肇基谈谈，他与此事关系最大。

顾维钧

我直奔施先生的公寓。他高兴地接待了我。我说，北京刚刚来电，我从吕特蒂旅馆来，陆总长给我看了一份大总统关于任命代表的电文。我刚一提及此事，他便迫不及待地向我询问电文内容。我告诉他后，见他面色铁青、愠然不语。我便劝他不必为此多想，我不想接受第二代表的名次。我说：“你在外交界资历比我深得多。至于我的工作，我觉得任何工作都同样重要，并不存在某种工作更为重要之想。你对我尽可放心。如果你想知道是何道理，我可以告诉你，除了公务上的考虑，我还有我个人的理由：我比你年轻十岁，我比你多十年的机会。”

施博士依然一言不发。谈话既已无法继续，我便去看望施夫人——我与她有亲戚关系。我向她保证，我并未主动谋求代表团内的地位，前天代表团开会，我还亮明过观点。施夫人教我放心，说她相信我，理解我的态度，她答应尽她之力去对她丈夫解释这一切。嗣后，我便告辞。如果北京政府改变大总统训令转而同意陆总长所荐名次；或者，如果陆总长接受我的提议，不向和会主席重新发函，那么，这种不幸局面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是，陆总长坚持发函。显然，陆此时也是进退两难，他感到形势对他个人来说可谓困难至极。他本人身体欠佳，北京知道这一情况。北京因恐陆再次犯病而作的准备也是十分正确的。陆在自北京赴巴黎途中已病倒两次。特别是在日本那次，由于身体不适，他只得放弃驻日公使与日本外务省及皇宫为他安排好的全部计划。

我已预感到，他决定通知和会变更名次一事，必将使代表团成员之间难以相处。同时，陆显然也很清楚，他不能无视总统训令。

以上是陆的为难处之一。另一方面，他感到有责任、有义务为王正廷博士保留第二代表的位置。他在一次代表团会议上对此做过说明。他说，在纽约时，他个人曾对王正廷博士做过许诺。那时，他在劝说王博士参加代表团以便中国南北双方能一致对外出席和会。陆总长对我明确说过，他曾对王正廷博士讲，无论中国分为几席，王也将就任代表。如果中国仅获三席，王正廷博士将居其一；如果中国仅获两席，王仍将居其一。陆认为自己必须守信。这倒并非仅仅出于个人原因，也是为使中国能得以统一对外。但是结果却是：王正廷博士名列第四，施博士列第二，我列第三，这将在代表团内造成何等的摩擦，不久便可看到。

南方代表问题，在和会召开之前，即曾使北京政府困扰多日。南方军政府原一直希望能获得某种正式代表权，但这在国际上显然是不可能的。王正廷博士一直热切盼望能作为中国代表团中的南方代表参加和会。王博士本人也确曾借助于他个人的一位美国朋友穆德博士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建议美国驻北京公使劝说中国政府接受这一想法。美国公使便在和徐世昌大总统的一次私人会晤中提出此事。与此同时，从一九一八年夏初或春末起，王正廷博士一直住在纽约，直到与陆总长同船前往巴黎。我在离开华盛顿之前也曾接到报告称，王透过会晤美国要人和他个人的朋友，暗中活动，以求得到美国对南方的同情。

在陆总长离开北京之前，他在政界的一些朋友曾建议，中国在巴黎需要显示出全国统一对外。我本人也早就从华盛顿发出过电报，作过这样的建议。我所以如此提议，是因为南方军政府的代表们曾代表他们的南方政府在美国为反对北京政府而大肆活动，给我留有极深的印象。他们称北京政府为北方政权，称我为北方政权的发言人。比王正廷更为活跃的是广州正式派出的两个人。他们代表南方发表了许多公开声明，和举行过记者招待会。郭泰祺先生、陈友仁先生，这两个人和王博士不同，他们曾到过华盛顿。也就是在他们访问美国首都时，我曾在公使馆请他们吃过饭。记得我派了一位参赞去作私人邀请，并向他们说明，我请吃饭纯属私人性质，仅仅意在老友聚首畅谈。因为我与他们相识多年，相当熟悉，他们对此解释充分理解，并应邀前来。谈话是极其坦率、友好的，但是我们各执己见，所论之事无一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坚决支持南方军政府，愿意看到北京政府垮台；我则站在我的角度上向他们解释说，国内的政治之争虽属不幸，然不足为怪；至于家丑外扬，则既无必要，也不明智。我说，当我获悉他们称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为北京政府的发言人时，我十分惊异，深感不安。谈到我本人，我认为，我是中华民国的外交代表。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的领土和管辖范围，我从不认为我代表的是几个南方省份除外的中华民国。政治之争应限于国内。我还记得我曾向他们指出，大不列颠的政体为君主制，但它同时又是最先进的民主政体之一。不仅平民，甚至议员也可以而且实际上经常公开批评政府。但是，在我的记忆之中，几乎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在国外的英国人公开批评自己的政府。换言之，内部的政见分歧最好是限于国内，这样才能保持政府在国外的威信。

他们对我所讲的一切未作直接回答。我想，他们也很难反驳我的意见。他们同样坦率地讲述了他们对北京政府的看法。他们说，北方政府是如何地不能代表中国民意，实际上，是一个军阀政府，不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代表。尽管我们意见不一，但由于我们之间长期存在的友谊，这次聚会善始善终，友好结束。双方都能谈论极其微妙的问题而无误解，也都依然怀着原来的友情分手告别。

郭、陈二人去巴黎比王正廷博士迟得多。他们主要不是去参加和会，而是去监视中国代表团。我从他们那儿还得知：王正廷博士根本不代表南方政府，他们曾私下明确指出，虽然北京政府任命王博士为代表团成员以代表南方，但实际上只有他们二人才是南方军政府所派代表。我对此倒并不惊奇，因为我回想起在王博士离美赴巴黎之后，我曾收到过华盛顿公使馆的一份有关报告。郭泰祺博士和陈友仁先生显然对于他们的政治伙伴王正廷博士不辞而别随陆总长赴法一事大吃一惊，极为恼火。他们的声明不承认王正廷博士是中国代表团内南方军政府发言人的说法，后来到达巴黎的汪精卫先生、伍朝枢博士等其他广东军政府领导人又不止一次地证实了这一点。

汪先生和伍博士也是代表南方军政府来此观察中国代表团以及有关中国在和会上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陆总长在北京曾亲自致电在广州的伍朝枢博士，邀其参加代表团。伍在复函中仅提出了某些政治条件，而未明确表示是否参加。所提政治条件之一是，北京的政治制度应予改革，以便使其更能代表全中国人民。信虽写得委婉含蓄，但这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南方军政府反对北京政府并谴责其政策之性质和原则。伍朝枢先生最后由南方委派前来观察和会和中国代表团。陆总长和我，还有其他一些人对伍都很了解。伍博士和我还曾在北京共事近两年之久。伍到巴黎之后，再度被邀参加代表团，名义上取代魏任第五代表，但他并未在和会上起积极的作用。

就北京政府而言，对任何由南方派出的观察员或代表都不承认其为另一政权的代表，然而，我们，特别是我，都急于随时将代表团的工作告诉他们，因为我们认为，代表团是代表全中国的，对任何人，甚至是南方军政府的支持者，我们也没有需要隐讳的事。

变更代表名次的后果极为不幸。它在代表团内，特别是在以王正廷先生、施肇基先生为一方，以陆总长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纠纷。同时，在代表们开会时，我有时也成了批评目标。

在和会正式开会后的第一周内，大家都忙于和会各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并进行各种活动，使中国选入某些委员会。王正廷博士和施肇基博士分别在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工作，我则每天去参加国际联盟委员会的会议，有时一天两次。同时，我还要准备备忘录，有些备忘录分派给顾问们，如严鹤龄博士等人去写，我本人要起草的有三四份。施博士起草两份，一份是关于外国在华开办的邮电机构，另一份是关于外国驻军的。

代表团内发生的第一次公开摩擦，是指派我给以威尔逊总统为首的委员会起草国联盟约。陆总长显然把我看作是这个问题的学者，他读过我写的关于国联问题的两份备忘录，极为欣赏，签字批准了我首先提议的、并随后付诸实施的、使中国进入委员会的方案。由于我是中国在该委员会中的唯一代表，每次会后，我都写出报告供陆总长和同僚们参阅。同时，因需迅速向国内汇报，每次报告内容也即刻电呈北京。有时陆不在，电文甚至不经陆总长过目便即发出，以使北京随时掌握会议动态。外交部因急于知道国联问题的进展情况，曾特别指示代表团以最大可能尽快汇报。北京不止一次来电告知总统和总理期待收到关于国联委员会工作进程报告的急切之情。我的办法是将拍发国内的报告抄存一份在代表中传阅。但是，我的报告不断受到施肇基先生和王正廷博士的攻击。然而，他们的批评显然并不准确。因为批评得不对题，看来主要是有意使陆总长和我难堪。

