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历史批判:政客和监管者为何纵容金融巨头
哈姆·基达-利维 著
本书通过对当代10次最引人注目的金融危机的回顾和分析，试图表明，倘若政治家及时采取措施，并授权监管机构采取行动维护纳税人的利益，金融危机是可以避免或减轻的。只是由于政治家和监管机构常常受到大型金融机构的游说会惠及金融业的有限利益而放松监管，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
本书深入研究探讨了为什么政客和监管者会纵容金融业，揭示了每次金融危机的经济环境是如何变化的，不同的玩家在制造危机和应对结果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了缺乏有效的监管和相关数据，对经济环境缺乏充分理解，是危机的始作俑者，而贪婪的银行家和会计师、狭隘的政治家、狂热的投资者和投机者、腐败的管理者，则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To Naama, for lifelong love and friendship
为终身的爱和友谊，献给纳马！
致 谢
我要感谢Galai-Tzahal大学主编Hagai Boas博士（Hagai Boas博士，是本书作者的另一本著作《二十世纪的主要金融危机》的编辑，该书2013年由以色列Modan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与他进行过许多轻松有见地的讨论，获得了有益的建议；感谢Avri Ravid教授，他邀请我到位于纽约市的Yeshiva大学（YU）工作了一年，支持教师、工作人员和我在一起集中精力做好金融危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感谢Ilanit Madar-Gavious博士、Meir Bitan注册会计师，我与他们进行了关于会计问题的有益讨论。
还要感谢在 Ben Gurion大学、耶路撒冷Hebrew大学和Ono Academic 以及Yeshiva大学的学生和同事，尤其是与Orit Milo-Cohen, Benny Naot和Reuven Ulmansky交流，获得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从Yeshiva大学知悉，该校将本书规划为金融危机课程的教材，我感谢Sason Gabay, Ayelet Haymov, Tamar Hochbaum,Judah Isaacs, Desiree Kashizadeh, Shira Leff, Ari Margolin, Akiva Neuman, Aaron Robinow, Penina Rosen, Ilana Schwartz, Dani Weinberger, Michelle Widger, Debbie Wiezman 和Aaron Zuckerman.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很感激Tamar Lehman和 Yaara Levy 编制优秀的PowerPoint并传授演示技巧。幸亏有Tamar 和 Yaara的帮助，教师和学生们都拥有了很好的学习材料。
前言：监管俘获
现代金融市场及金融工具，与各种媒体，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的、心理的和其他可变的因素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完整复杂的经济系统。对可预见的未来，数学或统计模型不能也不会考虑到这些互动因素并对其提供合理解释，更不用说基于观察数据对泡沫和金融危机进行预测了。（关于泡沫和危机的主要原因，例如，Kaminsky and Reinhart(1996,1999)及Higgins and Osler (1997)。）（针对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映射并不能得到一个可靠的预测模型，这是因为经济社会系统不同于物理，其基本要素不是原子，而是具有智力的人类。物理学对物理力量的反应是可以预测的，而经济社会系统考虑的是作用于它们的力量，并决定如何和何时对这些力量作出反应。）因此，立法者、政府官员、分析师和社会公众应该始终保持警惕，对资产价格崩溃可能引发一场金融危机的后果做好准备。
基于现代金融体系的复杂性，一个关于金融危机的关键问题浮现出来：沿着常规思维和路径，能否描述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如能及时作出充分的调整，就可以减轻或规避危机。若是如此，就能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指明详细的阶段。这本书的目的是通过对当代10次最引人注目的金融危机，尤其是最近2008年9月、10月爆发的金融危机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危机，其影响甚至超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本·伯南克教授，见第15章。）在这几个月里，世界上13家大型金融公司中有12家濒临倒闭。