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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纪要 | 新闻的语境和危机:理论与方法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 公众号  ·  · 2017-07-24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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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纪要 -

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业?什么是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业是否面临危机?如果有危机、如何理解这种危机?在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第13期)论文工作坊环节中,潘忠党教授以连珠炮式的提问开启了讨论。通过三次活动的开展,潘忠党教授、陆晔教授带领暑期学校学员在元话语的层面考察了新闻业发生的变迁、不同的行动者如何在言说新闻业正在发生的变迁、其言说又是如何打造和形塑这种变迁,并且探讨了上述研究的意义。本公号特将两位教授的发言要点整理成稿,以飨读者。



一、什么是新闻?


首先,从本体论意义上,如果要谈新闻(news)逻辑上需要预设某种客体;其次,客体是可知的,可被验证的;第三,对可认知的客体的认知,从新闻(news)的生产角度来讲,不是由个人所能独立完成的,它是一个社会的过程,是在社会关系、社会交往中生成的,所以新闻生产是一个社会生产过程、社会交往过程;第四,既然是社会生产社会交往的过程,因此遵循着某种规则规范和程序,那么这些规则规范和程序就包含了某种标准,这些标准就是对什么是事实,如何才能形成大家接受的事实性做出了某些规定。用塔奇曼的话说存在一个“事实性的网络”,这个事实性即事件有没有发生、如何发生、什么时间发生的,造成了什么结果,谁参与了、谁挑起的。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是由某个信息源确定的,而需要有多个信息源相互印证,而且需要新闻生产者这个主体与多个信息源也包括自己(新闻生产的主体),在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所观所听所见得到的判断。所以事实性的判断是建立在社会网络基础上的。这就是新闻(news)和事实之间的关系。


报道是一种呈现。报道不是事实本身,但是报道的事实性是我们可以判断的。这个判断使得我们能够对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做出某种评判,当我们做评判的时候,就是在讲事实性。


二、什么是新闻业?


Journalism,当涉及知识生产的职业或行业时,被翻译成新闻业;针对抽象的概念时候被翻译成新闻学。journalism是一种生产新闻(news)的组织化的社会实践,这种社会实践生产大家共享的知识、信息,我们需要在这些共享的知识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展开我们的公共生活。知识就是指新闻(news),以新闻(news)的形态呈现。英语中的journalism是一种职业的实践,我们用学术的语言表达,添加其他的对于这种职业实践的理论上的解读,就会有社会实践。社会交往中所展开的实践,强调文化意义上的伦理规范规则。


Journalism被翻译成新闻学,这涉及有学术政治的历史,journalism英语中就是journalism studies,即关于新闻的研究。对于新闻业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社会实践生产过程的研究,我们称为journalism studies。journalism studies所建构的话语是一种学术的话语,但是这个学术话语中又蕴含了很多在第一线从事新闻生产工作的新闻生产者,包括接受新闻的受众或者公众对于什么是新闻,谁应当生产新闻、应当如何生产新闻、遵循什么样的逻辑生产新闻、运用什么样标准的判断新闻是否真实、是否客观等这些话语。这些话语又是在公众当中都存在的,因此新闻学所形成的学术话语,是关于话语的话语,因此称之为元话语。



三、什么是话语?


话语是特定主体(个人或组织)在特定社会时空[内、下]关于……以实现界定概念、认定真实、正当化某种选择、决定的不同形态(modalities)言说。话语有特定的社会功能,它帮助我们界定观察的对象是什么、它的真实性如何,我们这种言说它的正当性何在。


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的存在形态是文本。文本有呈现的功能,文本是表意的呈现的系统。文本的两个不同纬度:能指和句法。前者涉及一定的立场、视角、言说情境的选择;后者也会体现一种意识形态、立场和视角。文本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讲话语,同时讲到文本的生产、流通、接受的实践,我们叫话语实践,话语实践是特定形态的社会实践。行动者、实践者一定有实践的场所或者场合,有实践展开的过程,也有实践所得以展开的过程规范(脚本)。


所以新闻生产是一个过程,新闻生产的过程就是话语实践的过程,是文本呈现的部件生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特定社会情境中,遵循特定的规则规范,过程涉及到各种不同的主体,还要有实践所展开的场景,还要有大家所默认的展开的方式。


四、什么是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是一套话语,一种意识形态。是关于新闻生产新闻实践的规范性话语。意识形态是一种规范,它包含职业伦理、生产当中流程、常规的规范。在Carlson的论述系统中,新闻专业主义就是一套元话语。这套元话语是对新闻从业者、规范新闻从业者的主体,接触新闻并认为新闻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重要作用的公众、组织、个人等,他们关于什么是新闻、新闻如何生产、新闻如何应该得以生产、新闻如何流通,新闻的社会功能是什么等等之类言说的总结。所以新闻专业主义本身就是关于话语的话语。新闻专业主义是规范性的话语,规范、约束新闻实践。