他们曾有过这样一次措辞严厉的批评，说我有一份电文歪曲了国联委员会讨论中的真实情况，这种歪曲有损于中国，因为它使得中国好像不必要地站到了主张君主政体的国家一边。他们说，电文支持了以袁世凯为皇帝的洪宪政权。这可真是令人吃惊。他们显然是完全误解了“帝国主义”这个词。这个词主要是指一种主张殖民主义的政策，而非意指政体。我的报告中所涉及的是英、法等这样的国家，为维护其殖民政策，提出了一种委任统治制度来解决接管德国殖民地问题的观点，事情不过如此而已。但他们硬说我的电文弦外有音，而把这作为攻击陆总长的论据，说这一电文肯定出自陆的授意，因为陆于洪宪帝制时曾任过国务卿。他们的论点是，我本应表明，中国反对任何君主制政府，因为中国是共和国。但是，他们把“帝国主义”一词解释为“帝王的统治”了。

代表团会议于是便成为王博士和施博士二位代表吹毛求疵、肆意攻击陆总长或我的集会。在名次问题造成代表团内部矛盾之后的第一次代表团会议，是施肇基博士建议召开的，为的是任命一位新秘书长来负责会议记录和执行代表团交付的对外任务。当时办公室秘书长是胡惟德公使手下的参赞岳昭燏先生，他一直和陆总长在一起工作，与法国政府成员及各国驻巴黎外交使节团都极为熟识。但是，因为他曾为陆总长起草了变更代表名次的函件，而且他未与施、王二位协商，也未听取我的建议暂且留下不发，以容再作考虑，而径将该函发出。所以，施博士和王博士显然对他很不高兴。这二位先生直截了当地攻击岳先生是陆总长的私人代理，并认为代表团应当任命一位事先取得全团同意的秘书长。听到这样的批评，真令人难堪。接着，施博士又提议，由他自己所信任的助手、驻伦敦公使馆一等秘书施斌先生来取代岳先生。王正廷博士附议这项动议。我表示反对，说，岳忠于职守，勤勤恳恳，他在巴黎交游广阔，完全称职。施博士说，既已提出动议并得到附议，请主席付诸表决。当然，除施先生之外，并无他人提议，除王先生之外，也无他人支持。我又说道，施自然有资格提出动议，但我以为岳先生工作甚佳，实无更换之必要。与会的代表和顾问们缄默不语。那次会议，有许多公使出席。如：驻丹麦公使、前驻柏林公使颜惠庆，驻罗马公使王广圻，驻西班牙公使陈霖，驻荷兰公使唐在复。出席会议的还有许多其他中国外交代表。他们或是认为自己无权表决，或是因为不知道这一提议背后暗藏的目的，或是因自己仅是顾问而不愿参与代表之间的私人争吵。魏宸组先生赞同我的发言，他也认为换人并无必要。会议主席陆总长是一位温文谦逊的绅士，而且显然遵奉着老子哲学。他并未反对，只说他本人同意通过这项动议。于是，岳先生退职，施先生立即上任继岳先生负责代表团会议记录，但对和会方面，岳仍是代表团秘书长。在代表团内部正式提出一项动议，得到附议并付之表决，这还是第一次。据我回忆，这也是唯一的一次。

中国在“十人会”上的论辩关系至大。因为对中国来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山东问题都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同时，也是和会必须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原来一直期待在会议过程中，中国能有机会被邀为自己辩护，但没料到机会来得如此之快。那是一月二十七日的午饭时分，我们第一次获悉，中国将被邀出席下午的“十人会”会议阐述自己的立场。这一消息是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士出于友谊预先通报给我们的。他说，日本已在上午的会上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它要保留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威廉士非常希望中国代表团能为论辩做好准备。他还说，和会秘书长将会发来正式邀请函。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就餐的同僚们。

这个消息对每个就餐的人来说，都不啻一个晴天霹雳。当时在场的有施肇基博士、王正廷博士、魏宸组先生、胡惟德先生和岳昭燏先生。所有的代表，包括陆总长在内，都已习惯于共进午餐，并利用进餐时间商议工作。陆总长引人注目地没有出席。他是因患病卧床，未能参加午餐聚会。岳先生当即主动去给迪塔斯塔先生打电话。迪塔斯塔是法国驻瑞士大使，和会秘书长、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的密友。岳先生带回消息说，迪塔斯塔正在准备邀请函，一俟签字即送达代表团。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刚才威廉士先生打来的电话。代表团全部内争这下似乎都从在座者的头脑中消失了，人人保持着沉默。我充分意识到，同时，我断定别人也都充分意识到，中国代表出席下午会议的重要性。

我们正在讨论，邀请函送来了。到会时间定于下午三时，可此函来时，两点钟已过。我说，此事必须立即报告陆总长。岳便上楼去报告。但是，岳带来的回话是，陆总长疾病缠身，无法赴会，让我们自己决定赴会及论辩人选。时间早已两点多了，我便说，人选之事，并无问题。根据级别，我提议王正廷博士、施肇基博士赴会。我是了解施肇基博士和王正廷博士心理的，我本人又一直因并不看重名次而从未想过要名列于施博士之前，所以，这次无疑应由王正廷博士和施肇基博士代表中国出席。和会方面对与会代表倒并无特别要求，谁去都行，它不管中国自己任命了多少名代表，每次出席会议的代表可以是其中任何两名，——今天甲、乙，明天丙、丁或甲、丙，或甲、丁。

施立即答道：“我不想去。我从未准备过这个议题。”他又指着我说：“该去的话，就该你去。因为你一直在研究准备这个议题。”我答道：“我想，虽说两人列席，发言可只是一人。团长陆总长缺席，自应由第二代表王正廷博士来发言。时间紧迫，大家不要客气了。”和会秘书长需要知道到会代表的姓名，会议主席要在会上宣布姓名，我催促大家迅速取得一致意见，以便岳先生通知和会秘书长。我说：“反正是王正廷博士发言，施肇基博士去，也无须开口的。”王博士说，如果他非去不可，他可以去，但他不发言，并指着我说，顾博士应该去，并且应该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我说，发言自当有人，但我不想发言，还是施博士同王博士去才是。但王博士说，只有我同他去，并担任发言，他才去。至此，我只得说道：“是的，我不否认我一直在准备这个问题，也知道一些情况，但是，最终并未准备出什么东西来，再说，我们大家也未曾讨论过。”此事到此不了了之，施肇基在恳切表示不愿赴会之后便离开饭桌上楼去了。接着，王正廷说，我是必去的，至于他自己，如不发言，去亦可。我说：“你是第二代表，陆缺席，你理应代理。”但他说：“我无准备，你有准备，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便说：“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我来发言。我只有一个条件，当他们请中国代表阐述观点时，你要起身宣布请你的同僚来代表中国讲话。你只需说这一句话。”王回答说，如果我坚持，他可以这样做。于是，我们就此最后达成协议。有此谅解之后，我们决定前去赴会。

我们于三时准时到会。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十人会”的会议，因为这次“十人会”纯粹是为要解决中、日直接有关的“山东问题”而召开的，克里孟梭主持会议。我想，这是因为他是和会主席，所以，根据职权，他同时也是“五巨头会”和“十人会”的主席。

会议室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子，到会代表大约有二十五至三十人。劳合·乔治先生、阿瑟·贝尔福先生、威尔逊总统、蓝辛先生、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他的外长桑理诺男爵在会议厅内坐于主席右侧，我们在左侧相向而坐。房间中央的几排座位上，除了几名其他国家的代表之外，几乎全是日本代表，其中有牧野男爵、西园寺侯爵，还有日本代表小组的其他代表。

当主席请日本代表团阐述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观点后，牧野男爵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声明，声称日本尊重日中之间的成约，并说，山东问题应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双方所商定之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他还陈述了日本在战争期间为协约国事业而作出的贡献。

这份声明显然不具说服力，原因很清楚。牧野讲完之后，克里孟梭请中国代表团考虑是否对日本声明作一答复，抑或需要一定的时间以作准备。我和王正廷商量了一下，然后王便对主席说，将由我答复日本声明，但需要时间以准备中国的声明，克里孟梭说，“十人会”将很高兴能在明天听取中国方面的声明。会议随即休会。