假若它们破产了，其他金融机构就会像一个纸片房子一样倒塌，无辜的存款人就会失去他们的积蓄，实体经济的商业活动就会萎缩，导致严重的失业。然而，最近的危机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本书试图表明，倘若政治家及时采取对策，并授权监管机构采取行动维护纳税人的利益，那么危机本可以避免或减轻。不幸的是，政客和监管机构往往惠及金融业的有限利益。特别是，笔者发现，大多数危机之前，大型金融公司极力倡导和游说政客和监管者放松约束规则，这使得它们承担了额外的风险，最终导致了它们的崩溃。这些金融巨头们知道它们已被认为是“大而不能倒”，危机成本将由社会公众“买单”，因此，金融巨头们便具有了经济学家所称的“负外部性”，即向其他公司和社会成员转移或迫使他们承担成本。贯穿本书的最大问题是：为什么政客和监管者会纵容金融业？
有关金融行业监管程度的争论一直在进行。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商业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更是代价惨重，因为金融体系所构建和运作的基础设施会将存款人的资金转化为面向商业活动和政府事务的信贷资金。这个金融体系功能对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经济繁荣而言至关重要，正如电网和电信是现代生活的关键。正是这些原因，金融行业理应被视为一个“公用工程”，如供水、发电站和下水道系统。大多数的公用事业是自然垄断的，因此要受到监管。就大多数金融机构而言，无论金融业是由少数几个巨头还是许多竞争性银行支配，对其进行监管都是正当合理的。
当然，金融机构更偏好尽可能宽松的监管，而纳税人更偏好安全稳定的金融业，因为银行倒闭意味着用纳税人的钱来拯救那些“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这种冲突在立法的过程中，就表现为议员们代表各自选民的利益在国会、参议院或众议院展开紧张的游说。在规制理论关于“公共利益”及其实践的研究中（一个开创性的起点是Arrow (1951), 已被许多人作了扩展性研究，诸如， Levine and Plott (1977) 及Mc Cubbins, Noll, and Weingast (1987)。一个更好的研究视角是由Dal Bo (2006)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公共”领域中利益应受保护的特定群体。由于对“公共”的认同并不清楚，了解它们的利益就更为困难，然而其底线是，既然对“公共”没有办法从法律角度明确规定，立法者只好制定“宽泛”政策。这种“宽泛”，往往表示“监管松懈”，允许一些监管人员对法律实施细则进行微调，给监管留有余地。从本质上讲，监管机构需要这种松弛，因为它们更接近于实践，因此，能够针对特定的“公共利益”。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涉及公共利益的垄断权力应该被管制，否则，公众将为特定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付出更高昂的代价。然而，1971年乔治·斯蒂格勒教授主张，如此的监管并不一定有效，因为垄断有一个激励机制，通过各种手段“俘获”监管者，从而控制监管者。这一结论将导致两个选择：要么加强监管和立法以降低“监管俘获”的相关成本，要么放弃并支付高昂的垄断成本。
关于监管俘获，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一定代表俘获。（见Zingales“卡彭特和莫斯关于预防经济学家‘俘获’”(2013)。在该文中，Zingales教授详细讨论了俘获的原因，而未考虑腐败因素。）有几个理由可以证明，监管者与被监管公司结盟，并不意味着俘获。首先，监管者必须熟悉被监管公司的困难，运用激励措施来解决它们的（真正的或所谓的）问题。通过这种相互作用，监管者可以站在被监管公司的角度和立场，并接受他们的要求。其次，由于社会公众不熟悉监管者与被监管公司之间经常性的复杂而难以理解的技术性讨论，导致社会公众不会意识到有利于任何一方的错误。因此，监管者将努力避免犯对被监管公司造成伤害的错误，因为它们精通数据，且肯定会对这一错误作出反击。如果因为这些错误而伤害了社会公众，监管者也并不会受到惩罚，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公众没有能力认识和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些错误。因此，在社会公众承担成本的情况下，监管者可能更易犯下有利于被监管公司的错误。最后，监管者可能有意在其专长领域寻找未来的就业机会，而这个机会很有可能来自其所监管的公司。当然，监管者越是支持行业要求，未来就越容易获得满意的工作，因此监管者具有向被监管公司表达积极看法、采取积极行动的动机。
卡彭特和莫斯（Carpenter and Moss，2013，以下简称“C&M”）提供了一个“黄金标准”，以评估在给定的情况下，金融俘获是否确实发生过。为了满足黄金标准，以下三条原则必须得到体现：
1.提供一个可废止的公益模式。
2.表明政策远离公众利益，转向行业利益。
3.表明行业追求政策转向的行动和意图，充分有效地促成这一政策转向的可估计部分。
