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翕：摆渡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经济学学者

2006年，在北京大学读完经济学学士、硕士的翁翕，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进修，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翁翕的个人档案中，2006年到2011年这远在异国的五年，赫然可以看到的是他炫目的获奖经历，其中包括宾大为了纪念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戴维·卡斯(David Cass)而设置的戴维·卡斯纪念奖、颁发给宾大经济系最优秀一年级博士生的劳伦斯·罗宾斯奖、中国经济学会颁发的邹至庄最佳论文奖等等荣誉。

当被问起是如何在宾大获得诸多荣誉时，翁翕却只是谦逊地说：“我不是特例，很多中国学生到国外都自然而然成了学霸，这得归功于中国扎实的基础教育。在北大6年的本硕学习，为我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谈及在美国的五年最大的收获，翁翕认为要数一种“身份”的转变—— 他在北大打下的扎实基础在美国强调研究独立性的体制下成功地薄发了出来，从而完成了从“学生”到“学者”的身份转变。

2011年，在以 Essays on Market Dynamics in the Presence of Learning （《学习情境下的市场动态研究》）为论文获宾大经济学博士后，翁翕回到了北大，执教于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 在青年学者的身份之余，翁翕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身份——老师。

翁翕常常回顾自己学生时代的状态，希望与学生们建立起友好亲近、能够顺畅沟通的师生关系。“北京大学是一个自由的地方，我的学生时代也一样，除了学校的安排，还会有自己的计划，不会事事都听老师的。现在更是90后的孩子，马上00后也要来了，可能因为代沟，我这个80后的老师不一定能完全懂得学生们感兴趣的东西，但我愿意尊重学生的选择，也喜欢跟他们多交流。”但是中国的学生们从小到大就习惯了威严式的老师形象，这种师生之间的刻板印象往往很难打破。翁翕在美国当TA（助教）积累起的经验也常常无功而返。“在美国课堂上的那种课上穿插逗乐子的方式在中国不管用，中国学生们往往毫无反应，甚至看得出他们的表情在说：老师你在干什么。”他忍不住笑了起来。“美国的学生往往敢想敢发言，哪怕他的想法一点儿都没成熟。但中国学生普遍比较谨慎。”

课堂外的一些实践项目则给了翁翕更多亲近学生的机会。 “沃土计划”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从2012年起开展的一项重点社会实践项目，当地政府会给光华的学生团队提供一些关于当地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得课题，学生们通过调研、考察、访谈等不同的方式来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最终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呈交给当地政府。2017年，翁翕作为指导老师曾带队到他的家乡江西进行实地考察。在赣州的近一个月时间里，20个光华学生分为5组，跑了江西赣州半数以上的县城。“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成长机会，学生们有机会把课上学的东西和课下的社会实际联系起来。每天晚上大家一起交流白天遇到的趣事时都很开心。”这些与同学们的珍贵回忆，翁翕也都保留了下来。队里一个高中化学奥赛金牌出身的学生同当地一位化学工程师相见恨晚、把手言欢，翁翕说到这里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在光华，教学与研究成为了翁翕生活的主旋律。与在美国青年教师要承担巨大的获得tenure（终身教职）的竞争压力不同，在光华对研究的重视与鼓励之下，这里的青年教师们往往有更多合作的机会。青年学者联合发表论文，这在国外很少见，因为风险很大，如果不能保证发表就会有拿不到教职的风险。但这种合作关系，却以一种格外轻松的节奏在光华时常发生。翁翕说到学院食堂的时候，忍不住赞不绝口，称它为“思想交流的平台”：“很多研究的课题都是大家一起吃着饭聊着天找出来的，我们不少论文，是年轻学者一起合作完成，这在国外是很少见的。”这种自由的研究氛围，与翁翕学生时代所感受到的北大的自由风气一脉相承。

在光华的7年，翁翕已在国内外权威经济学期刊上先后发表8篇，另有多篇已被期刊接收，其中有好几篇便是与同事们的合作研究成果。 在研究上，翁翕借用柏拉图“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说法，将社会实际喻为“此岸”、经济学理论喻为“彼岸”。 翁翕认为：做学问，既要脑中有“此岸”的理论框架，也要能够关注到“彼岸”的现实生活。做学问有两种途径，一是充分认识社会实际，然后寻求理论上的解释；二是在理论框架的引导下，去认识社会的现实。但无论哪一种，翁翕都强调知识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

翁翕在光华开的一门在学生中小有名气的课程是“策略与博弈”。这门课同时以“收获大”和“虐”两个名声在学生间流传。光华校友、ofo创始人戴威在光华新年论坛的分享中甚至也提到了这门课，称自己创业的点子也是在这堂课上灵光闪现的。“博弈论”是翁翕重要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工具。

在博弈论创造之初是非常“彼岸”、非常纯理论的数学家游戏，但在后世的发展之下却越来越成为“此岸”现实世界里的操作指南。翁翕对于博弈论的兴趣，也正在于它极强的应用性。 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应用之一，是研究信息不对称问题。现实生活中人们都是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境下去做各种决策的，即使没有学过博弈论，但生活中每个人都逃不开在博弈中做决策的过程。西方学术界对博弈决策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一开始是数学家们对于棋类游戏的研究。