第二天，一月二十八日，我们再次出席“十人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山东问题是议事日程上的唯一问题。克里孟梭请中国代表团按照前一天的商定宣读中国声明。我催请王正廷博士起立，说明他已要求他的同僚顾维钧来阐述中国政府的观点。于是，主席叫我发言。我没用讲稿，谈了半个多小时。虽说这不过是一次即席发言，但因我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并一直在制订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我思想上是早有准备的。我刚一讲完，中国代表团就鼓起掌来。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坐在前排主席对面的代表中，也有很多人跑来跟我和王正廷博士握手。整个气氛与前一天日本代表讲话之后出现的冷场对比鲜明。

克里孟梭说，他希望得到一份刚才所述中国观点的书面声明。他又问，这一声明能否在两三天内交来。我说，中国代表团想提出一份尽可能充分的声明，所以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和本国政府联系，以得到所有必要的资料。其实，时间也不得不推延，因为和会主席也有将中日协定内容附于声明之后的要求。最后，和会主席同意给一周时间，在这一周时间之末，须将附有中日所签订的各种协定的声明送至“十人会”。

在我们离开房间时——应该说，是在离开房间之前——许多与会者，主要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有一些法国人，将我们团团围住，说，他们对于中国这一声明印象极好，还说，会上这么多大国代表向我们祝贺，对中国可是个好兆头。

“十人会”的活动虽说是秘密的，但是各主要协约国及参战国都有自己的新闻发布官。这些新闻发布官惯于在会议结束后接见报界代表。于是，白天的会议新闻到晚上就在当地报纸上刊印出来了——当然，是一般的报导，但是它特别强调中国声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致赞扬。显然，这一消息也传到了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因为在以后的若干天内，我们收到许多致代表团的贺电。在贺电中，人们称中国的论辩是杰作。这些贺电中，有中国大总统、总理、外交部和其他政府首脑发来的，还有各省当局和山东省公职人员、学生联合会等发来的。有关那天会议的所有报导，在国内，也在巴黎的友好人士中间唤起巨大的希望。人们认为中国的论辩将会获胜。中国代表团内的许多人也同样乐观。我本人自然颇受鼓舞，对于论辩受到欢迎亦觉快慰。但是，声明受到称赞是一回事，最终得到有利的解决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更为关心的是准备书面声明。当天晚上，我向陆总长和其他代表作了报告，又把他们请到我的住所来吃饭，同时开个会讨论一下这份书面声明的总纲。我们对声明本身讨论得并不多，因为他们都说，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知道应该在声明中写些什么。

于是，我们转而着重讨论对于克里孟梭要求附于声明之后的中日协议应如何处置。我有一张草拟的单子，列有中日所签的各种协定，但是北京来此的顾问们看后认为并不完全。王正廷和施肇基主张附上全部协定。我同意，但我告诉他们，我在华盛顿收集的资料中，几乎没有任何于一九一八年秋所签的协定。外交总长随身带来的文件中也没有这些协定。于是我们一致决定立即（致）电北京要我们与日本缔结的各种协定文本。

从外交部带来的资料，大部存放在一个公文递送箱内，但这个箱子不幸遗失了。我从华盛顿带来的资料中，有关国联问题的资料相当完全，但有关山东问题的资料却短缺甚多。许多与日本签订的密约，特别是各借款协定，政府当时连驻外使节团亦未告知。递送箱的遗失颇为神秘。这是一个装有有关满、鲁、蒙、藏问题绝密文件的文件箱。它在何处失落，无从得知。在日本失落的可能性最大，可这又和所了解的情况相抵触。有些人说在纽约港码头上见过它，可又有些人说，在美国旧金山或纽约都未再见到过它。于是，华盛顿中国代表团和纽约领事馆之间联系频繁，电询此事。邹玉成（译音）总领事奉命会见了轮船行李处和码头上的管事人，但一切努力皆无所获。公文递送箱一路上是随同陆总长一行横渡太平洋的。我总觉得，它是被日本情报部门蓄意窃去的，因为大木箱内装的文件只有日本才深感兴趣，其他人是不会觊觎它的。

日本的情报工作无孔不入，对于这一点，我是领教过的。记得在一九一三年，我首次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同时负有赴伦敦的特殊使命，从北京出发。那次，我也随身带着一些文件。京师警察厅派出两名彪形大汉做我的所谓侍从，沿途保护。他们几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守着箱子，每人十二小时。一个人吃饭时，另一个人就接班。因此，箱子一分钟也不会失去监护。从朝鲜到下关后，我上岸了。在那儿，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日本人已知道我将要抵达该国。就在我等候搭乘火车赴东京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男一女在盯我的梢。我很恼火，为了摆脱他们，我走进车站阅览室，拿起一份报纸来看。我不懂日文，所以看的是英文报纸。那姑娘也跟进来，挨着我坐下，同样拿起一张报纸浏览，她的同伴随后也进来，走到桌子的另一边。我在看报时，向右瞥了一眼，想看看她在看什么。不料，她竟是倒拿着报纸在看。我断定这两个人是在注意着我的行动，因为我每和秘书谈话，他们就走过来偷听。所以，我们通常都必须严密地守护好文件。

递送箱一直未能找到。我原希望能获得提供全部必要细节的文件，外交部也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递送箱的遗失使这一希望落空。我们只得电请北京将和会开幕前几个月内中国缔结的协定和换文告知我们。这些协定内容很长，电报又要译码，常常还会因字迹不清或有所遗漏而不得不再向北京电询之后才能整理清楚。出于某种原因，北京曾几次复电，说全部协定至此已电达完毕。但我们仍然发现有所遗漏，于是再次去电索要，这样，北京才又电告我们另一份协定。有些代表，特别是王正廷和施肇基认为北京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并不想让代表团得悉全部协定。不管这种看法是否正确，事实是，直到最后我们还是发现文件不全。遗漏的协定中有：合办铁路协定和参战借款协定。

与此同时，根据我们上次晚餐所商定，由我来准备这份总纲性声明。我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写完，交由其他代表通过。岳先生告诉我们，和会秘书长曾打电话询问声明还需多久才能递交，他们正在焦急等候。中国代表团，特别是我本人，也急于将声明赶快写完，但此事很费时间。最后总算大功告成，在由岳昭燏先生递交和会之前，召开代表会议最后通过。

临到快要送出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份备忘录，包括中国正式声明和有关的协议附件，应该按照惯例的样式包装送出。那时在我的住所，包括管家在内共有十个人。我们找不到缎带，但我坚持要用。我记得那管家急忙出去买来一些，可是连包扎一份也不够，而我们却得准备好几份文本，不仅要向“十人会”递交一份正本，还要将副本分递各主要代表团——美国、英国及其他友好国家的代表团。我们围坐在饭厅的餐桌旁，忙了整整一夜。我颇感孤单无援，因为在座之中我是唯一的代表团代表，其余的都是办公室的秘书，他们对如何得体地包装一份正式外交文件，毫无经验。

书面声明递交和会之后，我和同僚们都料想“十人会”会用一定的时间来讨论声明并作出结论。我们最初获得的印象是很好的。在进行论辩后的几周之内，无论是在宴会上，还是和友邦代表见面时，谈话总是给我们以鼓舞，使我们认为，中国的论辩已经获胜。

当时，已有大批中国政治家来到巴黎，他们是专为来观察和会向代表团献计献策的。其中有许多是各政党的首脑人物。如国民党的汪精卫先生、张静江先生、李石曾先生及该党其他要人；有与国民党对立而与北京政府合作的研究系领袖梁启超；有所谓交通系的领导人；也有民本社的代表，我想其中可能有张君劢博士和李教授，李曾在美国各大学执教，和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馆有过通信往来；还有中国青年党首领曾琦和左舜生这样的人。这些政党领袖们看来大都认为中国将在此案中获胜。同时，根据代表团所收到的贺电来判断，获胜的看法在国内肯定也很普遍。