在C&M论证中，“废止”意味着必须显示“公共利益”在哪些方面受到伤害，以维护索赔，从而使读者和研究者将来可以藐视这一说法或以有效的方式评估这一说法。第三条的“行动和意图”不应该与“动机”混淆，因为后者可能不采取任何行动或有作出伤害的意图。例如，制造商通常有降低产品成本的动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特定的安全事故就会发生，但因为制造商会对产品的安全功能作出妥协，所以这也意味着制造商有造成伤害的意图。请注意，在第二条中，“俘获”涉及从公共利益到公司政策的转移；第三条中，应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政策转向因行业的“行动和意图”而实际发生了。在第16章中，提出了一个表，总结了4个符合黄金标准的案例，从而说明金融俘获的确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前，并且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
要探讨上述定义如何适用于金融业，我们不禁要问：金融业与其他垄断行业有什么不同吗？表面上看来，金融行业没有获取垄断租金，因为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金融业开发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实施成本随之降低。在欠发达国家，监管者对金融服务实行价格限制，这是最容易实施的监管路径，因为价格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比性。然而，金融创新所创造的价值在金融机构和它们的客户之间进行分割，因此，金融机构的利润增长，关键在于监管机构是否应该介入。既然金融创新仅仅是创造价值，那么既有的监管应该是充分的，但是如果金融创新也增加了金融机构的风险呢？
有关监管俘获：正如你在这本书中将读到的，在许多危机之前，往往在表面之下，金融行业利用游说者施压迫使管制放松，进而使政策作出倾斜或“监管松弛”，倾向它自己的利益，偏离社会公众利益。只要游说者们在金融业中服务于某一机构而反对另一机构，那么他们的活动就有可能被认为是合法的，因为只要这些机构全部汇集在一起，公众就能享有良好的竞争性行业服务（第一、二条的C&M黄金标准不适用）。然而，游说者的活动符合C&M提出的黄金标准的第一、二条，如果全部汇集，就会远离社会公众的利益偏向金融业的利益，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不道德的，因此是腐败的。（读者不妨听听罗斯·罗伯茨教授与路易吉·津加莱斯教授在经济谈话节目中谈论他的2012年专著，包括对腐败和不道德的俘获的有关看法，见http://www.econtalk.org/archives/2012/07/ zingales_on_cap.html.）当把全部集中到它自身的利益，金融机构的主要目标就只是增加收入和降低成本。在削减的成本项目中，可以看到对借款人的质量控制，以及融资银行的一小部分股权资本；而金融服务价格自始至终观察不到，但银行的风险水平（Admati和Hellwig，2013）却上升了。当宽松的规则为金融机构承担更多的风险铺平了道路，金融危机必然遵循并揭示监管俘获的真实价格，因为最终的结果是，纳税人买单拯救金融巨头，由此可见，金融行业与其他垄断行业没有区别。唯一不同的是，监管俘获的成本被指控是从社会摄取的高于必要的违约风险的形式，如失业、经济增长损失和其他不良影响。
这本书将呈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监管俘获的不同方式。在所有情况下，金融机构的主要动机与监管俘获的紧密集合是由其贪婪或“道德风险”所致。道德风险是一种由于对严重的损失有所应对而愿意承担过多的风险的情况。由于金融机构对经济增长、就业和福利有重要影响，金融业高管们知道政府将被迫拯救最大的、影响经济与金融稳定的金融机构。因此，金融机构有两个激励抵消社会公众对自由市场竞争的兴趣：首先，它们有合并和形成一个寡头垄断行业的动机，因为后者能产生比竞争环境下更高的租金。其次，知道代表公共利益的监管机构将限制这种努力，金融机构有动机更加积极地参与监管俘获，比如，以牺牲社会公众利益为代价让行业受益。假设游说成功，政客和监管者就会纵容金融业而放松监管，金融机构则承担更高的风险；而一旦出现危机，则由纳税人买单。
由于金融危机不常发生，公众往往忘记以往危机的教训。在顺境时，变得过于自信和乐观，这就是放松监管的最佳时机，直到一场新的危机袭来。当它确实发生了，愤怒是一定的，纳税人会采取行动要求政客加强金融监管。因此，金融监管被认为像钟摆一样：危机前放松，危机后收紧。本书最后一章探讨了经济、政治和金融监管之间相互作用的伦理和道德问题。
那么，怎么看待下一次危机呢？最近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迫使许多国家的政府增加了对其他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大型银行、国内外私人的债务。与此同时，在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危机后的金融监管依旧不足。因此，世界上最大的金融系统仍然暴露了高负债与高风险并存的状况，这与监管体系的不完善相匹配。每当全球经济增长率提高时，这些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the Fed)和欧洲央行（ECB）花的大量的钱可能会增加消费和幸福感，但这也可能会引发新一轮资产泡沫，其终将崩溃甚至可能危及金融稳定。鉴于负债国政府应对金融机构崩溃的能力欠缺，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结果很可能比上次危机更为严重。事实上，只要世界金融体系的关键激励机制不改变，与其他方式相比，金融危机就很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
