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芳公司存在了约112年（1776年～1888年）。在这一个多世纪中，兰芳公司与其它华人采矿公司一起，在西加里曼丹打造了一个结构完整的华人社会。由于没有更高一级的政治保护，西加里曼丹的“企业型社会”同时还衍生出了自己的行政、执法，乃至军事机构。有稳定的社群、有固定的领地、有政治属性的管理机构，这一切都使得西加里曼丹的华人采矿公司，已经具备了成为“国家”条件。
由于东西方地缘背景的差异，无论是兰芳还是其它华人公司，本质都不是西方类型的“共和国”。比如其在法律层面所依托的，是洪门那些属于习惯法范畴的帮规。当然，所谓共和国的本质，是认定“国家”是属于全体公民，而非个人的。从这点来说，以洪门“兄弟”式关系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国家形式被称之为“共和国”，也并无不妥。只不过，当时的华人社会还没有这种认知罢了。
尽管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会，已经具备了“国家”各项特征，但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那就是国际认可。每一个世界都有着自己的国际法则，比如想从中华朝贡（贸易）体系中得到好处的话，获得中国皇帝的认证就是必经的程序。就现在的“世界”而言，联合国则在客观上成为了一个国家身份的认证机构。西方支持建立的，从塞尔维亚脱离出来的“科索沃共和国”，以及俄国支持下，从格鲁吉亚脱离而出的“南奥塞梯共和国”，尽管都有些国家予以承认（前者甚至达到100多个），但在联合国五常没有形成共识之前，都还是很难被认定为是正常国家的。
那么在18-19世纪的西加里曼丹，如果当地的华人社团有意组建国家的话，他们客观上又应该取得哪一方的认证呢？向自己的母国寻求保护是一种方法。有观点认为，兰芳公司似乎这样做过，不过并没有结果。以中央之国无意向海外扩张，并视移民为“天朝弃民”的一贯做法来说，无论是否做过这种努力，结果其实都不会有丝毫改变。更大的问题在于，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欧洲人才是这个在这个时代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具体来说，西加里曼丹华人真正要面对的，是已经将南洋群岛视为自己领地的荷兰人。
很不幸，并且完全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荷兰人完全没有把西加里曼丹华人社团，视为平等国家的想法。早在17世纪初，荷兰人就曾经尝试过登陆加里曼丹岛。不过一方面因为当地土著的激烈抵抗，另一方面也由于加里曼丹岛的资源，在南洋几个主要岛屿中实属较低的，因此一直到18世纪末，荷兰人也只是在岛屿南部，传统上属于爪哇岛政治辐射范围的南加里曼丹沿海地区，建立了殖民统治。
加里曼丹岛行政地形图
西加里曼丹马来苏丹们与华人采矿公司之间的矛盾激化，是荷兰人得以渗入的原因之一。这些将华人社团引入自己领地淘金的苏丹，无疑从华人的辛勤劳动中获得了巨大利益。有记录表明，在华人社团开始进入西加里曼丹采矿的18世纪中期，仅三发地区的马来苏丹，每年都能够得到500两黄金作为地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尾大不掉的情况终于出现。越来越多的华人涌入，及对当地经济的控制，使得华人社团开始不满足于承包商的地位，开始谋求独立地位。
以兰芳公司及控制北部矿区的“和顺总公司”（皆为1776年）成立为标志，西加里曼丹的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呈现三族鼎立的态势。身处这片土地的华人采矿公司、马来苏丹国、达雅人部落之间冲突不断。由于华人在经济和组织力上更具优势，且已经聚集了数以万计的人口，局势一直朝着有利于华人的方向发展。
当苏丹们认为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是主要威胁时，他们倾向于引入华人力量，来帮助自己稳定统治；而当华人势力开始做大时，雅加达的荷兰人又反过来，成为了苏丹们制约华人社团的外援。19世纪20年代，荷兰人的军队开始进入西加里曼丹，并在当地苏丹的支持下进驻三发、坤甸地。荷兰人的到来，当然不是出于维护马来苏丹们的利益了。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控制整个西加里曼丹。要做到这点，首先要做的是逼迫是华人采矿公司接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治保护（包括悬挂荷兰国旗）。很显然，这种做法将极大影响华人采矿公司的独立性及利益。
西加里曼丹华人势力分布图（18世纪70年代）
任何一个群体在面对这种境遇时，都会自然分化成两派。总得来说，在荷兰军队登陆并开始向华人采矿公司施压之后，控制北部矿区的和顺总公司，倾向于用军事和外交手段将荷兰人赶出西加里曼丹。除了军事上的抵抗以外，寻求英国人的支持，是其在外交上的策略之一。
与荷兰人在崛起之时，战略性的对标葡萄牙不同的是，大英帝国更多是伴随着对西班牙殖民地的侵夺而崛起的（同时与葡萄牙结盟）。这很大程度与英国的地理位置，以及足以与西班牙抗衡的人口优势有关。从16世纪末起，通过一系列针对西班牙的战争，英国人开始在北美及加勒比地区拓展殖民地。在这片土地上，英国人不仅击败了西班牙，还击败了试图与之全球争霸的法国人，包括也尝试分一杯羹的荷兰人（纽约就是荷兰人开拓的殖民地），成为了整个北美地区的霸主。