与此同时，代表们之间的摩擦却日趋严重。二月初，代表团召开一次会议。通知是十时开会，我到会稍许提前两三分钟。这已是我的一种习惯。我到会议室时，除新任秘书长和一二名秘书外，还没有人来。通常在长桌上首给会议主席陆总长留有一个座位。可这次我看到那儿放着两把椅子，我第一次见到这样一种奇怪的安排。于是，我问新任秘书长，这是什么意思，谁叫这么做的。他说，这是一位叫赵麟荪（译音）的少校让这样做的。赵少校是作为王正廷博士的私人秘书来到巴黎，经过我同意了王的要求，才得以进入代表团的。据施斌先生讲，就是他重排了座位。我又问，这是为什么。施说，赵告诉过他，王正廷博士代表南方，如同陆总长代表北方一样，既然地位相当，就应像联合主席那样并排就座。接着，更为有趣的情况发生了。在大家步入会议室时，陆总长对这样的座位安排皱了皱眉头，但是他在紧靠着我的左侧椅子上平静地坐下。而王正廷却神态庄严地走进门来，坐在右侧椅子上。这简直是一幅喜剧画面，陆总长显然吃了一惊，以致有片刻时间一语不发。这时，王正廷博士竟无所顾忌地宣布开会，并且要求听取汇报。会议进行中，王正廷得寸进尺地把肘部向左侧挤去，每挤一次，陆总长便不得不挪让一次，直至最后离开桌子，坐到我这一边来了。但是陆总长并未作声。显然，其余的人此时即使没有对王的丑态厌恶，也是深感不对头。但是，会议依旧继续。我记得，我当时一言未发，一直按捺着未作汇报。直到最后，我提请大家注意这种我所看不惯的座位变化。我指出，陆总长是外交总长、代表团团长。我还记得，我当时说，我们必须先澄清这种局面后再开会。那次会议的内容倒并不重要，除了秘书长的例行汇报之外，别无其他。

陆徵祥

翌日，陆总长称病未到会。不久，便离开巴黎，去向不明。甚至连陆最亲密的朋友、他毕生的支持者、驻罗马公使王广圻和陆的另一位亲密朋友、驻巴西公使夏诒霆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我们对此不仅骇然，而且不知如何应付这种局面。代表团内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施博士和王博士，另一派同情陆总长。我记得在和魏宸组先生进行了一次简短商议之后，召集了一些顾问和专家开会。我坚持尽管陆总长缺席，工作还应继续。这次会议没有邀请代表参加，它实际上仅是在办公室内举行的一次私人性质的非正式会议。我觉得大家应该按照所分派的任务继续进行准备工作，同时要竭尽全力查明陆总长的去向，并把他找回。这些事情都迫在眉睫。王广圻先生曾报告说，陆总长很可能去了瑞士，他在洛迦诺湖畔有一处寓所，那是他最喜爱的休憩之地。

在二月份，陆先生不在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仍然继续工作。到三月中旬，七份体现中国迫切要求的备忘录已准备就绪，并递交和会。

北京得知陆托辞休息已撇下代表团从巴黎转赴瑞士后，大为吃惊。这时巴黎有谣传说，梁启超先生已离京前来，将代陆任代表团团长。事实上，总统和总理从前曾电告陆氏，梁先生与和会筹委会来往密切，一直在研究对中国有影响的种种问题。而陆总长总是设法让梁充分了解正在处理的问题情况，并想让梁参阅包括机密文件在内的全部文件。代表团的成员并不轻信这一谣传。但梁启超，他的政治背景一向被认为在涉及中日关系的问题上态度是较为和缓的。当时的这种印象可能未必真实，但由于梁在北京是总统的亲密顾问，又是支持政府反对南方的进步党领袖，这一传闻似乎又有些可信。三月上旬，陆总长回来了。那时，由于北京内阁改组，他已被重新任命为外交总长。他在瑞士时和北京有过通讯往来。现在得到的电稿表明，他一直在和北京就提高团长权力，俾便处理代表团内部问题进行商谈。他重返巴黎时，带着代表团总裁的头衔，同时拥有必要时可不经其他四名全权代表同意自己决定任何问题的权力。我料想这一着棋是专为对付那两位同僚的，他们在代表团内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陆先生回来以后，在代表团会议上，代表们个人之间的关系并未改进，隔阂并未消除。对立更为隐蔽，而在偶尔暴露对立之时，矛头所指更多的却是我，而非陆先生了。

大概在五月的一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上海友人的来电，告知我《字林西报》发表了两整版的论文，矛头特别指向了我。论文以一则报导起首，说我为求与北京亲日派建立友谊，已和曹汝霖先生之女订婚。当时曹汝霖被误认为是北京亲日派首领。朋友的电报还说，文章对此评论道，中国何其悲哉，值此危急之秋，适逢国际间胜利在望，而国家赖之共济时艰的最卓越外交家之一，却与亲日派联盟，与曹小姐订婚，转而反对国家之利益。这一报导真令我不胜惊讶，以致无法相信竟会有人编造如此毫无根据的谣言。确实我认识曹汝霖，并与其在外交部，特别是当签订“二十一条”时共过事。但就我们所共之事而言，我始终感到曹先生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是拥护国家利益的。至于此外，他是否还做过其他对国家不利的事情，我则一无所知。

这一报导恰似晴天霹雳。我当即复电，请其查明谣言来源。上海很快复电，称谣言出自广州，系由通讯社发往上海。于是我猜疑此事或与巴黎情况有关，亟欲得知这一猜测是否确有根据。

两天之内，我未对任何人谈及此事。但是，当我接到上海第二封电报时，我决定去向一位和广州军政府关系密切的同僚询问此事。那是在一次由我出面招待李石曾先生的午宴上。李石曾是政界元老，那次午宴他坐于上首，王正廷博士坐于我右侧。午宴将尽之时，我对王正廷博士说，我有一事不明。近日收到上海来电，大意说我已和曹小姐订婚。但此事绝无可能。因为我虽丧偶，但却从未想过续弦之事。我又说，这消息是从巴黎传至广州，又由广州传出去的，所以我特来向他请教，不知他是否知道此事，抑或发出这消息的就是他本人。这时王正廷满面通红，答道：“是的。”我问：“你相信此事是真的吗？”他用中文答道：“有闻即报是我的责任。”我说：“这是私事，我们每天都开会见面，发电之前，你起码应该先问问我本人。”他脸色更红了，说：“我希望这不是真事。”我说：“你知道这不是真事。”这时他答道：“但是不光是我，伍朝枢也发出同样的报告。”谈话到此为止，我心里烦乱至极。想不到代表团内的同僚，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身份的人，竟会由于政治上的目的而出此伎俩。

那时，伍朝枢博士已赴纽约。我当即致函请他答复我，王正廷之言是否属实。与此同时，我去看望了汪精卫先生，我和汪认识已多年了。我将发生的事和王正廷的话告诉汪，汪听后勃然大怒，说：“咱们一起去见王，我要当你面打他耳光。他怎么竟能如此卑鄙，蓄意制造这类谎言。”汪精卫本人并未听说此类传闻。我知道，汪精卫有时爱使性子，我又不想制造事端，便劝阻了他。我说，我不过是让他知道此事而已，因为王正廷是代表南方的呀。汪说：“不，不，他太下流了——他的品质、他的行为都太下流了。”他又说，总而言之，王并不代表南方。王的那套观点在南方是遭到反对的。可是他不顾这些反对而自己跑到巴黎来。我无从得知这话是否属实，但是，它进一步证实了王正廷并不代表广州。在一月的第一次会议上，陆总长曾告诉我们，他所以想让王正廷先生在代表团内排第二位，是因为他对王许过愿。

我百般劝说，才使汪精卫先生打消了立即去找王正廷先生的念头。几天之后，我接到伍朝枢博士从纽约寄来的亲笔复信，信中说，他可以肯定地告诉我，王正廷是个撒谎者，他从未听说过我订婚的事。他要给王正廷写信，指出王是个撒谎者。对我来讲，事情也就到此了结了。自然我从中得到了一个教训：在政治生活中，是会有像王正廷那样全然不顾事实的人的。

曹小姐在北京，我在巴黎，我从未见过她。我不知道曹汝霖有几位千金，也不知谣传和我订婚的是哪一位。而且自从一九一五年我与曹先生在外交部共事以来，我们根本未曾互通过只字片语。

在威尔逊总统启程返美、陆总长隐遁不见之后，中国代表团一直在忙于准备反映中国迫切要求的七份备忘录。三月中旬左右，这些备忘录终于完成并递交和会，正好赶在威尔逊总统回巴黎之前。

威尔逊总统的返美之行以及美国国内出现的与和会、特别是与国联盟约草案相关的情况，看来影响了总统在和会上的地位和威望。盟约草案是以威尔逊总统为主席的十八人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威尔逊总统一直盼望美国参议院能予批准，以促成和会通过，这样便可实现他所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他发现参议院中以麻萨诸塞州参议员洛奇和威斯康辛州参议员波拉为首，对此极力反对。这些反对意见在参议院中占了上风。我想，这是因为从总体来看，美国人民对成立国联普遍缺乏兴趣。在美国，孤立主义情绪依然十分强烈，而参议院的反对正是这种民意的反映。不管盟约草案在美国遭到反对事出何因，反正威尔逊总统一返抵巴黎便发现自己处境相当困难。他感到，对于和会依然面临的、包括国联盟约在内的种种问题，他将不得不谨慎对待。自然，盟约还是必须要由和会来通过，但是主要欧洲协约国对盟约也无甚好感。他们的兴趣与注意力似乎都集中于一些重大问题，那就是由各国提出的、最后必须加以解决的政治和领土方面的问题。