讲新闻专业主义是一套话语,一套意识形态的时候,它有些内核,这种内核蕴含着某种普适(普世)的价值、观念。普适的认知意义上讲的原则,即呈现与事实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这个关系建立过程中应该遵循怎样的程序展开,这些程序如何界定所谓的事实性,这些是普遍适用的原则。所以专业主义讲的客观性原则,它是新闻专业主义中的核心价值。新闻是一种呈现,是对可验证的客体的事实的呈现,这种呈现不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非常独特的体验,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社会网络中,确定其事实性的一种呈现。客观性原则的呈现形态会可能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它的内核,即报道与事实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建立的方式,不会是西方或中国所独有的。另一方面,新闻专业主义既然是规范性的话语,那么对什么是新闻、新闻如何生产、新闻应该如何生产,等等这些问题的言说。它(新闻专业主义)就是在特定的情境下发生的、展开的话语实践,有场景之分。



新闻专业主义是不断建构着的职业意识形态、一套话语、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一方面指人们怎么做新闻,涉及生产新闻的主体所做的选择,所遵循规则规范。从结构角度看,规则规范是对新闻生产主体的某种制约;从生产主体角度,就是新闻生产主体主动地遵循,是一种能动性的表现。新闻生产主体的行动实践本身同时具有表达的功能,具有昭示的功能,昭示着他们在展开这样的实践这样行动的时候,他们的选择是什么,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所以实践具有两面性,一面是活动,一面是它本身就是话语,是言说的组成部分。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理想,是一种职业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幸的是它的成型发生于我们常要拿来说事的美国;其次,它发生在大众化纸媒的历史时期,因此和纸质媒体,与工业化组织化生产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样历史语境下,形成的专业主义既是新闻的专业主义,又是整体的社会学关于职业、专业的研究中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又和一个职业如何形成专业,如何被专业化等等紧密勾连,成为职业的专业化构成中一套规范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学研究中,不是所有的职业都被称为专业,专业是有特别特征的职业如:全职的工作、特别的训练、一套知识体系、认证的制度、奖惩的制度、理想的追求,对自己工作主体性要求等等一系列特征。专业主义作为职业意识形态在知识的谱系当中又和职业社会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是它某些不幸的地方,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我们质疑专业主义成为一种几乎无法辩驳的学术立场。例如在中国条件下,职业本身在被解体的过程中,更遑论专业主义;还有些人解读出新闻专业主义对知识生产主体自主性的强调,从中感受到了威胁,因此试图展开某种大批判。


这就使得在当代语境下围绕新闻专业主义这个话题,产生了很大的混淆,这种混淆又和新闻业的危机话语密切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谈新闻业面临的危机本身就是在谈新闻专业主义被消解、如何应该被消解的话语。另一方面,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话题至今仍然是显在的话题,在其他场合被提及,仍然被赋予某种正面的意义和正面的想象。



五、什么是新闻业的危机?是危机还是变迁?


危机是一套话语,对于目前新闻业面临的变化或者挑战的一种话语的描述,它成为一种认知的框架。通过危机这个框架,人们如何在谈论、描述、理解新闻业所面临的变迁、变迁所带来的挑战,以及就此而提出的应对措施。这种危机话语的可信度、可行性就在于新闻业确实有变迁,这种变迁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新闻界所拥有的职业或者专业的控制权、垄断权,面临挑战,新闻组织化生产的边界、甚至什么是新闻(news)的外延,现在都受到挑战,因此构成了所谓的危机。因此这套危机话语可以看成:新闻界知识生产的权威、新闻业运作范畴的外延边界重构的过程。


危机话语的出现本身就说明新闻业面临的着各种变迁和挑战。这种变迁和挑战我们如何表述它,如何理解它?业界和和学界似乎习惯于用危机来表述来呈现,危机话语成为描述理解新闻业面临变迁、挑战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下,新闻业发生的变迁,面临的变迁以及拥有的机会就被遮蔽掉了,这是危机话语的遮蔽性。


Zelizer认为危机话语本身的具有局限性,她提倡我们看到正在发生多元的变迁。如果我们讲新闻业面临着危机,危机这个词,具有某种话语的局限功能,是否可以换做新闻业面临着某种变迁。这些变迁的有以下维度:新闻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新闻业在发生变化、新闻职业、新闻呈现的手段平台在发生变化、新闻采集生产流通的过程、新闻业(journalism)以及它所生产出来的文本(news)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权威在发生变化。如果把变化概括成危机,这是把多个维度的变迁同质化窄化了,同质化到一个传统媒体组织化生产条件下形成的所谓新闻业,以及我们对新闻业固化的理解和想象当中,因此应对变迁,变成了狭窄视域下的维系、修补曾有的组织化的生产模式。


新闻业的变化变迁正在发生。谁在谈论?以什么方式谈论?并且以他们特定的话语(包括危机话语)在谈论?谁又有自命的权威或者正当性来谈论正在发生的变化变迁?


