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汉服界的大拿，正身着古装向人们介绍汉服复兴运动，远处是雨中新郑的现代化街道
2017年4月4日，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
这一天，大陆汉服界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笔者有幸受邀观摩了新郑地区的黄帝陵祭祀典礼。
在笔者看来，汉服运动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运动，在提倡文化复兴的同时，其包含着明显的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诉求。作为一个群众政治研究者，笔者一直留意并观察该运动的发展。八年之前，笔者就曾在上海地区深入接触过当地的汉服社团，对当时的汉服运动的发展水准做出了评估。
在此次接触中，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深感此运动发展之迅速，其组织能力和水准，皆远超当时。2009年期间的汉服运动，就我的观感而言，实际上受众相当狭窄，而且极难组织有条理的大规模活动，但此次祭祀活动相比当时而言，不仅规模得到了扩大，而且受众包括了各个行业阶层。
尽管此次祭祀的负责人对于现状似乎并不满意，但我认为，汉服运动进步之速，已然令人心惊，这实际上预示着汉服运动的意识形态载体：汉民族主义，正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也昭示出这一意识形态的政治潜力。
事实上，一个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潜力，往往取决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首先，这个意识形态是否能够取得年轻人的亲睐，这决定着其是否能够主宰未来。
一个意识形态是否能够赢得未来，实际上决定于它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取自《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因为年轻人才是未来的主宰者，一个失去年轻人亲睐的意识形态，是注定走向没落的。对于这一点的重要性，中国共运领袖毛泽东亦不否认。
现代伊斯兰激进主义崛起的源头，就是巴列维开创的伊朗现代化大学，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主义学生革命，预示着伊斯兰激进主义在伊斯兰现代社区里的“宏伟”政治前景——即，伊斯兰激进主义作为一种满足自我认同需要的意识形态，源于现代化教育培养出来、自我认同意识极强的学生，这一点，实际上与辛亥汉民族主义、港独、台独、疆独和汉服运动类似。
现代伊斯兰激进主义之所以必然是一种朝阳意识形态，就是因为其能够俘虏相当一部分伊斯兰世界的年轻人；港独意识形态之所以会逐渐壮大，并将愈发不可遏制，同样得益于香港大学里面日趋渐长的本土氛围；而台独意识形态亦是如此，台湾学校日趋深绿的政治氛围，足以彻底碾碎蓝色政党未来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
而笔者此次对汉服运动（包括意识形态载体汉民族主义）的接触，得到的最大感受就是，此运动近年来在学校学生中间发展极其迅速，几乎每个大学都建立了汉服社，并在学生中收获了大量的同情和认可。而年轻人偏爱的网络历史读物中，则充盈着相当明显的汉民族主义价值观，大量读物如《晚明》、《临高启明》等等由此热卖，从这一点来看，汉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攫取了大量的年轻人支持者。
其次，这个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大量忠贞无二、自我牺牲的信徒，这决定了该意识形态在世俗社会中的生存能力和政治动能。
一个意识形态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拥有大量超越世俗规律的忠贞信仰者。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超越世俗的无形力量，它的发展往往需要忠贞追随者在物质上的自我牺牲——这实际上取决于该意识形态，对其信众是否具有真正的道德吸引力——因为，只有被信众认为是正确的、正义的、必胜的意识形态，才能让追随者在付出物质牺牲时，获得足够的精神、道德和自我认同上的满足感，也才有能力让追随者做出自我牺牲（取自《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
在此次与汉服运动的接触中，汉服运动参与者的自我牺牲精神给笔者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这些参与者来自五湖四海，几乎不具备实际意义上的组织关系统属，他们花费了高昂的衣服和旅途费用，并且能够在毫无物质补偿的情况下，忍受长达数小时的站立煎熬以排练祭祀典礼；在4月4日的雨天里，甚至能够不顾雨水将漫长的典礼做完，以上行为实际上已经显示出汉服运动参与者强烈的自我牺牲意识。
这些都表明，汉服运动的意识形态载体——汉民族主义，实际上具有相当多的忠贞追随者，这预示着该意识形态强大的生存能力和政治动能。
公元636年11月16日，穆斯林军队在阿尔-卡迪西亚会战（معركة القادسيّة）中摧毁强大的波斯帝国军队，成就了扭转世界文明史的奇迹（伊斯兰主义者做此画，赞美其圣战的武功）——此战中，穆斯林士兵狂热的信仰，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最重要的是，汉服运动的意识形态载体——汉民族主义，实际上处在一个亟待填补的意识形态真空之中，而内外形势又极有利于这一意识形态的发展。
近年来，不仅仅大陆官方意识形态陷入了困境，在年轻人中缺乏受众，西方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样在阿拉伯之春和难民危机等重大危机前难以自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逻辑困境。两者的退潮，实际上意味着汉民族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拥有了空前绝后的发展机遇。
而大陆官方对传统文化日趋明显的推崇，以及国内外愈演愈烈的文明冲突，更让汉民族主义能够以文化保守主义的面貌，不但堂而皇之地取得文化和道义上的优势地位，更可以在时势的加持下拥有不可限量的政治前景。
不过，作为一个初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受经验所限，汉服运动依然显示了其难以回避的局限。
仅以运动该本身而言，其在宣传中缺乏培养具有广泛吸引力明星人物的意识，以吸纳受众和增加认同——纳粹构建的冲锋队员霍斯特·威塞尔之英雄形象、毛泽东树立的战士雷锋作为榜样、伊斯兰国宣传画中勇猛的圣战士形象，都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为潜在追随者们构思出了美轮美奂、满足自我认同的幻觉；同时，汉服运动往往专注于理论的正统性和完整性，却忽视了根据不同现实环境进行灵活调整的必要性（这是列宁、希特勒、毛泽东与马尔托夫、埃卡特、李大钊不同的地方）；其他缺憾，本人接触有限，不便论述。
一个好的群众运动宣传，必然能够满足追随者自我价值认同的需要，这实际是现代群众运动产生根源（取自《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伊斯兰国的宣传实际上相当成功，其往往以勇猛、威严、虔诚、幸福的单人形象为主，无形中暗示伊斯兰国的追随者获得了人生的意义，实现了世俗社会中难以追寻到的自我价值
然而，无论汉服运动及其精神载体汉民族主义，当前呈现出怎样的局限性，其政治前景，依然不可低估。因为，汉服运动并不是政治范畴中的新鲜事，它是国家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随着年轻人自我意识增强而必然出现的产物。
实际上，与一切满足自我认同的意识形态一样，汉服运动也是现代化的产物。这一点，无论是它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应该有清醒地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