法国极力要求得到战争赔款和吞并欧洲盛产铁、煤的萨尔地区，并坚持说，为防止德国势力在欧洲大陆的卷土重来，建立国联的国际部队至为重要。法国这一要求与威尔逊总统阐述过的美国政策及观点正相背驰。

一些新恢复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也对德国提出领土要求。但是，给威尔逊总统带来最大困难的问题是阜姆问题。奥兰多代表意大利执意要求吞并阜姆。由于英、法对支持威尔逊并不热心，他实际上不得不单枪匹马与意大利正面抗衡。威尔逊的处境可以理解，如果他屈从于意大利的要求，便不得不放弃他那“十四条原则”之一的“不吞并领土”原则。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反对将阜姆割让给意大利，这导致意大利代表团退出和会。

日本是组成“十人会”和最高会议的协约国五强之一，它要求吞并太平洋上前德国所属岛屿，其中包括对美国具有特殊利益的关岛，寸步不让。威尔逊总统则坚持将原德属太平洋岛屿转让日本时，必须把关岛除外，并认为这一条件必不可少。另一个争论是日本要求在盟约中体现平等原则。美国在国联委员会内起草盟约时曾全力反对这一要求，但是这却是日本最为认真看待的重要声明之一。

总之，威尔逊总统回到巴黎后所面对的形势与他离法返美前的形势大相径庭。中国代表团也感到，对中国实现自己的目标来说，此时形势最为不利。但是，中日争执的山东问题有何结果，当时尚无明显迹象。威尔逊总统归来之后的六周之内，虽因意大利的退出和会，五强之间的团结已经破裂，但“十人会”和最高会议还是着手处理了各种具体问题。意大利的退出最能表明和会的困难处境；同时，这也特别影响到威尔逊的处境。中国在等待的同时，一直在劝说友邦，尤其是美、英，尽快地在和会上解决山东问题，因为中国担心各国由于其他问题延误了时间，而对这一主要问题便只能作出不利于中国的仓促决定。与美、英、法等代表团成员之间的谈话表明，目前尚未确定解决方案，要过些时候，才能着手解决。美国代表团看来很不乐观，因为威尔逊总统在处理和会其他问题时正面临着种种困难。有些国家因所提要求遭到反对，对他即令不算愤恨在心，也是颇为不满。人们可能注意到，豪斯上校建议中国代表团和日本共同接受某种解决方案，蓝辛外长则对提出这样的解决方案是否明智表示怀疑。布利斯将军和怀特大使或多或少地站在蓝辛一边。

将近四月底时，人们得悉，和会已经着手解决山东问题，经过讨论也已找到某种解决办法。四月二十二日，中国代表团接到通知称，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约见中国代表团。陆总长和我到美国代表团威尔逊总统的寓所参加了会见。我们发现仅有五人参加这次会见——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英文翻译汉基将军，法文翻译是一名法国海军上校，他的名字我已忘记了。我们受到了诚挚的欢迎，可是我们注意到，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表情严肃，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克里孟梭提议由威尔逊总统代表他们大家讲话。威尔逊首先讲述和会面临着众多问题，而其中有些问题又是如何难以找到解决办法，山东问题就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接着，他说，法国和日本早有协议在先，在和会上支持日本关于山东问题的要求，由于插进来这一情况，问题愈发难以解决了。他所代表的美国现在是唯一在山东问题上不受任何协议约束的国家。他说，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了。然后，他便讲述这一方案：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这就是最高会议所同意的方案内容。威尔逊说，当然，中国可能不待他们的陈述就已经完全了解。这可能并不合乎中国的愿望，但是，目前“会议”的其他成员国处境十分困难，最高会议所能求得的最佳结果也只能如此了。威尔逊所说的其他成员国是指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以前曾答应支持日本要求，意大利则已退出和会。

陆总长让我代表他讲话，这样可以使威尔逊总统直接从英文来理解意思。于是我遵命而谈。我非常坦率地告诉威尔逊总统，我是何等失望，方案又是何等不公。这种方案只能使中国人民大失所望，而且无疑将在亚洲播下动乱的种子。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方案对中国和世界和平都无所补益。我还向他指出，这个方案只字未提日本归还它在山东全部权利的时间表。总之，中国要求不由日本，而由德国直接归还这些权利，这是我们要求的要点，也是我们关于山东问题备忘录中的要点。看来威尔逊总统对此很为同情。他说，他理解我所讲的话，但是由于美国国内形势所致，这已是能够为中国谋得的最佳方案了。他又说，和会结束之后，国联能够对各国所提要求重新调整并主持国际间的正义。作为国联成员国，中国可以在它愿意的任何时候，随时向国联提出自己的要求。他极力劝我们对此放心。我则力图向他们阐明，国联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国际组织，但它是否能够改变刚才总统所提出的方案，中国是怀疑的。

劳合·乔治接着说，他想提个问题：中国是愿意接受中日之间早先制订的那个方案呢，还是于深思熟虑之后决定采纳刚才所谈的新方案？前者指的是作为“二十一条”的产物又被一九一八年九月中日换文再次认可了的中日条约，后者则明确日本只能得到中德条约中原定的经济权利，而不享有胶州租借地。我跳起来，告诉陆总长，劳合·乔治讲了些什么。我提醒陆，这种选择是极不公平的，两种方案均无法接受。陆总长表示完全同意。这时，威尔逊总统转而问克里孟梭是否有话要讲。克里孟梭说，他完全同意劳合·乔治刚才的发言。于是，我在和陆总长商量之后说道，劳合·乔治所提的问题使中国进退两难。这两种方案都不公平，既不利于中国，也无助于世界和平事业。我又解释说，日本的目标在于亚洲，山东是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沿海省份。日本获得在山东的经济权益，只能为其实现建立东亚帝国、排斥西方国家利益的计划大开方便之门。

威尔逊总统说，中国代表团或许愿意对他刚才就解决方案所说的话再作考虑，或许能够进一步理解到，该建议是目前情势下所能得到的最佳方案。我提出要求，希望得到威尔逊刚才所提方案的抄件以及“十人会”讨论、提出方案的会议记录。威尔逊总统听后便把脸转向劳合·乔治，劳合·乔治又把脸转向汉基将军。这时，汉基说，“十人会”会议记录是绝密的。我便强调说，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重大问题，应该向中国代表团提供有关讨论内容和有关方案形成过程的全部记录。威尔逊总统说，他将和其他同僚对此予以考虑。他又提出，中国或许愿意花费一定时间来研究一下他刚才所说的话。

“十人会”的决定使整个中国代表团和北京政府深感失望。我们当时曾立即通过外交部将情况呈报总统和总理。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至于日本，则是如愿以偿。它可以先将德国在山东的领土和经济权利直接获取到手，然后再就归还租借地一事与中国谈判。换言之，一九一八年九月的换文以及“二十一条”受到了尊重，或者说，至少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以“二十一条”为基础所签条约中的前几项有关山东的条款得到了承认。我记得，陆总长和我在威尔逊寓所进行的那次谈话中，我曾指出，向我们提出的这个方案无疑是以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为基础的，但是人所共知，该条约系中国于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被迫签订的。至于一九一八年九月换文，只是该条约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条约，如系以战争威胁迫签，则可视为无效，这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但是，对此种种辩护，威尔逊的回答是，他也知道该方案对中国来说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由于其他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如英、法等国的困难处境，这已是目前力所能及的最佳方案了。

时间已是四月末了。剩下的六七周时间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力争得到“十人会”决定的文本全文，以便了解该方案的实质和范围。中国代表团费尽周折，总算说服美、英、法同意提供文本。最后在要我们绝对保密之后，终于得到该文本的抄件。美、英、法说，提供会议文件资料并非“十人会”的惯例，另有一些国家在“十人会”处理、裁定其要求之后也曾请求得到有关文本但均遭拒绝。

