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白衣天使为什么会成为纳粹杀人魔鬼

文 | 朱学东

如果不是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这本《纳粹医生》，我对二战时德国医生参与杀人的情况还不甚了了，一直想当然以为集中营最大的刽子手是党卫军——过去接触的图书、影视作品，反应的基本都是纳粹和党卫军的罪恶，鲜有专门记录描述纳粹医生的罪孽的。

但是，这本《纳粹医生》，通过对40个左右的纳粹（其中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的访谈，详尽介绍了一群受过希波克拉底誓言规训——西方医者通常接受希波克拉底誓言的规制，视之为医者的基本伦理，它要求每位医者应尽力救治病患，减轻他们的痛苦，更不能为他们带来伤害——并得到传统熏陶的救人的天使，如何在纳粹时代，成为集中营的杀人恶魔的——在奥斯维辛，纳粹医生主持了100万受害者中绝大部分人的被杀。“奥斯维辛就像一场医学手术”，“从一开始到结束，屠杀都是由医生来领导的。”一位幸存者说。

没有人天生就是恶魔，这些医生大多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成为杀人恶魔之前，他们确确实实就是奉行希波克拉底誓言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

那么，一个受过严格教育严格训练的医生，一个在家人亲友眼中的好父亲好丈夫，又何以成为杀人恶魔，却又保持着自身的协调的？

将天使卷入邪恶的，首先是意识形态，一种隐秘的种族国家主义的神秘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它也由当时德国医学界的主流的生物医学观一起构建的。

“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1879年，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这句话，给自己所处时代的反犹主义运动增添了知识分子的合法性，后来回荡在几代人中。

倡导绝育的德国医生兼遗传学家弗里茨·伦茨在1917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种族是一种价值标准”，“国家并不是用来保证个人得到其权利的，而是用来为种族服务的。”伦茨的观点，与后来纳粹的承诺是相通的，伦茨后来成为纳粹“种族卫生”项目的主要理论家。

▲  弗里茨·伦茨

“这种极端的生物医学的愿景与极权主义政治结构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这个国家能够无情地、没有法律干预地进行一个更为广泛的强制绝育项目，超过了以前所有的尝试。的确，整个纳粹政权建立在这种生物医学愿景之上，它要求一种种族净化，这样的净化必然从绝育发展为大规模屠杀。”

“对于一种致命的种族疾病而言，对于治愈雅利安种族而言，治疗的方法就是杀掉所有的犹太人。”

毫无疑问，从强制绝育到直接的医学屠杀，再到死亡集中营，德国医学界不仅为大屠杀提供了“科学”的“合法性”依据，也为纳粹统治的权威包裹上了“科学”的“合法性”外衣.如书中所言，“纳粹统治权威是以更高的生物学原则的名义而维持的”，纳粹要绝对控制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未来。”而德国医学界，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和种族政策的科学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成为了极权政治的科学保镖。当然，不仅是医学界，整个德国的顶尖学者们，许多都支持希特勒和纳粹政权，包括海德格尔。

纳粹极权意识形态以及纳粹政权“对生物学的重视，强调国家治疗的生物医学愿景，对医生这个群体特别有吸引力”，医学界投桃报李，迅速掀起了医学纳粹化的浪潮。而“医疗界（医疗职业）的纳粹化——是从绝育走向直接医学屠杀的一个关键，而这时通过意识形态狂热与系统的恐怖相结合而实现的。”

于是，医生无条件救治病人的原则成为了错误，与历史上医生关心个体病患相比，纳粹医生要“更关心‘人民’的健康，要教育医生去克服那种‘救死扶伤’的个人主义原则，代之以对（种族）健康的责任”。

“国家最高的职责是保障人口中那些健康和遗传优良者的生命和生活，以确保遗传优良和种族纯正的民众（人民）万世永存。”

在“服务于更大的治疗”这样的意识形态里，纳粹打通了与希波克拉底誓言对接的内在逻辑，也解脱了医生传统规训的伦理压力，使得整个医学职业，就“都有了重铸感”。而每一个医生，也就有了一种为捍卫种族国家健康的医学和科学服务的新使命感。这个信念一旦确立，医生在心理上也就完成了大屠杀的准备，离直接杀人仅一步之遥了。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医生成为纳粹党员比例最高的职业，达到了45%。而且医生在冲锋队和党卫队中的比例也分别为教师的2倍和7倍”。

医学界纳粹化，除了意识形态和纳粹的制度设计，还有医学界隐晦的个人心理。德国医生中，犹太人医生的科学成就，获得了巨大的名声和声望，这种情况，对于一些德国医生来说，是令人妒忌的成就和压力，对于纳粹来说，这构成了对自己种族生物理论的威胁。所以，在被驱赶关押杀害之前，德国的犹太人首先被剥夺了医生的身份，而这些，不仅是纳粹政权，也是原来的医疗同业同事所施行的。