由于金融危机揭示了金融监管俘获的最终成本，而这一成本是可以避免的，因此纳税人应该了解这一成本，并采取行动推动立法者减少这一成本。事实上，本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抛出并引导社会公众讨论这些问题，促进讨论金融业在每个人当前和未来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个知情和受过教育的公众可能在塑造金融监管的范围和避免误导性的争论中发挥重要作用。（Admati and Hellwig (2013,2014)，这是一组优秀的文献，它们谈到误导性的论点，即对银行融资增加部分股权资本。）
补充阅读
［1］Admati, A.R. and Hellwig, M.F. (2013). The BankersNew Clothes: What's Wrong with Banking and VVhat to Do About I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Admati, A.R. and Hellwig, M.F. (2014). The Parade of the Bankers' New Clothes Continues: 28 Flawed Claims Debunked. Rock Center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at Stanfo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143.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 com/abstract=2292229.
［3］Arrow, K.J.(1951) . Social Choice and 1ndividuat Values. New York: Wiley.
［4］Daniel, C. and Moss, D. (eds) (2013). Preventing Regulatory Capture: speciat Interest Influence and How to Limit it. The Tobin Proj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Dal Bo, E. (2006). ‘Regulatory Capture: A Review,’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Policy,22.2,203-225.
［6］Higgins, M. and Osler, C. (1997). ‘Asset Market Hangover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OECDDuring 1984-93,’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3,110-134.
［7］Kaminsky, G. and Reinhart, C. (1996). ‘Banking and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 Models and Evidence.’ Working Paper,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Washington, D.C.
［8］Kaminsky,G.andReinhartC(1999). ‘The Twin Crises: The Causes of Banking andBalance-of-Payments Probl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9,473-500.
［9］Levine, M.E. andPlott, C.R. (1977). ‘Agenda Influ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Virginia Law Review,63,561-604.
［10］McCubbins, M., Noll, R., and Weingast, B. (1987).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s Instruments of Political Control,’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3,2,243-277.