两周之后，当我们看到文本全文时，我们的失望程度之大不亚于听取威尔逊总统口述那次。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继续努力，设法使方案能得到修改。在这方面，美国代表团成员们的态度使我们受到鼓舞。他们也认为这个方案很不公平，甚至连威尔逊总统的亲密朋友、总统在战争期间的机要使者豪斯上校也毫不犹豫地表示，由于英、法承认被缚住了手足，不能给予中国以支持，竟使威尔逊总统陷于如此困难的处境，深感失望。那时，我还会见过蓝辛先生、怀特先生、威廉士先生、亨培克博士、威尔逊总统的机要秘书贝克先生和美国五名和会代表之一的布利斯先生。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对中国感到歉疚。他们说，他们对此方案失望之至，他们也很不理解，威尔逊总统何以会认为应给中国这样一个方案。由此可见，威尔逊总统搞出这个方案，并未和自己的代表团磋商过。当然这倒也不足为怪。因为在威尔逊总统返回华盛顿后，人们早已看清，总统深感，为和会面临的种种问题求得解决方案已经迫在眉睫，他还经常不顾某些同僚的反对，毅然同意某些方案。自然，作为美国总统，只有他对美国负责，他有权行使自己的权威。但是，他对整个代表团的意见不予充分考虑和尊重，便接受那些方案的做法，看来仍使代表团成员普遍不满。那时，我几乎每一两天便要和他们那些人会见一次，有时和一个人，有时和几个人。他们的这种不满情绪，我是不会看错的。和会之后出版的《蓝辛回忆录》，也表明这种印象正确无误。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除威尔逊总统之外，都对中国表示同情，甚至还和我一道讨论有关修改方案的方法。但是，威尔逊总统不同意，他们就不能有任何正式表态。威尔逊总统本人正在忙于应付和会的其他问题，和他晤面愈益困难。我和豪斯上校会见时，豪斯曾几次表示——尽管他同情中国——他对“十人会”决定通过的山东问题方案是否能进行修改表示怀疑。

从整个五月，一直到六月上旬，中国代表团都在全力以赴敦促修改方案。但是，和其他协约国的商谈也如同与美国的商谈一样，未能成功。与中国友好的第四号主要协约国意大利，此时已退出和会。英国代表团在商谈中说，他们的手脚已被束缚，他们认为现存的这个决定是目前的最优方案。他们明确表示，问题并不在于英、法、美各国愿意如何做，而在于如何使日本同意修改条款，这是个实际问题，但看来又绝无可能。法国自然坚持“十人会”的决定。陆总长会见并交谈过的毕勋先生曾经表示过，他对这一方案是满意的。他说，就是这个方案也还是在对日本施加压力之后才获得的。于是我们明白了，这个令人不满的决定实际上是日本和“十人会”内其余四国之间达成的一个妥协。

当和会秘书长正忙于为德国全权代表签字作准备时，中国代表团由于发现方案绝无修改可能而深感失望，对于即将对德国代表宣布的和平条件，除其中与中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条款之外几乎毫无兴趣。这些感兴趣的条款包括：废除战前的中德条约；归还义和团时期德国从北京掠去的天文仪器；当然也包括转让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于日本的条款，而且这一条款无疑是痛心之点。除此之外，中国对国联盟约也很重视。该盟约组成了和约的第一部分。不言而喻，这是美国代表团特别是威尔逊总统的提议，目的在于使美国参议院无法避开整个和约而单独否决国联盟约。

中国代表团在获悉“十人会”和最高会议通过的条款之后，就明白所提的七份备忘录未被理睬。这七份备忘录表明了中国的迫切要求，并提出在公正平等基础上调整中国与列国的关系。中国代表团所得到的不过是和会秘书长收到备忘录之后的一份收到文件的通知，没有承诺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我本人对和会直接采取行动一直未存奢望。战争直接引起的问题已经堆积如山，难以解决，他们哪里还有时间来自寻麻烦，考虑中国的问题呢。事实上，在威尔逊总统将山东问题解决方案通知我和陆总长的时候，我们对这一形势已经了然。因为威尔逊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中国考虑自己可能受到日本的威胁，或者考虑日本不遵守它对中国的义务，中国可随时向国联理事会提出；同样，中国于备忘录中所述之迫切要求也可向国联提出，由这个新的世界组织予以考虑。

当然，人所共知，对德宣布和平条件之后，和会便也行将结束了。因此，对于这一包括我们所反对的山东方案在内的和约，应持何种态度，便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当务之急。我的态度自始就是：对山东问题不能取得保留就应拒签。保留是我们最后的办法了，必须竭尽全力争得保留，使中国免遭伤害。代表团内的其他人认为，最后表态为时尚早，修改这一苛刻方案或许还有希望。但是，我很清楚，和约条款一经对德宣布之后，山东方案就已成定局。德国自然没有可能来建议修改与中国有特殊利害关系的条款，同时，它也绝不会有这种想法。对德国来说，这不过是它交出在中国山东全部租借地和经济利益的问题，至于交给日本还是中国，对它并无所谓。因为在和约有关欧洲条款上，它有更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

代表团未能全体参加关于最后表态的讨论。施肇基博士已返伦敦，颜惠庆博士和其他当顾问的公使也都各返其欧洲任所，只有那些剩下未走的人参加了讨论。陆总长当时正在圣·克卢德医院住院，也未能参加讨论。代表团的成员大都未改初衷。在讨论是否应先提出保留再签字，以及如保留遭拒是否拒签等问题之后，大家一致同意对山东问题应坚持保留。有些人对于“十人会”和最高会议的决定虽然不满，但对于拒签的后果表示了担忧。然而，无人赞成无保留签字。施肇基博士、王正廷博士和我三人态度都很鲜明：赞成拒签。在讨论中，我详细论述了“十人会”的决定是如何令人失望而又不公平，我的结论是：应力争保留。

要使条约多少能有利于中国，争得保留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在和会当时的形势下，力争保留已益趋困难。和会当时正在致力于结束工作，并再次召唤德国人来凡尔赛签约；威尔逊总统正在准备离开巴黎返美；劳合·乔治首相已经返回伦敦。尽管如此，中国代表团仍旧继续向各主要代表团陈述意见。

六月二十八日，在凡尔赛会议即将召开最后会议对和约签字之前不久，由于陆总长不在，与法、美代表团打交道的任务便落到我的身上，与英国代表团打交道的则是施肇基博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使他们支持中国的保留态度。

法国反对保留意见，而且态度最为强硬。陆总长患病前曾与法国外长毕勋先生谈过，中国想对和约提出保留。这位法国外长对陆说，此事绝无可能。理由是，如果接受了一个保留，其他国家可能也要提出他们的保留，在协约国及参战国中，许多国家都对有关自身的解决方案不完全满意。法国人通过中国驻巴黎公使胡惟德先生和驻巴黎公使馆参赞、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先生明确表示，法国肯定将拒绝支持中国代表团对山东条款所提出的任何保留。英国代表团也认为任何保留都行不通，他们和法国一样，反对保留的立场坚定不移。施肇基博士与英国代表团的接触大都通过英国代表团顾问、前英国驻北京公使麻克类爵士。我和麻克类爵士也曾交谈过。他本人是同情中国的，也答应尽力劝说其上司，但同时他也明确指出，保留一事关系重大，他认为无甚希望。

与此相反，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则支持中国保留，而且包括蓝辛国务卿在内的几位成员还和我讨论了保留的条件。但是，蓝辛向我表明，无论条件如何措辞，只要威尔逊总统不同意，美国代表团便不能支持。此外，还有豪斯上校，他对我表示过，这种保留极难获准，因为这会为其他代表团也提出保留开路。豪斯的态度与其他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同，但是他的说法看来反映了威尔逊的意见，因为不久之后，美国代表团发现，威尔逊未对支持中国的保留采取任何行动。他所作出的最后决定使得他自己的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同样深感失望。

威尔逊总统拒绝支持保留，理由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代表团的任何保留都将开辟先例，而那些对于和会有关决定不满的代表团就会起而效法；第二，总统考虑最多的是国联盟约问题，该盟约在某些方面已为美国参议院所反对，而且，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可能会对盟约提出保留，特别是日本，它坚持要在盟约中体现种族平等原则；第三，正如他对我所讲过的，他认为即使不允保留，中国也不应拒绝签字，因为拒签将使中国被摒于国联之外。但是，事实却是，在不允保留之后，中国唯一对策就是拒签。因此，美国代表团看到保留行不通时，对这第三点理由产生了忧虑。甚至豪斯上校也认为在山东问题上的这一情况对中国关系极大，因此，中国代表团是应当予以充分考虑的。豪斯上校还向我指出，中国成为国联成员之后，在对外关系中以前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是可以改变的，这种看法也反映了威尔逊总统的思想。而拒绝签字，中国就无法成为国联成员了，也将因此而失去作为成员国所能获受的利益。美国代表团其他成员虽然也承认中国成为国联成员事关重要，但和中国代表团一样，对于山东问题解决方案深感失望。我将这些情况向陆总长作了报告。陆深知中国获得国联成员国资格关系重大。我对陆说，让我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看看能否找到解决办法。