然而随着北美殖民地独立意识的增强，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大英帝国在西线的殖民事业遭受了重大打击。在新大陆的殖民事业出现转折之后，英国人开始将重心转向东方。包括印度、东印度群岛，乃至中国的贸易线，成为了大英国帝国再次崛起的希望。虽然早在公元1600年，英国王室便授权组织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负责对印度的贸易，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从政治角度来说，英国的殖民重心此前一直在美洲方向。如果说在北美的扩张，是以移民的形式进行真正的“殖民”的话，那么承包给东印度公司的东方贸易，更多只是一桩生意罢了。
我们可以以美国独立战争为分界线，将此前主要在美洲政治扩张的大英帝国，断代为“大英第一帝国”；此后主要在东方扩张的大英帝国，称之为“大英第二帝国”。以后解读北美地缘结构之时，“大英第一帝国”将会是主角。先行交待这一背景，是因为在英国人开始染指南洋之后，这一地区海外华人的命运，便开始与之紧密捆绑。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国殖民帝国的扩张，东印度公司这种纯粹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企业型社会”，弊端也越来越凸显。在18、19世纪相交之际，最早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公元1799年）。此后荷兰人开始以“荷属东印度”为行政框架，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开拓的殖民地进行政治整合，并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印尼。
由于英国人还要利用商业力量，扩张他们在东方的势力，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延续的时间要长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不过在“大英第二帝国”时期，它的权力开始被逐渐消弱（后面会具体分析）。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大英帝国在马来地区获得的第一个据点，是马来半岛西北部的“槟榔屿”（1786年），此后又在马六甲海峡中、东部拿下了马六甲、新加坡两个点，并组成了用来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海峡殖民地”（1826年）。
英国人的强势渗入，无疑会影响到荷兰人的利益，特别是作为马六甲航线的贸易中心，马六甲城此前一直为荷兰人所直接控制。然而尽管荷兰人最初是通过与葡萄牙的战争，才拿到马六甲的控制权的（1641年），这次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却没有再次引发战争。在审时度势后，英、荷两国选择了在谈判桌前解决问题，随后马六甲城也被荷兰人移交给了英国。
从荷兰人的角度来说，这一决定很好理解，毕竟当时的大英国帝国已是世界最强。换句话说，不管你愿不愿意，都无法阻挡英国人的进入。一定要撕破脸的话，即使英国人不用全面战争的方式攻击荷兰，单是封锁马六甲海峡也将让荷兰商人们付出惨重的代价。同时，作为一条重要航路，马六甲海峡的争夺，并非一场零和游戏。前面我们曾经分析过，精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其实更原意通过控制商品供应地来达到贸易垄断的目的。为此荷兰人在经营南洋群岛之时，将统治中心放在了人口、资源最丰富的爪哇岛（雅加达），如果英国人不是谋求独占马六甲海峡，那么荷兰人的核心利益并不会受损。
反观英国人的态度，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同样可以尝试拿下整个南洋群岛，特别是人口资源最为丰富的爪哇岛。英国人没有选择这样做，更多是从欧洲地缘政治平衡的角度来考虑的。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只有欧洲才是世界的中心，那些海外殖民地只是用来争夺中心控制权的筹码罢了。无论在欧洲还是海外，法国都是英国最大的对手，尤其在英荷条约签订之前，整个欧洲刚刚被“拿破仑帝国”（1803-18015）横扫过。更为让人担忧的是，在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普鲁士王国的崛起，又使得长久以来处在分裂状态的德意志，开始出现统一的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身处法德之间的荷兰（比利时当时归属于荷兰），对英国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就像英国一直在战略上与葡萄牙结盟，以牵扯西班牙一样。即使圆滑的荷兰人在以后的政治博弈中，不明确的支持英国，将之逼向法、德阵营对英国来说也没有好处。
除了考虑到欧洲的地缘政治平衡以外，英国人对整个南洋也没有志在必得的想法。从贸易来说，整个东方最有诱惑力的无异是印度和中国两个超级市场。深耕并垄断印度市场、开拓中国市场，是“大英第二帝国”在19世纪的战略方向。至于后来所发生的事，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了，英国人在印度及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没有哪个殖民帝国能够先后在东、西两线取得如此成就，“日不落帝国”也就此成为了英国的标签。