［11］Zingales,1. (2012). A Capitalism for the People: Recapturing the Lost Genius of American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目 录
致 谢
前言：监管俘获
1.泡沫和金融危机是什么？
2.金融体系与金融证券的关键属性
3.商业银行与银行业危机
4.咆哮的二十年代与1929年美国泡沫
5.美国的大萧条
6.美国企业的信心危机：2001—2004
7.互联网泡沫
8.银行操纵股票价格：以色列银行业系统性危机
9.龙舌兰危机及其后遗症
10.日本和“东亚众虎”
11.美国房地产泡沫
12.激励机制、监管俘获和金融崩溃
13.影子银行、投资银行的倒闭和AIG的救援
14.金融监管新政
15.信用危机的全球影响
16.监管俘获和腐败 VS. 诚实和稳健
参考文献
构建系统重要性国家金融评估体系的思考——译者的话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这就要求在金融方面，我们要妥善应对风险挑战，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最近，美国新上任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行政令要求全面重新评估2010年颁布的金融改革法《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针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提出的，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特朗普此举尽管是一种竞选政治的兑现和承诺——放松美国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但是从全球经济看，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这意味着进入经济全面复苏的美国将进入放松政府对金融监管的新一轮周期。如何防范新一轮的“金融监管放松—金融危机或困境—转嫁金融危机”周期的影响呢？
作为“利益攸关者”（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2005年9月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讲话，意在诱导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确保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显然，中美两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互为“利益攸关者”，而从全球系统看，中美两国则互为系统重要性国家。）的中国，应如何在坚持稳中求进的治国理念之下积极应对这一变化，在金融创新与监管之间作出权衡和调整？更为紧迫的是，如何跳出“就金融谈金融”的“框框”，从国际金融关系史的视角，评估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重要性国家——美国及类似发达经济体的国家金融行为及其后果，以维护国家利益。
一、全球金融危机和困境的周期性及其根源
从全球金融危机史看，荷兰郁金香泡沫及其在1637年崩溃是历史记载的第一场金融危机，随后1720年南海泡沫，在1816—1866年间，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这样的危机。从近五十年看，金融体系出现困境或危机已是一种常态。无论国际或某一国家和地区辖内，金融体系中每隔数年就会出现或大或小的困境或危机，可能才是常态，不出问题反而不太可能。（周小川.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与应对［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P494.）通常是从经济、金融因素分析原因，但实际上，更多是伴随政治因素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和困境，并呈现周期性特征，其中利益集团的博弈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政治是经济最集中的体现（列宁语），经济的就是政治的，是对稀缺资源配置的手段，并呈现众多层面，其中较高层面的是国家层面、国际的或超国家层面，其根本是，政治就是“权力结构（体制化）的关系，是一个集团由以受另一个集团控制的（制度）安排”。（安德鲁·海伍德，李智译.政治的常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P60-61.）
从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处置看，其符合金融危机和困境的周期性特征。20世纪70年代发生高通胀及其治理。1980—1990年储贷机构（S&L）问题及其以重组信托公司方式处置。1987年，美国股市发生黑色星期一。1998年的亚洲金融波及俄罗斯、巴西，引发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出现一场小危机。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和财富损失。2002年安然和世通公司丑闻导致证券市场的巨大震动。2007年则是美国次级按揭债券市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动荡。
从应对危机的微观政策改进看美国在经历这些危机之后，相应作出重要的、实质性的政策或机制改进，如1970—1980年高通胀的治理，伴随中央银行运作的改进；经历1987年美国股票市场“黑色星期一”，进一步改进中央银行如何在事后灵活运用流动性管理；1990年初解决美国储贷机构问题时，出台《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FDICIA）》，建立了存款保险公司的早期校正机制和差别保费制度，有效应对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而从应对危机的利益集团博弈看，经历每一次金融危机和困境之后，就会出现对金融监管俘获的利益格局进行重新调整。如在美国，被称为“八大巨头”（几经改革和重组，最后合并为“四大巨头”，下同）的会计师事务所与其审计企业的利益共同体，2002年作为企业“看门犬”的会计师事务所，对94%被发现有会计违规行为的公司出具了清洁报告书，加之对之熟视无睹并拖延多年的国会掌管者、政府官员，所谓“经理、政客和审计师”构成了一个“破坏性的共生关系”。