美国代表团曾经向我保证过，对保留问题，他们也要认真考虑。几天之后，我和蓝辛、威廉士、豪斯上校以及上校的助手贝克一道商议此事。当时，对中国来说，巴黎的形势笼罩着一片黑暗。但是，无独有偶，我和美国人在讨论中都从那一片黑暗中觅得了一线光明。美国人说，他们发现，透过对奥和约的签字，中国也可以成为国联成员国，因为对奥和约的第一部分就是国联盟约。于是，我更加坚信，不允保留，自当断然拒签。但是，我们并未放弃争取保留的努力。实际上，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凡尔赛签约那天早晨。威尔逊总统当时已经返回华盛顿，我们未能征得他的同意，也未能征得英国的同意。英国外长贝尔福也认为保留难以实现。在美、英拒绝支持保留之后，想要再获取法国的同意，根本毫无可能——法国害怕同意一个保留将会引起许多其他保留——然而，中国代表团依旧全力以赴，在法国代表身上下工夫。陆总长卧病期间，由我肩负此任，锲而不舍。

和约签字前一天，即六月二十七日的下午，我会见了毕勋先生。关于中国的最后三种选择，我对毕勋至少已谈过两种了。第一种选择是，将保留附于和约之内；第二种选择是将保留附于和约之后；第三种选择是由中国在预备会上作一声明，大意是中国虽然签字，但不接受山东条款，同时将此声明记录在案。然而，这次谈话仅五分钟就戛然中止，因为毕勋强硬表示，任何声明，即使只是在会上宣读并不附于约后，也难以获准，这是由于这样做势必引起轰动。和会的最后会议纯系签字仪式，中国如作此类声明，将与惯例相悖并在协约国内制造不和。法国如此断然拒绝，使力争保留毫无希望，剩下的事只是决定签字与否了。

看来，中国政府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要签字。如有可能，则附以保留。陆总长对此似亦无异议，他忧惧拒签的后果而倾向于签字。六月末，国内舆论坚持支持无保留即拒签。我们虽然将争取保留的进展情况全部报告了北京，但是北京抱着成功的希望，或多或少地对国内隐瞒了情况，所以，国内的人们显然并未考虑到保留的问题。六月二十四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这自然把中国代表团团长置于极为严峻的困境。陆总长当时已经在圣·克卢德医院住院多日了。

就在此时，我们收到和会秘书长的来函，要求中国代表团——和要求其他代表团一样——将出席六月二十八日签字的两名中国全权代表的印章送交和会。按照惯例，一般是在签字之后盖章的，但是由于这次会议规模之大，人们发现应缩简仪式，当岳先生在代表团会议上向我报告此事时，我表示了我的担心。我说，最好还是等到六月二十八日之前的最后一刻再决定是否送交印章，提前送交有可能严重危及我们力争保留的尝试。再者，我们迄今未获任何成功，不可因过早送交印章而给人一种印象，认为中国并非十分认真争取保留。注意到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岳秘书长解释道，和会秘书长迪塔斯塔先生明确告诉他，要求送交印章纯属缩短仪式程序问题，没有任何承担义务或妥协让步之意。

但是，我的忧虑最后却被证明是正确的。据可靠消息，某些代表团，特别是法国政府人士方面，普遍产生一种印象，即北京政府已经训令签字，只不过某些中国代表依然在坚持要使中国在和会上得到更好的待遇而已。

六月二十七日晚，《凡尔赛和约》签字前夕，我去圣·克卢德医院，在陆总长卧室内向陆报告全部情况。那时，和会对中国问题的不利决定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不满，而且，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它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他们亟欲获知代表团的立场。为了应付他们，我亟待陆总长决策。当时国内公众团体以及某些省份的督军省长们甚为焦急，纷纷致电代表团，坚请拒签。他们称，北京政府已愿意签字，因此，巴黎代表团应采取明确的爱国立场，拒绝签字，以符民意。

晚饭之后，我去看陆总长，发现岳也在。我们一道交谈了几个小时。岳先生后来起身向外交总长告辞，要返回巴黎。这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在当时看来非常可怕的事情。岳先生在走后两三分钟又匆匆地折了回来。他脸色苍白，对外交总长说，他在医院花园里受到了袭击。据他讲，花园里聚集着数百名中国男女，很多人是学生，也有一些华侨商人。他们拦住了他，诘问他为何赞成签约。甚至在他保证说，他不过是代表团秘书长，对签字与否并无发言权之后，人们还是围住不放，并扬言要将他痛打一顿。他们把他看做是陆总长的心腹，并认为陆不顾代表团其他人的劝阻，已经决定签字。据岳先生讲，人们威胁说要杀死他，人群中有一女学生甚至当真在她大衣口袋内用手枪对准了他，于是他跑了回来。他说，他还是在医院里过夜为宜。我尽力使其平静，同时说道，人们恐吓他是可能的，但还不至于真的想杀死他。两点钟左右，我告辞出来，偕岳同行。我对岳讲我将负责他的安全。我们下楼之后，人们又将他围住。但是，当人们看见我以后，局势似乎便不再那么紧张了。显然他们了解我是主张拒签的。我告诉他们，不允保留，中国当然不会签字，而由于未得到任何支持，保留看来已无可能，因此，签字一事便亦不复存在，诸位可不必为此担忧。

人们听了这番话之后便散开了，我们也得以走出医院。几年之后，我在纽约常常见到魏道明夫妇。魏夫人名叫郑毓秀，西名苏梅，她曾参与过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圣·克卢德的那次聚众之事。距今四年前的一天，她缅怀往事，对周围的宾客们大谈我在危机之中是何等勇敢。我答称，对那次事件我了如指掌，我当时断定她那假冒手枪之物不过是藏于口袋之中的一段树枝而已。她笑道：“你猜得很对，可是岳先生当时真吓坏了。我那时站在一旁暗自好笑呢。”她又说，她认为我很勇敢。我说：“我知道并无手枪呀！”虽然爱国学生与华侨在那次事件中是认真的，但这一事件还是一出喜剧。

我去见陆先生的主要目的是向这位外交总长和代表团团长报告，尽管我曾向和会主动提出，保留意见不载于条约正文之内，而仅附于我们的签名之后，但仍未获准。此外，中国预备在会上作一声明的建议也被毕勋先生拒绝。我知道，北京政府和陆总长，还有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如颜惠庆博士，有这样一种意见：把中国摒于和会这一庞大组织之外是极为严重的事情。我也有此同感。然而另一方面，我坚信如果中国在力争保留完全失败之后拒绝签字，将会得到国内外舆论的支持。怀着这一想法，我建议另作尝试——设法在和会上发表一口头声明。我把经过修改的口头声明稿交陆总长过目。陆和往常一样，毫不迟疑地签署了这一声明。我建议，为了不在和会上引起轰动，我们应该通知法国。于是，我便往见和会秘书长。

我好不容易才和迪塔斯塔秘书长约定好于六月二十八日晨会晤。但是，迪塔斯塔在会晤中声称，发表声明，无法接受。我又生气又沮丧，愤慨这一拒绝使得寻求妥协的种种方法均告失败。我已清楚，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

我于是去圣·克卢德医院向陆总长汇报。那是大清晨，彼时情形我记忆犹新。我自己驱车驶离医院，那真可谓一次旅行——在清晨五六点钟时分，从圣·克卢德到巴黎，竟用了十五甚或二十分钟。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对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来说，直到六月二十八日前夕，北京政府一直在扮演什么角色是耐人寻味的。实际上，直到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国代表已经拒绝出席和会全体会议之时，代表团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签的任何指示。就任新内阁外交总长的陆徵祥觉得如此重大事件不应由他个人决策，请总统和总理就签字一事给予明确训令。但北京政府却电谕陆总长自行决定。六月二十六日或是二十七日，陆总长再次电请北京给予特别训令。由于代表团所接训令一直为“签字”，所以陆为加强自身地位计，呈请北京务必作出拒签决策。到二十七日下午，事情已经一清二楚，甚至“将保留附于约后”也已注定无望。经将有关情况再次电呈北京，说明此种情势之下只有拒签为宜，望政府重新指示。发出此电之后，我们接到北京复电称，北京早些时候曾有电谕，而奇怪的是巴黎何故不曾收到。这一电报实际上是指令代表拒绝签字。电报于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到达，我想是三点钟左右，那已在和会最后会议结束之后了。到那时候还来了电报，实可惊异。