1944年，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作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标志着系统的博弈理论的形成。然而 很长一段时间，博弈论只是数学家圈子里的游戏。但很快博弈论就被证明为有高度的实践作用。翁翕兴致勃勃地讲起二战时期著名的“诺曼底登陆”，这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下的博弈论获得军事胜利的典型案例。 同盟国利用一具藏有错误信息的作战计划的军士尸体、伪装的飞机坦克等作战军备、甚至故意声东击西调令巴顿将军从加莱登陆这些手段，成功地骗过德军，从而登录诺曼底，一举改变了整个二战的战略态势。

20世纪70年代，博弈论进入经济学，大力推动了信息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授予了博弈论专家，这是对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成就所给予的高度评价与广泛认可。 翁翕认为，在今天的信息社会，信息不对称时如何决策成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也更具有研究价值和应用意义。 微观经济学的任务是最优化决策问题，即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最大化。而信息经济学在信息技术时代对于优化决策的研究成果，会更具实用性，更能广泛和深入地解决实际经济问题。

翁翕是信息经济学研究中的佼佼者。 他强调，信息经济学对商业实践具有很高的价值，尤其是在信息网络化的时代，它能够发掘新的商业逻辑，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 。信息经济学在商业应用中最著名的案例，是经济学家范里安为Google设计的关键词竞价广告——Ad Words。范里安前半生涯都在做信息经济学的研究，2002年开始进入Google，成为首席经济学家。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理解Google一个科技公司为什么会需要经济学家，直到范里安利用二级价格拍卖理论帮助Google开发了基于拍卖方式销售广告的方法，在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2008年依旧创造了210亿美元的利润！时至今日，它仍是Google最大的收入来源，成为“史上最成功的商业理念”。

翁翕在2017年与其他学者合作发表在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上的 Efficient Learning and Job Turnover in the Labor Market （《劳动市场的有效学习与跳槽》）处理的同样是一个信息流通对于市场福利改进的问题。当我们谈到市场经济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市场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在其中进行交换。实际上，市场并非天然存在或者天然完备的，针对各种市场失灵，需要人为的顶层设计。以往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投简历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员工无法找到最需要自己的岗位，雇主也无法对位到最理想的雇员，这篇文章则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证明了招聘网站对于资源配置的改善、社会就业率的提升的作用。招聘网站使得“在职求职”成为了可能，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搜索引擎技术实现了“有向搜寻”，求职和招聘双方都能更精准的获取到自己所要的信息，实现更高效的匹配。

近几年，翁翕也越来越关注信息经济学在组织理论中的应用。 过去人们往往把企业看作一个黑盒子，它仅仅是一个生产函数，把生产资料投放进企业就会有所产出。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发现投放相似的生产资料进不同的企业，其产出结果却可能相差很大，于是人们开始关注企业内部的管理，以及不同的组织管理对组织产出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会发现，组织内部其实是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的，比如员工不清楚老板的意图，老板也不了解员工的能力。有信息不对称的地方，就有信息经济学的用武之地。

2017年在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上，翁翕合作发表的另一篇论文 Random Authority （《随机分权》）探讨的就是组织结构中“矩阵式结构”的得与失。管理学传统的统一指挥原则(Unity-of-command Principle)强调管理至上而下，权责分配需要明确清晰，但现实中却有很多实践与之相悖。所谓“矩阵式结构”，就是会出现一个业务受多个部门管理的情况。为什么在管理学理论中被否定但现实中又有这么多组织采取这样的管理方式呢？为什么有些企业使用矩阵管理很成功，有的却很失败，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这就是翁翕的研究所关注的，他尝试构建一个“随机分权”的理论模型，去理解管理制度中留出的一些模糊空间，这些空间为管理提供了一部分的灵活性，可以平衡组织中的各种关系与权责。矩阵式管理方式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因为随机性促进了信息在多部门之间的沟通，信息的共享有助于提高组织运作的效率。

谈到未来的研究方向，翁翕略显神秘地发问：“世界上最大的组织是什么？”“中国政府。”他随即自己回答道。在正在进行的研究中，翁翕与光华周黎安教授合作，聚焦于对中国政府的研究，大量的组织理论在这个庞大组织里可以看到实践。比如围绕着经济发展目标的“数目字管理”是中国政府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翻开任何一级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都会发现一系列数字，用来概括当地过去一年完成的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进出口总值、人均收入等等方面的增长情况，同时还会列举未来这些方面要实现的增长目标。在未来的研究中，翁翕将研究：各级政府是如何制定GDP增长目标的？目标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逻辑，并弘扬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变迁，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跨界、融合越来越多。譬如经济学与心理学在拍卖理论上的互动。经济学家们提出了拍卖的理论最优方法，但这在实际的拍卖场上却未必奏效，因为现实中有很多心理因素的影响，买家甚至会在情绪作用下突破自己的底价。类似的情况在经济学其他领域也时有发生，就使得人们诟病经济学总是构建了过于理想的理论空间，而无法真正地解释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开始进行自我补充，比如信息经济学，就是将信息不对称纳入思考框架，行为经济学则是将人的心理因素也纳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