其中，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实际上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八大巨头”操纵着，1979年SEC曾向“八大巨头”发布一项要求放弃咨询项目的命令，但缺乏相应的制裁，未能真正阻止它们。温迪·格拉姆被认为是在美国金融业放松规制上拥有额外“贡献”的前参议员菲·格雷姆的妻子,她被指控在任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期间，帮助安然和其他大公司对商品市场施加影响。在离开CFTC之后,温迪·格拉姆加入安然董事会（见本书“第6章美国企业的信心危机：2001—2004”，P65-82)。这一关联的发现和指控，是与被侵蚀的法规和会计准则、增加金融风险的公众公司是利益共同关系的事实性链条。直到2002年安然和世通公司出现问题，美国总统才发出以加强监管和现行法律实施为要求，而不提任何改革的演讲，但是引发社会公众对审计失望和反对大型公司CEO，美国这才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该法案对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作出大幅修订，在公司治理、会计职业监管、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其中，创建了作为公众利益的守护者——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赋予其可以起诉任何由它们认为违反法律的公司。该法案标志着美国证券法律关系从披露转向实质性管制的转变,其背后利益关系得到调整和转向。
由上述可知，全球金融危机和困境的周期性根源，除了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经济因素，更多表现为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从微观看，上述案例所表现出的“监管者代表企业利益——修改或制定法规——放松监管——出现金融危机和困境”，是金融监管俘获的结果；从宏观看，就要将“监管俘获”放入政治利益博弈关系，出现“议会议员结构利益博弈结果——监管者代表企业利益或公众利益——修改或制定法规——放松或收紧监管——出现或走出金融危机和困境”的周期性规律。
二、金融监管俘获的扩展框架：国家金融评估
纵观全书，除从经济学角度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一般规律，哈姆基达—利维运用卡彭特和莫斯(Carpenter and Moss，2013)所提出的“金融俘获的黄金标准”，对10起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以评估在给定的情况下，金融监管俘获是否确实发生过，即满足“（1）提供一个可废止的公益模式；（2）表明政策远离公众利益,转向行业利益；（3）表明行业追求政策转向的行动和意图,充分有效地促成这一政策转向的可估计的部分”等三条标准，且所有必须得到体现。
若从更长的历史看，将金融监管俘获的黄金标准纳入国际金融关系分析框架，或许可以拓展其框架，因为每次由金融监管俘获、认清危机和抓住改进时机等因素而改变的法律体系，不仅改变美国在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金融体制，也塑造了其他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甚至因此产生的金融危机和困境，也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和特征。而且，美国金融体系及其美元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的经典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这是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时期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的一句“至理名言”，非常直白地道出了美元霸权给世界带来的危害。当时的主要背景是美元脱离金本位而大幅贬值，尽管现今处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世界呈现货币多元化发展格局，但美元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局面依然存在。）所揭示的一种通胀输出和危机转嫁的局面和状况。
历史往往只有回溯，方能进一步看清事情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是读史（包括当事人的回忆录、人物传记等）的重要意义所在。早在1929年应对大萧条，分析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股票市场崩溃的原因，其中，指出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法规、法律和会计准则，以及鲁莽的投资行为和腐败贪婪行为蔓延所造成的。为此，美国参议院听证会通过了三项法案，即防止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之间利益冲突的1934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授予1934年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证券交易法，SEC取代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负责监督交易和为公众提供证券交易；规范公司、会计师和投资银行在证券发行方面的权利义务的1933年证券法。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相对固定的投资体制系统又是如何被打破的？1934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不同方面管制在20世纪90年代遭到解除，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被正式废除，并由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又名《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GLBA)所替代。直接结果是，巨型金融控股公司被允许形成，使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活动相融合。这是由这些大型金融持股公司的权力通过政治上的和侵蚀竞争等方式取得的结果，并且都得到显著增加。通过制定和出台《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金融业的利润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发生监管俘获，并对密集游说、竞选捐款和捐款的政治家问题进行解释。事实上，各种大型金融公司在1997—1998年、1999—2000年分别向民主党和共和党捐赠了约8500万美元、1.5亿美元（见本书“第12章 激励机制、监管俘获和金融崩溃”，P167-168)。这些狭隘的利益、腐败的政客和沉重的游说，给金融产业带来巨大压力。这符合金融业向制定监管(政策)转变的行动和意图，这些满足卡彭特和莫斯的黄金准则。