一方面，喜欢寻根究底的人们在头脑中有这样一种猜测：最后的拒签令是否果真早已发出而在途中延误了呢？各国都不愿中国拒签。法国肯定是不愿意的，因为此事颇为严重。中国此举使协约国内部产生裂痕。它不仅是一起国际性事件，而且成为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先例。我们知道，法国一直在对北京施加压力。法国政府令其驻北京公使劝说中国政府电饬代表团签字。关于此事，我们是知道的，虽然并未从我们的两名外国顾问处看到任何文字性根据。这两名顾问，一名是公使、全权代表宝道先生；另一名是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关系密切的德科德特先生。德科德特先生原在比利时外交部工作，现在是陆总长的外交部法律顾问。

另一方面，我们代表团内的某些人也在揣测，或许北京政府并不想由自己来决定。北京很可能是在得知最后会议已经召开之后才发出电谕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临时政府的踌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随着代表团保留意见所得支持的变化，巴黎的形势每小时都可能改变，中国政府离和会现场万里之遥，难以决策。换言之，尽管国内舆论明确无疑，使人确信中国理应拒签，但北京政府和巴黎的陆总长依然感到采取这一步骤责任实在重大，后果难以逆料。陆总长本人起初赞同签约，甚至即使不允保留，可能也会赞同签字，但由于中国国内以及巴黎形势的发展，在国内舆论强大压力下，他最后也同意我的意见，反对签字了。我至今难以推断，如果北京最后的训令是签字，他是否会俯首遵命。

最后决定并未经全体代表和顾问们充分商议。实际上，在和代表团正式或非正式接触的人们中，许多人，即使仍在巴黎的人，已经不再活跃了。最后，他们都打算和巴黎的悲剧局面一刀两断了。当初，中国获胜希望很大，政界要人及名流纷至沓来。但是，“十人会”的决定以及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对代表团的通知令人大失所望，这就使得那些人一个个溜之大吉，哪里还顾得上首尾一致、善始善终呢！甚至在代表团内部也是如此。代表团已经分崩离析、各自为政，人员也已不多。陆总长当时住在圣·克卢德医院，我和他倒是经常碰面，剩下的只有我自己和一名秘书长。驻巴黎公使胡惟德甚至都不常见到。六月二十八日那天早晨，我没有见到王正廷博士，不知他在何处，或许他是去看陆总长了。我那时奔走于巴黎和圣·克卢德医院之间，无暇去吕特蒂总部，也无意于弄清王的去向。但是，如果需要去人到和会签字的话，那是应该由他和外交总长这两名全权代表去的，他们的印章已经送交和会了。

不允保留就不签字，无疑是代表团一致的意见。例如，施肇基博士，尽管他起初态度犹豫不定，但在赴伦敦之前，也表示了这一看法。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对毕勋的强硬态度感到不满与愤慨。如我已经谈到过的，代表团最后的一致意见和决定是自己作出的，并非北京训令的结果。

回顾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的立场和前此的发展过程，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观点来看，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出席和会导致必须披露中日密约，特别是那些于一九一八年战争结束前夕签订的密约。这些密约，政府对日本负有保密义务，未曾透露过。现在披露出来，便引起巨大的公愤。总的来说，中国公众认为这些密约完全有损于中国利益。南方军政府则认为，北京政府是为在财政及其他方面取得日本的支持，以便使用武力镇压国内反对党，而蓄意采取这种与日签约的政策的。这种看法，似乎形成于安福系控制北京、握有北方政权、执行与日勾结、迁就日本愿望的政策那一时期。

和会对国内政治情势影响至巨。和会期间双方停止了公开的战争。然而不久，便爆发了第一次直奉之战。人们可能很难推测，如果中国在巴黎解决山东问题上获得令人满意的成功，或者，如果中国不要求保留意见就在和约上签字，那形势又将如何？现在恐怕无法得到圆满的答复。

虽然，中国的坚定立场在国内外获得良好印象，但是，在主要协约国及参战国的首都，它也引出了问题。在北京，美、英、法的公使请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改变这一窘境——所谓窘境，是从他们的观点来说。中国的答复是，请这些国家与日本交涉，说服日本确定归还德国租借地的确切期限。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最后拒签，亦感意外。中国此举使日本处于微妙境地，没有中国的签字同意，它在对德和约中获享的权利就不能合法继承，虽事实上日本由于它对德武装干涉，已经通过军事占领行使了它在山东的特权。日本当然急于在巴黎得到各国对其特权的承认，但不仅如此，它还亟盼中国接受和约，以便取得中国对其享有的特权的同意。

在华盛顿，情形更为严重。甚至在对德和约签字之前，美国参议院就已经对国联盟约的许多方面表示了反对，而在威尔逊总统第二次从巴黎返美后，这种反对情绪又有所增长。那时已经不仅限于以参议员洛奇和波拉为首的一批人，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参议员为了形形色色的理由，对盟约也表示反对。中国的抗议和拒签则在舆论界和参、众两院议员中间得到普遍支持。换言之，美国人民对国联盟约的愤懑原已郁积心头，而和会未能对中国山东问题公平处理一事，无异于对此火上浇油。

美国政府方面显然在竭力劝说参议院批准和约，然而，虽说威尔逊总统在解释国联盟约为何要有那些条款上并无困难，但要使美国参议院和舆论界信服他在同意山东问题方案时的想法却非易事。

在七月十日《凡尔赛和约》提交美国参议院之前，北京和日本都在作外交上的努力。日本看来急于要与英、美商得一种能得到中国同意的方案，并以此挽回面子。毫无疑问，在中国拒签之后，日本肯定会归还原德国租借地，但是，如何就此事和中国谈判，以及从中国方面索求什么条件，尚未完全确定，至少从中国的观点来看，形势是这样的。起初，日本对于华盛顿为最终归还时限所作的建议，并未准备接受，但是据美国在北京以及在巴黎对中国代表团所透露的消息来看，对于明确承诺归还期限一事，日本也未公然反对。就中国而言，这一问题的重心已从巴黎移至北京。中国政府并非不愿考虑归还期限问题，而且美国和英国公使也已建议以一年为期限，但是，中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已在全国激起普遍注意，以及当时出现的南北方之间的政治局面。不摸清民意，北京政府是不可能立即接受一个期限的。而且，北京还坚持要有一个由日本明确表态的书面承诺。而这，日本已经明白表示不愿给予，它甚至不愿对美英作出任何保证。日本不作承诺，导致这一问题出现僵局。美国舆论界对威尔逊总统的批评更激起中国国内对和会的抗议，也使得北京对于接受日本与美、英之间所商定的任何方案都更为犹豫不决，这些方案不过仅仅包含日本起初表示过的口头承诺，在美国参议院内发起反对运动期间——山东条款和国联盟约一样，在参议院内招致多数反对——北京政府变得更为游移不决，同时舆论也更强烈地反对与日本就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巴黎中国代表团曾对北京清楚地表明了观点，我曾使陆总长相信，虽然拒签之后，中国在国际间将暂处困境，但是美国国内对和约的反对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势，这种形势的发展，必然在山东问题上对中国的奋斗目标有利。

美国国内的斗争愈演愈烈，参议院内反对派增多。这表明，如果参议院最终通过和约，倒是出人意料的了。参议院最后以压倒多数拒绝通过和约，这不仅会使威尔逊总统本人大为沮丧，而且会造成共和党能够加以利用的局面。看来，凡尔赛条约必将成为翌年总统竞选的政治争端，因为在美国国内，不仅共和党参、众议员们，而且人民也普遍反对山东条款。我深信，美国，特别如果共和党在一九二〇年的选举中获胜的话，不管对国联盟约如何，必将寻求某种有利于中国的办法来修改山东条款。

后来事态发展，美国参议院最后拒绝考虑和批准《凡尔赛和约》，这一决定造成了国际紧张局势，对美国自身，对法、英、日更是如此，对于其他国家就更不待说了。美国一直被视为国联这一解决国际争端和问题的世界组织的积极成员和主要支持者。人们认识到，美国不参加国联势必削弱这个组织的力量，也势必减少其维持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换言之，中国拒签对德和约很快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退出国联，给它自身和其他列强都带来了问题。国际联盟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举行成立仪式。中国被选入国联行政院，我被任命为中国代表。我清楚地了解，行政院对这些问题起码极感失望，甚或是窘迫难堪的。每当行政院考虑一项重大问题时，这个新的世界机构的代表们就要把注意力转向华盛顿，观望美国对这一具体问题的兴趣和态度。人们都知道必须和美国及其在日内瓦的观察员保持密切联系。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在后面叙及中国在国联的作用和国联其他方面问题时谈到。

人们认为，一九二〇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对于美国自身，而且对于外部世界也极为重要。和会未能解决全部政治问题，这就使大部分未了问题拖到将来由国联予以考虑，而美国不是国联成员，所以，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更加重要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共和党获胜。无疑，新政府将把着手处理山东问题并制订一项明确的有关政策作为它的首要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