想要将中国和印度两个市场连接起来，马六甲海峡自然是贸易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但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这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无论是英国还是荷兰，只要能马六甲海峡拥有稳定的据点及势力范围，并且竞争对手尊重这点就可以做到和平共处。基于上述考虑，英国与荷兰最终于1824年签订了“英荷条约”，划分了双方在东方的势力范围及相应的贸易原则。其中事关地缘政治走向的主要有：荷兰将在印度沿岸及马来半岛的据点交给英国，以帮助英国控制印度和马来半岛；英国则不介入新加坡海峡及马六甲海峡主航道以南地区的争夺。即认可廖内群岛及苏门答腊岛属于“荷属东印度”的势力范围。
英荷条约的签订，奠定了今天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边界基础。在这一条约保护下，英、荷两国在马六甲海峡的航行利益都得到了保证，同时共同阻止了第三方势力的介入。至于西方在南洋的最早开拓者——葡萄牙，即使没有英国的介入，他们也只剩下南洋群岛最东部的半个帝汶岛（东帝汶）了。事实上如果不是与英国维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而英国又在南洋与荷兰两分天下的话，荷兰人在19世纪中一鼓作气拿下东帝汶也未可知（1859年荷葡签订条约，正式瓜分帝汶岛）。
顺便说下，如果说葡萄亚在南洋还能够保留一块自留地，只是间接受益于其与英国稳定的地缘政治联盟，那么在大英帝国完全控制南亚次大陆之后，还能在沿海维持果阿、达曼-第乌等“葡属印度”的存在，甚至到印度独立后还试图保留，则完全得益于这层关系了。
在了解上述地缘政治背景后，相信大家对印度、南洋现在的一些行政划分，有了更深的理解。不过，这一切与19世纪南洋华人的命运又有什么关联呢？前面我们说过了，在荷兰人决定军事征服西加里曼丹时，代表主战势力北部“和顺总公司”，试图寻求英国人的帮助，或者说纳入英国的贸易网，以摆脱荷兰人的控制。
然而问题在于，荷兰人之所以在19世纪20年代前后军事登陆西加里曼丹，直接原因就是英国在这一阶段，开始在马六甲及其周边地区布局。这一威胁使得原先一家独大的荷兰，不得不加速控制那些原本被视为鸡肋的地区。英荷双方快速达成和解的消息，对于华人公司来说并不是好事。尽管最初显示的消息，英国人愿意与之进行贸易，甚至曾经派人来岛上考察（19世纪30年代），但基于不引发新矛盾的考虑，英国人还是放弃了介入西加里曼丹事务的想法。
最终在19世纪50年代，荷兰人彻底征服了以和顺总公司为代表的，力图维持独立的华人势力。在整个荷兰人的征服过程中，以兰芳公司为代表的，希望用接受荷兰人统治，交换自治权的华人公司，还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即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组织模式来改造原有架构。也就是说，正是从19世纪20年代起，传统社团性质的华人“公司”，开始与西方意义的“公司”接轨。
将西式商业组织称之为公司的做法，在中国本土的记录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也就是鸦片战争轰开中国大门之后。这一概念的传播者，应该就是已经在南洋接受西方制度改造的部分华人采矿公司。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概念更替的阶段，仍有传统社团以“公司”之名自称。比如1853——1855年在上海起事的天地会式组织——小刀会，对外声称自己为“兴义公司”，就还是传统的社团组织。
兰芳公司所做出的妥协，使其得以存续到到19世纪80年代。然而一如之前在巴达维亚（红溪惨案）的情况一样，荷兰人并不打算把华人，培养成帮助他们统治土著马来族群的政治助手。从荷兰人的角度来说，更愿意让马来苏丹们辅助他们进行政治管理，而让华人施展经济才能，以此来相互牵制。鉴于华人在西加里曼丹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能力，这种选择并不算错误。日后英国人在马来西亚的统治，大体也是遵循这一分而治之的模式。
在得知自己所据有的土地，将被荷兰人划归马来苏丹们管理之后，兰芳公司和其它留在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团，曾经进行过一系列武装反抗。只是这些抵抗，并没有改变具有政治属性的华人社团彻底消失的命运。尽管此后西加里曼丹仍然留有大量华人，并客观上主导着当地经济，但西加里曼丹华人政治的终结，已经再所难免了。
在华人生存空间受到荷兰人挤压之后，一场以此西加里曼丹为起点的新迁徙活动也拉开了序幕。不过那些不愿意接受荷兰人统治的华人，并不用离开已经熟悉了的马来地区。毕竟荷兰人并没有统治整个南洋，甚至还没有拿到全部的婆罗洲。在其它尚未被西方人入侵的马来苏丹那里，包括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内，华人还有希望找到新的机会。至于这场迁徙又对整个马来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