2008年9—10月，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这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可以理解和考虑是由于废止《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带来监管松懈和监管俘获问题,并归咎于促进影子银行发展的金融政策。作为法律的对策是，2010年7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进行金融改革。其中，建立系统性风险委员会；明确要求解散那些威胁系统稳定的大型公司而建立有规则的法律程序，禁止在执行解散上使用纳税人的钱，解决“太大而不能倒”问题；扩大了联邦储备的责任和权力，授予美联储对所有定义为重要性机构负责任和拥有审查金融稳定的功能；将众多的衍生品资产和商业套期保值服务纳入监管，进一步扩大监管范围；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BCFP)，要求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公众阐述金融产品的条款和条件（见本书“第14章 金融监管新政”，P200-201）。这些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法律上的复活。因此，《多德-弗兰克法案》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
回顾而知，从1934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到1999年《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再到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期间反映美国政治和法律系统在着意打破旧系统，创建了新系统。其中，创造新的法律,最突出的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证券法》，创造了新的机构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同时，美国的金融立法改革进程也影响和塑造了其他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是通过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体系影响和塑造成员国的政策及体制选择。当然，并不排除以经济贸易联盟、军事、经济援助等方式，附加经济金融政策改革建议，给予相应的影响。
1979年至今，与改革开放同步的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是以融入国际体系为目标的，基本上是以这种自大萧条以来国际盛行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模式展开，并加以坚持，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和金融监管组织体系，2003年“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正式形成。1999年，美国、英国和欧盟引领全球金融综合经营改革的趋势，受此影响，中国也于2005年开始以金融控股形式探索综合经营改革，出现中信、光大、平安等跨行业控股多个金融企业的控股集团。为应对金融危机，借鉴美英等发达国家金融立法改革经验和做法，中国进行了一系列金融改革：2008年8月，以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定”方案形式，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征信管理和反洗钱等多项职能，探索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强化了央行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扭转了银行监管分设之后被弱化的局面。2012年，“一行三会”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2015年初步建成存款保险机制，进一步增强了央行金融监管职能。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次发出行政令对《多德-弗兰克法案》作出修改，外电评论：这是其意在以很大程度废除金融危机爆发后建立的监管体系的全面计划的一部分。笔者以为，从政府为金融监管者的角度，这合乎金融监管俘获的前奏，即将达到黄金准则的第一准则。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的这一国家金融行为及其变化，将可能对未来国际金融的发展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这一变化？笔者又以为，应建立系统重要性国家金融评估框架，以应对其变化及其走势。
所谓系统重要性国家（系统重要性国家（Systemically Important Countries，SICs），是2011年11月初，二十国峰会集团（G20)官员考虑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在G20总经济产出（Total Economic Output）中占比超过5%的国家列为“系统重要性”国家。中国是全球25个“系统重要性”国家之一，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巴西等国家也在此列。对这些国家商定每五年至少进行一次强制性的金融系统评估，主要是对系统重要性国家的金融体系总体稳健性和金融体系复杂程度，以及在金融部门商业化改革与监管方面取得的进展，维护金融稳定，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水平，被列入后，将需要在国际相关事务中，负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减免取消相关的优惠、补贴和待遇。
