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
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19世纪70至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
以上这些荣誉即使不介绍，托尔斯泰也早已为人们熟知。保罗•约翰逊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看到的托尔斯泰与大众眼中的托尔斯泰并不一样，甚至可以说颠覆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托尔斯泰说过他的理想是“将这人世变成神圣的基督王国”。他把自己看作“从摩西、弥赛亚、孔子、早期希腊人、佛陀、苏格拉底到帕斯卡、斯宾诺莎、费尔巴哈以及所有默默无闻的知识分子”的使徒和继承人，“他们从不相信任何教义，而是真诚地按照生命的意义去思考和说话。”但是，托尔斯泰并不打算做个“默默无闻”的人。正如高尔基所注意到的，托尔斯泰对他的造物主充满了极度的猜疑，这就阻碍了他与上帝共存于同一个灵魂之中。有时托尔斯泰似乎会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兄弟，甚至是上帝的兄长。
当托尔斯泰住在农村、尤其是住在自己的庄园里时，他开始物色漂亮的农奴姑娘。托尔斯泰从欧洲回来后，仍然不能控制住自己不把手伸向女人，尤其是一个名叫阿克西尼娅的已婚妇女。可能在1859年7月份，阿克西尼娅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季莫费•巴济金。托尔斯泰把她带回家中做仆人，而且曾有一段时期，允许那个小男孩待在母亲的身边。然而，他从没有承认过那个男孩是他的，也从没有给过他丝毫关心。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曾一度公开鼓吹教育农民是完全必要的，并亲自在他的庄园里为农民的孩子办学校，但他并未做任何事情让他的私生子学会如何读书和写字。他似乎并无怜悯之心，从不考虑非婚生子女的各种权利。
托尔斯泰34岁时，他的选择最终落到一位医生18岁的女儿索尼娅•贝尔斯身上。作为婚配对象，当时的他并没有多少资本：没有多少钱，是个出名的赌徒，还因为侮辱地方长官与当局惹上麻烦。几年前，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具有“最平庸的丑陋而粗俗的相貌……灰色的小眼睛，蠢笨而谈不上聪明……一张农民的面孔，农民一样的大手和大脚”。然而，她当时却是一个相貌平常，还未完全成熟的少女，只有五英尺高，她正在与两个姐妹竞争；她很高兴得到了托尔斯泰。他先正式地写信向她求婚，而后似乎又犹豫不决起来，直到最后一分钟。那场婚礼实际上预示着灾难。那天上午，他突然冲进她的房间，坚决地说：“我来是想说明还有时间……所有这一切还可以停止。”她听罢突然大哭起来。举行婚礼时，托尔斯泰迟到了一个小时，整理好了行装，她又哭了。婚礼之后，他们一起晚餐，接着索尼娅换了衣服。然后他们坐上一辆有六匹马的被称为“睡鼠”的马车。索尼娅又哭了起来。托尔斯泰是个孤儿，他不能理解她的行为，于是大声喊道：“如果离开你的家让你这么伤心的话，你就不可能非常爱我。”
自从索尼娅得知她的丈夫是个(正如她所看到的)性怪物，并受到了最初的惊吓后，托尔斯泰婚姻中的性生活很可能再也没有恢复。不仅如此，托尔斯泰未曾预料到的是她还从日记中读出了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的(他自以为做到了这点)他思想上的毛病。比如，她发现他没有偿还赌债；她还看出，他没有告诉那些与他发生性关系的女人他曾得过性病，而且可能还未治好。对于一个感觉灵敏的读者来说——有谁能比一位妻子更加敏感呢——从日记中清楚地传达出来的自私自利在她的眼里要比作者自己看到的更加明显。此外，托尔斯泰日记中生动的性生活描写如今在她的脑海中同恐惧纠缠在一起——她惧怕屈从于丈夫的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的、没完没了的怀孕。22年中，她忍受了12次怀孕的痛苦；而且接连失去了几个孩子，先是彼佳死了，当时她正怀着尼古拉，而他在出生的那年也死了；早产的万涅奇卡很快也离开了人世。长子谢尔盖出生时，他坚决要求待在产房里(后来他把这段经历用作《安娜•卡列宁娜》中的一个场景)。索尼娅不能自己为孩子哺乳，他因此大发雷霆。由于不断怀孕和流产，妻子对他的性要求的反感越发显现出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道：“对一个身体强健的男人而言，再没有比有一个多病的妻子更糟的事了。”
早在刚结婚不久，他就不再爱她了；她的悲剧在于她的心中始终保留着对丈夫的爱。这时期，她在日记中这样倾诉道：
除了这蒙辱的爱情和坏脾气外，我一无所有，而这两样正是我所有不幸的根源，因为我的坏脾气总是影响我的爱情。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他的爱和同情，但他不愿给我。我所有的自尊都被践踏在泥淖里了。我只是一只被压扁了的可怜虫，没有人需要，也没有人爱护，一个挺着大肚子、不断因怀孕而呕吐的无用东西。
从已有的资料来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场婚姻还是一直维持了下来。他们共同生活了38年后，在1900年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索尼娅写信给托尔斯泰说：“我要感谢你过去曾给我带来的幸福，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这并非始终都是那么强烈、完整和平静。”但这只是一个让步的姿态而已。从一开始，索尼娅就具备设法维持婚姻的功能，使自己成为丈夫各种事务的管理人，而且是他在某些方面不得不依赖的管理人，为他提供不可缺少的服务，并成为他难以管束的奴隶。她从痛苦的经历中发现，托尔斯泰一旦停止写小说，就容易做出蠢事来填补生活的空间，这必然会伤害她竭力想保持完整的家庭。
托尔斯泰的例子再次说明，当一个知识分子以人为代价追求抽象的思想时将会有什么结果。历史学家总是喜欢把这看做一个序幕，一个很快席卷了整个俄国的重大的民族灾祸的并不足道的个人序幕。托尔斯泰试图带来一场他认为绝对必要的彻底的道德改革，结果却毁灭了家庭，也毁灭了他自己。然而他仍然渴望着并预言——而且通过他的作品极大地鼓励着——俄罗斯自身的一场千年的变革，不是通过他所鄙视的那种渐进的、艰难的改革，而是通过一场火山爆发般的社会剧变。不久，这场变革终于到来了，它是一系列托尔斯泰无法预见的事件的结果，其实现的手段会让他想到就不寒而栗。这场变革使托尔斯泰所有关于社会复兴的学说变得毫无意义，他所热爱的神圣的俄罗斯似乎被永远地毁灭了。令人厌恶而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之而来的新耶路撒冷的主要牺牲者正是他所热爱的农民，2000万农民成了思想的祭坛上成批被屠杀的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