学界、业界以及非新闻界的人士都参与建构着这套元新闻话语。元新闻话语包括新闻业正在发生怎样的变迁、对这种变迁的理解。元新闻话语成为一套不断建构过程中的共享的文化知识,是我们社会共享常识的组成部分,它有特定的功能,能够发挥作用。元新闻话语具有三个解读的过程,或者可以在三个解读的过程发挥作用:第一,界定正在发生的变迁是什么,是危机还是际遇?第二,新闻业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第三,正当化。正当化其实是一种选择,即什么可以归属进来,什么不可以归属进来,归属进来的基础是什么。在元话语层面,有些是应对式的元话语,即发生了何种变化,应对这种变化的方案;另一些是生成式的元话语,即学者试图影响人们对新闻业正在发生的变迁的理解。



六、意义


在元话语层面探讨新闻界的变化,人们如何谈论这些变化,谁在谈论这些变化?通过这种谈论试图达到怎样的目的等等。在元话语层面试图提出并且解答这一系列的问题,归根结底都落实在新的媒介生态条件下,如何建构我们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就是社会生活,一个部落,一个国家,就是安德森意义上讲的共同体。这种社会生活之所以可能,社会生活的质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是否有共享的知识基础。后真相时代提出的挑战就是:共享的知识正遭遇分解,对什么样的事实性的呈现,能够进入共享的知识体系当中,产生了无法调节的分歧,这是后真相时代提出的挑战,这是对公共生活是否能够展开,能否在一种相对和谐、相对理性、相互尊重、共同商议的基础上所展开,提出了挑战


如何建构我们的公共生活?这是一种价值的选择。我们强调的是一种超越阶级与阶层划分的共同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社会公共生活为在高度矛盾冲突的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所共享。这是一种价值选择,这种价值选择与专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规范性、普适性内核有直接关联,强调我们如何理解、建构、实现所谓的事实性。事实是重要的,事实是一切的基础,客观是重要的,客观性是必要的。


客观性的建构是在社会关系、社会交往中发生的,在这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当中,有很重要的一面就是权力关系、权力的行使过程。我们要看到权力的行使过程对于社会关系、事实性的网络扭曲的作用。这是我们在元层面展开分析所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共识是必要的,没有共识,我们社会公共生活无法展开。这个共识如何建构,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新闻业、新闻界面临的变迁本身。关于什么是新闻,谁可以从事或者应当从事新闻工作、新闻工作应该遵循怎样的伦理规范,这套共识正面临挑战。因此我们就要有一个新闻业如何建构什么是新闻,新闻如何生产关于这些问题的共识;更高一层,我们作为一个文化政治共同体成员,我们共同体是否有一个凝聚、联结共同体成员的共识,谁来建构这种共识,通过怎样的过程建构共识。我们在此讨论新闻业所发生的变迁,从元话语层面讨论,涉及两个层次共识之间的勾连。


当前国内语境中对于新闻业发生什么变化,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些变化,新闻界的人士都太多采用了媒体中心的视角。这种视角在中国语境下就成了权力中心视角,因此,对于中国新闻业正在变迁的论述形成了一套所谓治理话语的构成部分,我们在元话语层面把公共生活的维度带进来,就是跳出治理话语的制约。


今天讨论新闻业的变化、讨论对于这些变化谁在言说、以怎样的方式言说,言说的内容是什么,也就是说在元话语的层面考察新闻业发生的这些变化,应当具有相当大的批判性,批判性在于如何从中挖掘出一些话语空间,这种话语空间是给普通人的,给试图在变迁当中获得更多自主性的新闻界的从业者,这个空间是由公共性、客观性等这些最基本的价值理念所构成,这是在在元话语层面形成某种话语建构的对抗性。


Schmidt在讨论制度主义时,引入了话语的制度层面。强调话语层面,人们的观念、认知、评价,还包括人们如何言说,怎样谈论这些观念。英语中的institution可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习俗,或者是在自然历史的语境中自下而上,在民主社会中商议和讨论后形成的正式的制度、认知的规范。中文的制度是国家权力的体现,是国家直接制定的规章制度。


我们讲新闻业发生的变迁,是制度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正在发生,试图研究新闻业、新闻生产过程中变迁的学者们,我们以怎样的身份,奉行怎样的价值理念去参与到制度重建的过程中?这是我们话题的归结点。我们应以经验考察正在发生的变迁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变迁中有哪些提升公共生活的可能性,激发、促进、扩展更加民主的公共生活,以这种态势参与到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过程中。


我们讨论整个中国新闻业面临的变化,对于研究者而言最大的意义在于:表面上看传统媒介在丧失过去的领地,但同时整个社会的公共言说生长出非常多新的可能性,这是研究者的一个很重要的机会,我们通过经验考察,看怎样在能够中国社会,推动更健康文明的公共生活,在今天信息传递方式变化的背景下,其实媒体研究者以什么样的身份和价值立场参与制度的重构,这个场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表达的可能。此外,警惕中国研究中们在关注新闻业问题的时候,经常会不自觉地遮蔽掉公共生活部分,而变成了如何帮助管理者、政策的制定者,占领宣传征地,这种时候,我们作为研究者要有一种自觉,整个元话语的建立,行动者在其中有重要的意义,普通人很难做出伟大的选择,但是可以不去选择一些东西。  

 

本文引用格式: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2017)。《工作坊纪要 | 新闻的语境和危机:理论与方法》。X年X月X日取自“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fudanc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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