金融评估框架，就是运用卡彭特和莫斯的黄金标准，将以总统等国家最高行政长官作为政府金融监管俘获的对象，并考虑该国政治经济的体系、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力，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历史演变，以及这些对体系内或正融入体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和塑造。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评估。结合上述金融历史回顾和现实动向，需要对金融监管俘获的框架进行扩展，即由“议员或监管人员的俘获——某一项金融政策的影响”，扩展为“金融监管俘获——国家金融俘获——国际金融体系俘获——其他国家金融俘获”路径和框架，具体扩展为“总统、议员或监管人员的俘获——某一项金融核心政策的变革——国家金融体系的变革、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的历史性影响——影响和塑造体系其他国家”框架，分析、评估和预测美国特朗普政府未来金融政策走向及其影响，进而防范掉入“金融监管放松—金融危机或困境—转嫁金融危机”的周期性陷阱。
三、建立国家金融评估体系的设想
目前，国际上有金融机构信用评估和国家信用评级、G20系统重要性国家金融体系评估，它们属于机构性的评估、国家整体的专项评价，其中，系统重要性国家金融体系评估主要是稳健性评估。尽管也有国别研究、系统重要性国家金融体系评估，但对国家金融而言，这些研究和评估往往却缺乏针对性、整体性、综合性，而传统文化对金融体系及其政策的影响，往往是被忽视的。
实际上，金融机构与国家金融并不是一回事。从辩证哲学看，金融机构与国家金融的关系，是一种具体与抽象、简单与复杂、单一与组合的关系。某一国家金融，首先是其由金融机构及监管组织构成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以及其与各种媒体的、政治的、法规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历史的和国际关系的等其他可变的因素相互关联，形成了整个复杂的经济政治的有机体系，即所谓国家金融。其中，金融机构是在市场竞争影响下一组动态而复杂的政治—经济群体，而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相关部门也是一组动态而复杂的政治—经济体。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后者的结构，而前者反过来影响后者。
因此，在当前国际多元化的复杂格局下，构建系统重要性国家金融评估体系，应从这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是系统重要性国家金融的选择与管理。根据对象国家的金融体系代表性及其在国际体系的地位、与中国经济金融关系等因素，加以选定和进行分层次管理。美国、英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自然属于系统重要性国家（地区）金融，而同一区域或发展层次的大国和周边国家如俄罗斯、印度和韩国、越南等，可以根据实际，也可以纳入系统重要性国家（地区）金融的管理范围。
二是系统重要性国家金融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其应对措施、重要人事变更、重要体制变革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传统等，均属于观察和考量的范围，涉及国家金融的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软实力。其中，国家金融软实力的评估，要突出评估文化在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极其深刻的作用，因为文化对于我们选择何种类型的经济体制来追求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具有特别的影响，其中包含若干行为规则。（［美］艾伦·格林斯潘.动荡的世界——风险、人性与未来的前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P181.）从短期看，某一重大事件、重大政府决定等因素对其本国的影响以及对国际和中国的影响，从中长期看，分析这些影响的中间传导机制及其最终结果。为此，应建立相应的评估体系和方法，如对美国的国家金融评估，要考虑其政治文化传统对金融结构的影响，可以运用彭特和莫斯关于金融俘获的黄金标准加以分析，而其对于国际体系的影响，也是分析的重中之重。
三是系统重要性国家金融评估结果应用。这要从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将系统重要性国家金融评估的研究和结果应用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系统，评估结果可以用于大国金融关系管理、金融经济外交、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等领域。（曹军新.中美金融关系研究(1979—2013)［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P33-34.）当然，随着国家金融评估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和标准国际化，国家金融评估报告可以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向世界发布，服务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
当务之急，可以从开展国家金融的某一些专题评估入手，如评估特朗普金融监管新政的走向及其中长期影响。
在此基础上，以大国崛起战略目标为顶层设计思路，从着重构建金融机构软实力及其评估体系入手（曹军新.银行软实力评估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P263-264.），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以更宽泛的视角和思路，探索国家金融软实力评估体系的一般规律，开展自身和其他系统重要性国家金融评估，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金融综合实力支撑提供量化指标体系和国际经济金融政策依据。
曹军新2016年12月于南昌红谷滩莱蒙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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