医生从天使到魔鬼的转换，不只是意识形态的驱使，还有制度化安排下“邪恶自我的形成”。

奥斯维辛的纳粹医生，他的身份是党卫军军医，以及接受了党卫队军医的身份，他们便不只是医生，更是一名向纳粹政权效忠的军医，以及意识形态的战士。在集中营，象征医生职业的白大褂配上党卫队的黑色皮靴，这种身份的转换，意味深长。

当然，即使是杀人，也常常以科学和医学研究的名义进行——“让我直接去杀一个人，我做不到；但是，如果把杀人分成100个步骤，我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为了什么什么，我可能行”。

当然，要让医生杀人变得心安理得，利夫顿书中还提到了“责备受害者模式”，一切都是受害者的错。

幸存者医生埃洛·林根斯·赖纳曾指着远处焚尸炉的烟囱，问纳粹医生弗里茨·克莱因，“你可以执行这样的事，但你从来没有想到过你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吗？” 克莱因回答：“我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告诉我从人体上切除坏死的赘余之物。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体上坏死的赘余之物。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切除它们。”

对于纳粹医生而言，回避杀人的术语，而用“清理”等技术性话语，也能让纳粹医生更容易转换角色——“一位研究大屠杀的著名学者说自己查看了‘数以万计’的纳粹档案，一次也没有看到过‘杀’这个字眼，许多年后他终于发现有这个字的使用——在一份与狗有关的法令上。”要知道，即使是1942年万湖会议上海德里希主持确定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也只用了“疏散”等委婉措辞，实际却包含了一个种族灭绝政策。

为了避免自己的负罪感，当然还可以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囚犯助手，把他们处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或者尽可能地将他们带去干最肮脏的活，让自己不再觉得那么脏，模糊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界限……

就这样，当这些医生被卷入意识形态和政权共同制造的邪恶机器后，天使就一步步走向了杀人的魔鬼。利夫顿把这种沉沦堕落比作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

但是，必须指出，医生这一群体的沉沦堕落，与普通人的“平庸之恶”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毕竟，医生是受过特别训练的专业人士，尤其是受过希波克拉底誓言规训的人士，一直被视为为病家谋福利治病救人的天使，“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殛之”。这样的人，无论中外，历朝历代，都是备受尊崇的，又岂是一般普通人！

所以，《纳粹医生》这本书，谈的不是“普通人”何以变得如此邪恶，而是“天使”如何沉沦为罪恶的魔鬼的逻辑、过程和细节。

事实上，纳粹医生的堕落，首先是他们背弃了对个体生命尊重的誓言，把个体生命虚化，无视个体生命的存在，而处处以所谓人民、国家、民族、复兴、安全、纯洁、科学的名义的观念和行动。当一个个体生命可以被无视可以被消灭的时候，意味着其他生命同样可以被消灭，直至消灭一个种族，同样也回过来可以消灭本种族的人。这个逻辑暗里铺就了通往奥斯维辛的道路。

其次，是纳粹医生集体背弃了普遍的绝对的价值，背弃了对普遍人性的信念，同样也背弃了对个体生命尊重的誓言，而相信所谓特殊价值，相信雅利安种族的特殊性。当然不只是纳粹医生，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直指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就是因为对“普遍价值”的背叛。

所以，一个人，如果背叛了普遍价值，而只信奉所谓特殊价值，那么所谓“匠心精神”，转眼就会成为杀人利器。《纳粹医生》这本书，正好对所谓迷恋“匠心精神”做了最好的注脚，也是最好的警示。

生命的意义，绝对的善，绝对的价值，它们“不可能是科学，也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增加我们的知识。但是，这种人类思想的倾向由来已久，我个人禁不住对它深表敬意，而且我一辈子也不会嘲笑它”。

这个时候，加缪的提醒，犹如空谷足音。

利夫顿的这部《纳粹医生》，所呈现奥斯维辛残酷的细节，以及人性的幽暗，素材太过丰富翔实直白，常让我在阅读时有强烈的不适感。而其中提到，直到今天，他所采访的纳粹医生，真正认为自己有罪的，还是非常少的。

书中讲述的这样的场景，会不会再次在其他地方重演，利夫顿不敢确定，我也不敢。利夫顿《序言》中说：“将医生卷入邪恶的不只有纳粹。”甚至，在有些地方，只要有钱，医生就会背弃自己的职业伦理，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根本就没有只有伦理。

在我看来， 利夫顿《纳粹医生》，这是堪比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的鸿篇巨制，值得今天所谓知识阶层认真阅读。

▲  《纳粹医生》/[美]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著/王毅、刘伟 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

附：希波克拉底誓言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柬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尤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

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尚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殛之。

（本文题图：纽伦堡医生审判）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