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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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新周刊（ID：
new-weekly）
作者：
赵景宜
1月25日，困在湖北省作协和文联大院的方方开始写“武汉日记”。
凌晨等着看方方的“武汉日记”，已经成了许多人入睡前的一种默契。
“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身处武汉现场的方方，用带着个人体温的笔触，记录下时代洪流中的一个个小人物，描述那些生与死、哀与乐。
以往热闹的江城，封城后也冷清下来。/ @蜘蛛猴面包
至3月2日，“武汉日记”已经写到了第35篇，武汉仍未解封。
凌晨2点29分，方方在写完第35篇日记后，接受《新周刊》专访。她说，武汉解封之后，自己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更新“武汉日记”。
新周刊：
过去你的写作只被小部分人关注，这次读者群则是数千万人。这种关注对你的表达本身有影响吗？
方方：
我是很习惯、也很喜欢自己的作品被不多的人关注的。所以我在微博上写的时候，一直很放松，也很随便。而且长的长，短的短，随时可以打住。现在人多了，的确会谨慎一些。当然，也是因为我是请人帮忙转发的，不由自主会小心一点。一定会影响表达的。所以，太多人阅读我自己是有一点恐惧感的。
新周刊：
这一个多月来，读者发现你写的日记有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和你的心态有关吗？
方方：
心态和情绪肯定是随着疫情变化而变化的。这是没办法的事。
新周刊：
日记里，你常提到自己的三个哥哥。你们兄妹四个，在疫情期间，关系和以往有什么变化吗？
方方：
我们兄妹四人本来关系就挺好。其实跟平常一样，依然各自住在各自家里，各自聊各自的话题。当然，以前比较多的是看我哥哥的孙辈们在干什么，现在他们经常转一些别人写我的东西。
新周刊：
有评论认为，知识分子、作家群体在此次疫情期间集体失声。你怎么看？
方方：
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其实很多作家都在写，在记录，只是每一个人的方式不同而已。我因为长年在微博上写东西，更公开一点，所以被关注到了。至少在湖北，不存在失声的问题，我所知的一些作家，也都在记录。至于在省外的作家，人家不了解这边情况，真的也不好说什么呀。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并不成立。
电影《万箭穿心》改编自方方同名小说。
新周刊：
从封城到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很多媒体都在梳理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你来说，有哪些值得被关注的时间点？
方方：
封城本身是一个大的时间节点。封城后，我想初一应该是一个节点。因为从那天起，武汉的疫情引起全国关注，而外省驰援的医疗队也是那天过来的。政府也开始拿出具体的办法。大家心里多少都踏实了一些。不再像前几天那样恐慌。
但是，这之后是武汉人最惨烈、最无助的一段时间。那就是医院无床位，而病人到处奔波，四方呼救，却无法及时得到帮助。无数人都是一个家庭接着一个家庭这样被感染的，实在是很恐怖。这个时间一直到方舱的建立以及省市领导换人，病人有了安置地方，可以得到治疗，这让武汉人都松了一口气。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两个节点。
现在我们应该进入的是第三阶段，那就是郁闷。尽管不恐慌，也不惨烈，但漫长的等待，何时是个头，也是问题。各种心理疾病也会产生。很多人家还有生活的压力。
新周刊：
近两个月里，有发生过什么让你感到特别后怕的事吗？
方方：
当然有。当钟南山院士说出“人可传人”这句话时，我们所有人应该都会很愤怒，因为之前我们是很警惕的，但官方一直说，人不传人，可防可控，它给我们带来的误解就是，只要我不吃野生动物，不去汉口华南海鲜市场，就不可能感染。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听到钟南山这句话后，我想很多人都在回头检索自己这半个月来的行踪，每个人都不敢排除自己是否被感染。
我更担心的是，我女儿的父亲在上海住院，疑似。而我女儿跟他吃饭不久，所以我很害怕女儿会被感染。所以，我女儿1月22日夜晚从日本回来，我就让她隔离在她自己家。我开车去机场接她，我们路上都戴着口罩。那天，是我最紧张的一天。
《万箭穿心》电影剧照
新周刊：
你觉得这次疫情中，有哪些人和事被忽略了？
方方：
当集中精力让病人有床位可去时，非新冠肺炎病人被忽略了，他们的悲惨，一点也不亚于新冠肺炎患者；还有家中无劳力的老人被忽略，后来又发现老人院和福利院被忽略。总之，一直到这些被忽略的社会边缘人拼命呼喊，才开始慢慢调整。从这些被忽略的人和事，可以看出我们的管理实在太有问题。尽管有不得已的疫情问题，我想也会有是否尽职的问题。目前，非新冠肺炎患者，还是存在很大问题。
此外，封城这么长时间，健康人的生存即生活压力问题，也同样在被忽略。
疫情中的武汉，武昌医院。／@蜘蛛猴面包
回过头来，觉得被忽略的人及事，委实太多了。早期的武汉，仓促封城，就像一个百孔千缝而且连底都没有的大水桶。政府全副精力忙着把底先兜住。桶边的百孔和千缝，却无力顾及。
得感谢无数志愿者的出现，这些年轻人太了不起了。是他们见孔便堵，见缝即填，比如帮助并组织接送金银潭区域医护人员上下班的汪勇；封城一个月中，为六百多居民买药而遭举报的吴悠；还有专程从四川赶来为武汉医院的医护人员做盒饭的刘鲜。很多很多的他们。其实并没有人派他们去做什么，而是他们自己看到没有人管，主动接盘。按说，政府各部门都有管理人员，他们在封城同步，就该各负其责，相应地考虑到诸如此类的问题。真的应该感谢那些及时补漏填缝的志愿者。没有他们，武汉不知还会有多少糟糕的事。
新周刊：
这一次疫情，暴露出来了很多问题。哪些特别值得我们反思？
方方：
我太知道武汉这一次为什么会延误二十天了。这既是习惯性延误，也是有意的延误。你只要核对记者调查拉出来的时间表，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所以，最应该反思的就是：你是要其他至上，还是民生至上。
夕阳下的长江大桥。在武汉有个都市传说，两个人一起走过这道桥，就能走一辈子。图／武汉市民十月
新周刊：
在你随笔集《武汉人》的后记，自嘲作为武汉人“有些夹生”，那么通过这次疫情，你对武汉和武汉人，有了什么新的看法？
方方：
疫情让武汉人受到很大伤害，但这对性格不会有什么影响。当开城之后，时间会慢慢冲洗掉人们的悲伤，他们仍然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某些私人之间，会因为疫情中同病相怜可相互照应，产生一些感情，这个可能会有的。
新周刊：
如果疫情过去，武汉解封，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方方：
我首先想到的是最不想做的事，那就是不想再记录这个日记了。然后好好休息一下，继续完成我计划在春节期间要写的小说。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新周刊》微信公众号（ID：
new-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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